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部聘教授”杨佑之

这是从哪里搞到的绝密的档案材料？

在华西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一百岁的文宝瑛伯伯说：“看，这是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亲自签发的‘秘密训令’,严查奸伪分子、华西协合大学经济系教师文宝瑛。哈哈哈……”

当文宝瑛伯伯把“秘密训令”复印件展示给我看时，我也笑了起来。早听父亲说过，文伯当年是成都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第三团的负责人，非常活跃。国民党特务正准备秘密逮捕他时，他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是1941年12月3日。夜深人静时，杨佑之教授把文宝瑛接到自己家中的阁楼上，躲藏了几天，等风声过后，才将他送到安全的地方。

杨佑之是“部聘教授”，谁会想到文宝瑛就藏在他的阁楼上，谁敢轻易到“部聘教授”家来抓人？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部聘教授办法》，实行“部聘教授”制度。由各大学各行各业的教授对本行业投票推选，得票最多者被委任为教育部“部聘教授”。当时全国首批“部聘教授”共三十名。杨佑之，是经济学科，也是四川省唯一的“部聘教授”。

1919年，杨佑之毕业于北京大学商科，是马寅初的嫡传弟子。他先后在北京、保定等地教授高等会计学，深受学生爱戴，声名远播。1936年，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亲赴北平，聘请一批教授入川，杨佑之便带着家人从北平来到成都。一年之后，发生“卢沟桥事变”，由于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四川大学被迫迁至峨眉。杨佑之将家安在县城，上课则在报国寺，每天要步行十余里。无论天晴下雨，他从不会迟到一分一秒。

那年冬天，一夜大雪将峨眉山下铺成银色世界，杨佑之踏着雪，准时来到教室门外。教室空荡荡的，门上挂着锁。学生们想这天天气如此糟糕，杨教授不会来上课，便个个裹紧热被窝睡懒觉。不知是听哪个同学说“杨老师准时来了”才赶紧起来，匆匆赶往教室。

这时，天上飘着细碎雪花，同学们见杨佑之教授在屋檐下冻得不停地跺脚，个个感动得泪眼模糊。

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社会科学家传记，我受命采访杨佑之的弟子。他们谈及此事，仍感动不已。

1938年底，教育部长陈立夫派他的亲信程天放任四川大学校长，朱光潜教授率先拍案怒起，表示坚决反对，杨佑之和其他几十名教授联名表示支持朱光潜。愤怒之中的杨佑之写下一纸辞呈便带着家人返回成都。这是他们家继撤离北平之后，第二次丢弃财产，匆匆离去。

一些有偏见的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在现代经济学方面相当落后，甚至说：“中国还处在‘结绳记事’时代。”从马寅初到杨佑之都认为没必要反驳，只要我们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经济学家、统计师、会计师，造福于社会，管理好国家，不管你偏见不偏见。

1940年，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经济系正式成立，杨佑之任系主任。经济系的成立，填补了中国西部在高等统计学、会计学教育方面的空白。为了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总结教学经验，杨佑之抓紧时间，甚至在跑警报的间隙也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会计学》和《会计学纲要》。这两本书，不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会计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权威性著作。

杨佑之上课不带讲稿，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上讲授主题就开讲，滔滔不绝，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还不时插入典故，不但易懂还使人记得牢。过了半个多世纪，同学们聚在一起，还能准确无误地背下他编的口诀。

当时官场贪腐之风盛行，鱼肉百姓的事屡有发生，杨佑之对此深恶痛绝。1945年，他创办了杨佑之会计事务所，受理民间会计事务，决心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以镇邪气。

他接手的第一大案便是清查成都市自来水公司账目。由于该公司背景复杂，管理混乱，账目一塌糊涂。这不但涉及股东的利益，也涉及广大使用自来水的市民的利益。杨佑之受理此案后，充分运用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学生们一起，将一堆烂账查得一清二楚。其间，杨佑之多次拒绝贿赂，堂堂正正而来，两袖清风而去，为成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最让学生们佩服的是，杨佑之爱学生，就像爱自己的儿女。

杨四孃回忆说：“我们这栋楼，客人真多。闻伯家住外国人，来来往往尽是大师、名教授。何文俊家的客人很多是留学归来的同学。我们家，干儿干女多！湖南籍的流亡学生，认我母亲做干妈，生活上有困难，就跑我家来；有的毕业找不到工作，全家吃住在我家。每年六七月份，我父亲就要写一大摞推荐信，尽量帮助学生求职。沈荫家、曾俊修两名学生被捕之后，他四处奔走，八方求助，终于把他俩从狱中保释出来。又据理力争，让学校恢复了他俩被开除的学籍。

“经济系学生周怀仪的丈夫，学法律的伍柳村被错划为‘极右’,送西昌劳教。周怀仪因患类风湿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三个年幼的儿女生活无助，非常可怜。我父母冒着极大的风险经常去她家，送粮送钱，帮助他们度过了那段漫长难挨的岁月。”

我的父亲对我说：“杨爷爷深受马寅初的影响，从投身五四运动开始，就认定了要坚持真理，追求进步。他的大儿子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投奔延安。后来，他又送二儿子参加了解放军。1949年10月1日，成都还没有解放，我和他趴在阁楼地板上，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感到无比的兴奋。解放后，杨爷爷积极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非常赞赏刘少奇同志关于吸取古代先贤思想精髓，将‘慎独’作为共产党员道德的最高境界的有关论述。他特别强调，学财会、搞经济的人，第一要求就是‘慎独’——不管有没有人监督，哪怕金山银山摆在面前，也绝不能动一丝邪念。‘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多次大讲特讲一个合格的会计，必须做到‘清’‘慎’‘廉’。”

杨佑之教授从教五十年，学生上千名。一百岁的文宝瑛，双手竖起大拇指说：“他是我心中永远崇敬的恩师，什么是泰山、北斗？他就是中国会计学界的泰山、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