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

吕叔湘楼下，是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的住宅和研究所临时工作地点，这里中外宾客不断。后来研究所搬到了广益学舍。

杨正予说：“闻伯不苟言笑，我们都有些怕他。两年之后，闻伯母带着儿子闻广和闻辂来了，两兄弟一口上海话，好玩儿极了。我们的关系一下子就融洽了。”

中国文化研究所聘请的研究员，全都是一流的专家学者。其中有：

韩儒林，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留学比利时、法国、德国，归国后专注于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的研究；

刘朝阳，中国天文史研究的主将和开路先锋；

刘咸，在英国牛津攻读人类学，是中国第一代体质人类学家；

董作宾，发掘并研究殷墟的甲骨学家；

李方桂，留美博士，因深入印第安村落，调查研究印第安一个小支系土语而获得很高声誉，被誉为中国的“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滕固，中国美术史家。

特约研究员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闻宥，字在宥，号野鹤，上海松江人。他国学底蕴深厚，得益于家学，十七岁便崭露诗才，成为名满天下的“南社”成员。他有极高的语言天赋，通晓英语、法语、日语、俄语，之后又研究藏语、彝语、壮语、羌语，还精于金石书画鉴赏，是西南地区铜鼓研究的先驱。

陈寅恪赠闻宥的诗中有“君化无用为有用，我以小巫见大巫”两句，可见他对闻宥学识的赞赏。

抗战初期，闻宥在昆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书，是方叔轩实施“名教授计划”“挖”来的。当时，闻宥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二是要解决薪酬寄往上海的问题。方叔轩慨然允诺。

闻宥主持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岁月，是他学术成果累累的巅峰时期。他发表了《论民族语言系属》《民族语中同义词研究》《羌语比较方法》《摩西象形文之初步研究》《保罗译语考》《评托马斯南语——汉藏边区一种古语》等学术论著百余种，赢得了国际声誉。该所的学术刊物《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论丛》和《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集刊》，被认为是中国同类刊物中最杰出者。为此，他被聘为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通讯院士、联邦德国德意志东方学会会员、土耳其国际东方研究学会会员。

1949年，英国剑桥大学邀请他去东方系任教，其时，国民政府已摇摇欲坠，他预感到自己的学术前景将会如朝霞般灿烂，婉拒了英国人的美意，继续留在华西坝教书。

“要学习好汉语，最好住在中国人家里。”在西方汉学家中间，流传着这样的“经验之谈”。闻宥家最先入住的是石泰安，他后来成为法国研究中国学和藏学的最高权威；接着是英国著名汉学家西门华德的儿子西门华，来华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元曲；住得最久的是德国人傅吾康，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是明清史。

闻辂还记得，傅吾康是个非常有趣的人，遇上雨天，他会穿着裤衩，就着哗哗流下的屋檐水洗澡。水很凉，很刺激吧？他会唱着歌，发出一串串颤音。经闻宥的悉心指导，傅吾康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回到德国便被聘为汉堡大学教授。

1948年，瑞典小伙子马可汗慕名来到了闻宅。

马可汗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学生。马可汗跟他学习了两年汉语，获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他建议马可汗去四川考察方言，于是马可汗来到了成都。

就在天竺园那栋小楼，闻宥给马可汗取名马悦然。

原来，闻宥对于外国人取中国名字有一番研究。马可汗到了中国后，才知道许多中国人不喜欢他的名字，因为“可汗”是对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首领的尊称，对于饱受异族侵略之苦的汉人来说，显然不太顺耳。

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之女李康龄揭开了马悦然取名之谜：

Goran Malmqvist是马教授的瑞典名字，Goran的Go发yu的音，读起来与中文“悦然”音相似。“马悦然”三个字，是著名学者闻宥取的，再次印证了汉学家都有个漂亮的中文名字。

对于年轻的马悦然来说，闻宥是慈祥的父亲、博学的老师和真挚的朋友。闻宥病逝后，马悦然深情回忆起求学的情景：

当时，我既年轻又缺乏经验，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跟我的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顿时感到十分迷茫。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与时任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闻宥教授相遇。他当时的年龄已足以做我的父亲，而从我们友谊一开始，他的确像父亲一样引导着我沿着艰难的学术研究之路前进。我一直非常感激他，是他耐心的指导和智慧的启迪，激发了我对四川方言语音系统的兴趣。我感到极为荣幸的是，我的第一篇研究方言学问题的论文发表在闻宥教授主编的Studia Serica上。

他的博学、他在诗词方面的造诣以及他那种引导朋友和学生领略学术研究之美的能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在研究汉代画像砖上展露的才华和他对宋词极富创见的阐释不仅缘于他的潜心研究，更是对学术真正热爱、倾心奉献的产物。正是这位老朋友的引领，我才真正领略到中国古汉语音韵和古典诗歌之美。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闻宥调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授，他的邻居是冰心和吴文藻一家。1957年之后，闻宥在文史界销声匿迹二十二年。

值得大写一笔的是，闻宥听闻中印两国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争执时，想起曾在成都的古旧书摊上花一个银圆购得的一本印度出版的英文地图。地图上的中印边界线完全按中国方面认可的走向绘制，根本没有“麦克马洪线”。闻宥将这宝贵的地图交给院领导，院领导立即转送外交部。周恩来总理与印方谈判时，出示的西藏地图正是闻宥所献。

如今，一块汉白玉牌“成都市历史建筑——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旧址”已挂在原天竺园那栋小楼上。马悦然给闻宥拍的那张照片，已成经典，广为流传。杨四孃说：“闻伯的业绩是湮没不了的。研究陈寅恪，会读到他的十几通信札；参观川大博物馆，会看到他收购的价值极高的明清瓷器和字画。还有马悦然，说起恩师闻宥便有倾吐不尽的感情。而且他的学术著作，是一座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1985年9月，闻宥在病重时，曾赠弟子韩秋白诗一首：

来时还是去时天，欲道来时已惘然。

只有松江桥下水，无情长送去来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