一百二十二、文佳兰写《竹石》

采访手记

受访者：文佳兰，首批加拿大来华留学生，加拿大约克大学博士、教授。

向素珍，“加拿大老照片项目组”负责人。

桑宜川，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历史文化学者、作家。

杜天梅，四川师范大学北美校友会副会长。

我感觉到，中国与加拿大之间，有一条跨越大江大洋的友谊之路。说它只是一条小路，也不为过，因为它规模不大，却是温馨的、绵长的、坚韧的。文佳兰一直在拓展这条路；以向素珍为首的“加拿大老照片项目组”组织了令人难忘的展览和“回家”活动，也是在拓展这条路。大江大洋隔不断这条友谊之路。

文佳兰的家在多伦多闹市中一条僻静而精致的小街上，阳光斑驳，鲜花点点，一栋栋小楼，或躲在大树后，或挂满藤蔓，羞羞答答，露出半张面孔。下午三点，我们准时走进了文佳兰的家。从门前花圃到屋后花盆，还有客厅、书房插着瓶花，满眼是花。而容光焕发的佳兰，皮肤白皙的犹太资深美女，就是花中之“花”。

她家的后花园，已摆好了茶点。盛茶点的带双耳的漆盘子，让人看着眼熟。佳兰说：“这是成都漆器，是邓长安教授送给我的。是他的女儿邓眉挑选的，三十多年了。”刚才在客厅里看到的金开泰老师为她画的花鸟画，自然流露出主人的“华西情结”。

我们喝着竹叶青，吃着佳兰的先生亲自做的点心，愉快地聊着。佳兰完全能说中国话，几乎把她所认识的华西的朋友问了个遍。然后，她谈起了写《竹石》的经过。

中国和加拿大媒体对“加拿大老照片项目组”的成绩已经有了大量报道，可谓好评如潮。加拿大政府分别给“加拿大老照片项目组”和文佳兰授予了总督勋章。

总督勋章背后，是沉甸甸的故事。

1973年初冬，加拿大姑娘文佳兰睁着好奇的蓝眼睛，紧贴着大巴车的车窗看着外面，北京的天空一片灰蓝，地下也是一片灰蓝。熙熙攘攘，穿街过巷，全是身穿灰色或蓝色毛式服装的人们。啊，这就是神秘的中国。

大巴车驶向四道口与五道口之间一道高墙严严实实围着的老气横秋的苏式建筑群，这就是为外国人学习中文而创办的北京语言学院。幸运的文佳兰，是1949年以来第一批走进中国国门的加拿大留学生。环顾同学，来自“第三世界”的真不少，也有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的同学，而来自“新大陆”的，只有二十名加拿大人。

校方对留学生有许多“不允许”，重要的两条是不允许与中国同学一起吃饭，更不能到中国同学的住宅去聊天。

她想，学习语言，就需要更多地与中国人接触。那时，四道口处于城乡结合部，大片的庄稼地与一排排民居交错杂陈。中午时分，叽叽喳喳的麻雀闹得人无法休息，文佳兰便到校外去溜达。

她用刚学到的中国话，向杂货店的老板打招呼：“同志们好！”

那时候，英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Comrade，老师教他们，在中国，无论男女老幼，见面均称同志，没错。

“同志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有个年轻人，连比带画，在问：“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她咬字分明地说：“我是加拿大留学生，我从加拿大来。”

啊，加拿大！白求恩那里来的，小杂货店周边的人们，全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加拿大、白求恩——触动了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

首次跟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第二年，纪律有了一点松动，允许留学生跟中国学生在一个食堂吃饭了。但是，“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老师们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文佳兰刻苦学习，大胆开口，由于有的词发音不准，也闹过笑话。一次，她到庙中，见过主持，便问：“你们庙里有几颗花生？”

“几颗花生？”主持大惑，“花生？花生米？花生豆？”

文佳兰意识到把“几个和尚”说成了“几颗花生”，慢慢发出了“和——”的音。主持顿悟：“啊，你问我们有几个和尚，哈哈哈！”文佳兰也笑起来。

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要交毕业论文，学院建议她写写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她觉得材料苍白而单薄，便决定回到加拿大再说。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她读博士期间，了解到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在成都创建华西协合大学的故事。首先是陈志让教授给她提供了大量线索，让她“脑洞大开”，她便决定以“华西医学精英的成长”为题，撰写博士论文。

她认为：“我写医学传教士会比较客观。因为我是犹太人，不信基督教，不会偏袒，也不会歪曲那些医学传教士。”

经调查，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就住在多伦多。“老华西”苏维廉、文忠志、甘如醴、姚守仁等毫无保留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在多伦多联合教会档案馆，收藏有有关华西协合大学的大量资料。佳兰打开了尘封已久的“书库”，获得了大量的素材。

从1986年至1989年，佳兰在成都、乐山、北京、天津、上海、香港、纽约、多伦多会见了四十四位校友，并对遍布中国的八十八名校友进行了问卷调查。1986年和1989年，佳兰两次来到华西坝，主要接待她的是邓长安教授。

邓长安于194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生物系，1947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是中国著名的血液学专家。他记忆力超强，精通英语，引导佳兰走上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旅程。

佳兰还得到杨振华教授的鼎力支持。她说：“杨振华在我工作的早期像一盏明灯指引我制订计划。”

而曹钟梁和曹泽毅，两代校领导指示为佳兰的工作开绿灯，这在国门初开、极左倾向尚存的年代真是难能可贵的。

佳兰还强调：“在成都，我的研究工作和信息评估，得到许多热情、耐心、有学问的教授的帮助，其中包括陈志潜、吴福临、刘正刚、彭淑薏、朱玲以及邱望生和他的学生熊力。”

在有限的篇幅中，佳兰还特别写了华西第一位女博士乐以成在传教士夫人们的保护下完成了学业，赴美留学，将华西的妇产医学推进到全国先进水平的情况。

每次到华西采访后，在返程的飞机上，文佳兰总会情不自禁地流泪，仿佛有流不尽的泪水。十二年心血倾注，研究了八十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资料，《竹石》一书终于完成，1994年正式出版。《竹石》表明：“跨文化的科技传递，就是西方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办学、行医的实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外交融的过程”，华西医学中心是成功的范例。

国际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评论道：“凭借对广泛的政治上相关内容的关注，《竹石》一书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值得注意的光辉。作者带着感情公正地讲述了‘华大’教师及学生的故事。作者的这项研究，对任何有兴趣于现代中国医学史或技术文化传播的人都是极大的贡献。”

令中国读者感到特别亲切的是，佳兰认定的书名——《竹石》。

书的扉页，是刘国武老师手书的郑板桥的诗：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竹石的精神，就是佳兰所认定的“华西精神”。这是百年华西成为中国医学“西天一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