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八、学术杂志和学会

采访手记

受访者：彭邦本，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历史学会副会长。

易艾迪，成恩元的儿子，巴蜀书社编审。

周蜀蓉，四川大学博物馆研究员。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被誉为“中国西南第一博物馆”。1952年，院系调整，该馆的专家教授和全部馆藏，移交给四川大学。

彭邦木教授多次与我谈及华西协合大学人文学科在当时中国的重要地位；熟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史料的周蜀蓉为我提供了她的著述；成恩元教授之子，发小易艾迪陪同我走进四川大学博物馆，一边参观一边讲莫尔思、戴谦和、葛维汉、林名均、郑德坤、冯汉骥等中外学者的故事。

华西在人文学科上的贡献也很值得一书。故有了此章。

2003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公布之后，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哦，原来还有如此丰富的宝藏！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于1922年，一直延续到1950年。其会刊于1922年创刊，至1946年暂时停刊，其间共出版了十六期二十册，刊载论文三百三十九篇，作者有一百四十余位，所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是用英文写的。主要为有关中国西南地区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宗教学、地理学等方面的论著，包括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曾见到过的资料。

历史的浓雾散开，华西协合大学校史中的重量级人物一一在杂志中露面，抗战时期云集华西坝的最负盛名的中国学者也不断亮相。他们带着各自的学术成果，“以文相聚”，形成了绵延不断、令人景仰的群峰。如今，翻开冷藏了半个世纪的杂志，纵览全貌，对学会的性质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中国现代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专业性的国际学术机构。

细读杂志上的文章，一行行英文引路，让整理者看到了先贤探索的脚步。

更让人吃惊的是，论文所展现的许多“现象”，比如，多篇论文提及藏区的“大脖子病”，“川苗”传唱的七百多首民歌等，上千年形成的“现象”竟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突有感悟：

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是历史。

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影印本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全套。让人惊叹：细阅杂志，追思先贤，难望其项背啊！

边疆研究学会是一个组织严格、门槛很高的国际学术机构。入会必须由老会员向学会的大会提出动议，经其他会员附议，再请申请人用英语做一次学术报告，执委会通过，并交纳了会费才能成为正式会员。学会的前期，似乎是洋专家的精英俱乐部。进入抗战时期，五大学内迁，中国的学术泰斗云集华西坝，边疆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

加入该会的中国学者有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藏学家李安宅，藏族妇女研究专家于式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开创我国两栖类动物学研究的刘承钊，国际著名病理学家、解剖学家侯宝璋，获美国“视觉与眼科研究会”特殊贡献奖的陈耀真，著名地理学家、海洋学家刘恩兰，世界冬青研究权威胡秀英，中国防治疟疾第一人张奎，中国生物化学奠基人蓝天鹤，龙山文化发现者、考古学家吴金鼎，“四川考古学之父”郑德坤，人类学家冯汉骥，东方语言权威、古代铜鼓研究第一人闻宥，受李约瑟盛赞的植物学家、杜鹃花研究权威方文培，将化学分析运用于华西陶瓷鉴定的化学家高毓灵，近代教育家、学者杨少荃，藏学家、人类学家蒋旨昂，近代教育家、华西第三任校长方叔轩，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林耀华等。

中国学者的加入，使学会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选出的十名会长中有五名是中国学者，他们是方叔轩、侯宝璋、李安宅、刘承钊、蓝天鹤。

学者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努力做第一流的学问，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李哲士是一名优秀的妇产科医师，在华西服务了三十多年。他加入了学会，参加了科学考察。他在考察日记中写道：“最热切的渴望是在那些神秘的高山峡谷中找出或发现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为此，他长途跋涉，不畏艰险，“多日来，一直吃着单调的食物——玉米饼，晚上总是熬夜，忙着将采集的植物放在点着火的耐火材料上烘干压平制成标本”。他的论文《川藏边界药用植物研究》让后人看到，20世纪20年代，在几乎无人涉及植物分类时，他是怎样开创华西植物分类学之先河的。

叶长青和他的助手顾福安，都在打箭炉生活了三十多年，前者六十四岁，后者五十九岁，均死于打箭炉，埋骨异乡。

早在1903年，叶长青在成都、眉州遥望贡嘎雪峰时，就认定这是一座藏东的极高峰，后来到了海拔5000米的营官寨时，猜测它的海拔高度为10000米以上，超过了珠峰。他的目测虽然有误，但他对贡嘎山的探险、考察以及描绘是珍贵的早期的地理学资料。

1939年7月，莫尔思率领夏季考察团，试图对贡嘎山进行科学测量。他们翻山越岭，终于到达打箭炉南面的贡嘎山区，却遭遇罕见的夏季暴风雪。原本阳光灿烂的天空突然间黑云乱翻，山风怒号，大雪狂飘。戴谦和被困山上，莫尔思被挡在山下，谁也动弹不得。戴谦和等人只能蜷缩在帐篷里祈祷风雪快过去。没料到，恶劣的雨雪数日不停。幸亏熟知地形与气候的顾福安看到老天爷大变脸，将新鲜草莓酱和烤饼用罐子装好，冒险给山上受困的戴谦和一行人送去，让他们得以熬过十天，终于死里逃生。

有关中国学者，故事更多。就说说李安宅和于式玉夫妇吧。

李安宅，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于式玉是一对学者夫妇。李安宅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深造，1938年，应顾颉刚之邀，赴甘、青交界的拉布罗藏区进行社会调查，住拉卜楞寺三年，取名索南多木吉，生活藏化，师从旦爵窝撒尔大师。他用英文写下二十万字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成就得到国内外权威的公认。

李安宅曾于1941-1947年间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在1944-1945年间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长，举办了多场藏学讲座深入探讨藏族文化现象。

北平沦陷后，于式玉拒绝了日伪为她安排的北平文理学院院长之职，曾勇敢闯入日军准备大开杀戒的村庄向日军喊话，救了一村人的性命。后来，随丈夫李安宅赴藏区，取名央金拉毛，兴办了第一所女子小学。1990年，出版了《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她是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姐姐，陈云说“她是一个世界上难得的好人”。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前辈们，涉猎的学科很广，给后世留下了一大批田野调查资料和研究论著。以现代眼光来看，部分材料可能显得陈旧、过时，甚至有谬误，结论可能也有偏颇，但是它们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表现在：有的学者在某些领域的论述，虽说只是开了个头，但填补了空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巨变，当时记录下来的资料有着珍贵的原始性，可供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

博物馆二楼环形廊道上展示着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老照片，戴谦和馆长始终在冲着我们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