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受够了亡国之苦

流求、小彭分别小心拉牢父母的衣角，来到天津法租界，小住了几日后再乘船到青岛，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那时的济南，听说日军已兵临城下，一片兵荒马乱，从济南开往徐州的火车，每一趟都爆满。流求、小彭是由先上车的刘清扬伯母从窗口硬拖进车的，陈寅恪夫妇也是从车窗爬上车的。幸好天气阴沉，日寇飞机没有来轰炸，但为了给军用列车让路，火车一路走走停停。车上人挤人，前胸贴后背，无茶水供应，上厕所都寸步难移，加上老人咳嗽，婴儿啼哭，闷热的空气污浊到了极点，人人饱尝到难民的滋味。

到了长沙，草草安排好一家后，陈寅恪便到临时大学上课。但是，日寇飞机常来轰炸，长沙也在摇晃。当年11月、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陈寅恪一家不得不离开长沙，经桂林、梧州到香港。

因为唐筼素有心脏病，连续的旅途劳顿，病情加重，更难适应云贵高原的生活。陈寅恪便经越南海防，乘滇越线火车，只身前往云南蒙自，在西南联大文学院授课。

从1938年初开始，唐筼与三个女儿滞留香港。由于物价飞涨，陈寅恪从云南寄到香港的法币，能换成的港币越来越少。为了寻找租金低廉、方便生活的住所，两年之内，唐筼竟六次搬家，最后在九龙太子道一处名叫“洽庐”的出租屋住下。

陈寅恪在逃难之中，最为珍惜的是书籍。他习惯将读书心得、相关资料、对比勘校等内容，批注于书眉及行间空白处，待时机成熟，再整理成论著。1939年暑假，陈寅恪首次回香港探亲之后，从安南往蒙自途中，两只行李箱中的书籍被窃贼用砖头调包，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廿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如此重大打击，无异于夺命断魂！加之到了蒙自又染上疟疾，素来消化功能很差，再加之高原反应，陈寅恪几度被击倒在病床，但他又一次次顽强地挺了过来。

在漫长的迁徙之中，船车之上，灯光昏暗，陈寅恪仍以行李箱作案，手不释卷。眼疾在不知不觉中加重。

1939年初，牛津大学曾聘请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8月间，陈寅恪准备乘法国轮船赴英，“二战”爆发，他不得不推迟一年赴英。1940年7月，陈寅恪由滇返港后，再也没有返回昆明。他在香港再次等待，准备赴英，英国方面却迟迟未将入境许可证和旅费寄来，而返回昆明的滇越线又中断了。这时，经老友许地山周旋，陈寅恪被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每月有三百港币的薪水，由于陈寅恪和美延经常生病，医药费是一大笔支出，家用非常拮据。“洽庐”底层前面是一所私立幼儿园，条件很好，收费很高，美延常在园外眼巴巴地张望，看小朋友们做游戏玩得欢天喜地的，便羡慕不已。妈妈不得不告诉美延：“我们家没有钱交学费，上不了幼儿园。”

1941年12月8日早上，流求准备上学，还未下楼，就听见爆炸声震天动地。原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轰炸了离家很近的启德机场。随即，九龙和香港沦陷了。主要路口被铁丝网阻断，粮食奇缺，红薯皮都成了美味佳肴。

戒严的深夜，“洽庐”的住户们都听见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次日早上听说，离“洽庐”不远处，有一户人家，五个女儿全被日军强暴了。唐筼不由分说，抄起剪刀，一阵咔嚓声中，将流求的头发剪成短短的男童发型，并换上父亲的衬衣，装扮成男孩子。此前，唐筼含泪在一块浅色布上，写上家长及孩子姓名、出生年月日、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的美延罩衫大襟上，为的是，若全家出逃时万一走散，有好心人能将美延收留送还。

回忆当年，陈流求说：“我才十二岁，就已经受够了亡国之苦！”

更危急的是，陈寅恪已被日伪盯上，不断有人上门来游说，日本人欲以高薪聘请他担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陈寅恪均卧床称病，予以拒绝。还有壮汉送来几袋面粉，体弱力单的唐筼，居然能连人带面粉推送出门。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1942年5月4日，一家人混入逃难人群，乘船从香港经澳门逃到湛江，终于回到没有日本军靴践踏的中国土地。在那里，美延记忆最深的是“吃到了半年来的第一顿饱饭”。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动荡的岁月，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凭大脑中丰厚的积累，陈寅恪写下了两部可传之后世的不朽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种族、文化做了详尽研究。《剑桥中国史》在提到他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唐代制度大的观点，远比以往任何观点都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可以想见，写书，只会使左眼近视度数加深，视网膜的病变加速，悲剧一直躲在成功背后，伺机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