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总督赞助天足会

启尔德一生的重要著作《治病救人》，记录了医学传教士在成都艰难创业的史实。书的封面，竟然是一个大清帝国官员的头像。这个官员就是四川总督锡良。可见启尔德夫妇对锡良的好感与尊重。

1903年，锡良接见了启希贤和四川天足会的请愿代表，对启尔德启希贤夫妇大加赞扬。了解到医学传教士入川后的种种困难，锡良慷慨解囊，捐赠两千大洋。这是大清帝国正二品高官的重要表态，也是启尔德随前辈赫斐秋入川十年以来获得的最大的奖励。

锡良下令各州府县将“劝禁男人吸烟妇女缠足”的告示贴遍城镇街道、水陆码头。启希贤多年努力发展的天足会会员空前活跃，各州府县也纷纷酝酿成立天足会。

曾经感到孤军奋战的启希贤，得到了“天佑神助”。

锡良认为，他的前任岑春煊写的《不缠脚官话浅说》，是很不错的文告，应当大量翻印，传播。没想到，他的想法与启希贤不谋而合，而且竟能在短期内实现了！

原来，1897年由赫斐秋创办，后由文焕章经营的一个基督教印书馆——加拿大监理会印书馆，实际上是中国西部第一家现代印刷厂。该厂的效益一直不错，为了进一步扩大业务，恰好在锡良上任后，由乐山搬迁到了成都，落户四圣祠街。马达轰隆一响，印机一飞转，岑春煊的《不缠脚官话浅说》很快就印了五万册，迅速向全川散发。

由于得到了锡良的支持，四川天足会在文殊院召开了放足大会。相比两年前在乐山召开的第一届全省年会规模更大。

据乐山女作家徐杉分析，天足运动在全川尚未形成气候时，启希贤选乐山作为突破口，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

一是乐山为水陆要冲，流动人口多，官宦之气相对弱化，即使有反对派说三道四，也不至于“死磕”；二是乐山商业繁荣，风气更为开放；三是乐山的兼容性较强，儒释道三教自古以来就和谐相处。

还有一点不说自明：乐山是启尔德夫妇开拓现代医学的处女地，人脉关系好，选乐山定会“旗开得胜”。

应启希贤的邀请，中华天足总会会长立德夫人从上海来到乐山。她的讲话如银针扎准穴位，针对性很强——从缠足造成的肢体残缺，体弱多病的母亲如何影响到后代的健康，直击传宗接代这一中国人关注的核心问题。她的讲话，由启希贤为她翻译成标准的四川话，入情入理，听起来亲切自然，完全征服了听众。

这次在成都文殊院召开的四川天足会放足大会，更是盛况空前。

这天是四月初八，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香火很旺的川西第一丛林香客盈门，人声鼎沸。本来就不宽的小街，突然挤来了许多轿子和车子，坐轿乘车的是一百多名官宦眷属和女孩子，个个衣着鲜亮，环佩叮当，简直是成都的“丽人行”。

四川天足会会长启希贤主持了这场别开生面的放足大会。

就像钦差大臣亮出了尚方宝剑，立德夫人又一次展开折扇，亮出了李中堂大人的墨宝，赢得一阵喝彩。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一百多名妇女和女童，当众脱下小鞋子，放开裹脚布，穿上事先准备好的塞了棉花的大鞋子，一个个站立起来，迈出了放足后充满自信的第一步。

一阵阵欢笑声和鼓掌声，在古庙老街回荡。

成都的放足大会刮起了一股龙卷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各州府县，不少地方纷纷效仿，办放足会。《万国公报》发表了立德夫人的文章《成都天足会近状》，将四川天足会的成绩公诸天下。该报还赞扬了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中国明理之大员”，为天足运动“首先之助力”。

启希贤并没有丝毫懈怠。她深知，大脚女难嫁人是问题的核心。参照各省天足会的做法，在她的建言下，教会规定不允许教徒娶缠足之女，更不允许教徒给其女缠足，所有会员必须为他们的儿子寻找团体内同道者的女儿为妻，这样就自然地解决了在会员中推广天足的过程中最麻烦的事情。

接着，在护士和护工招聘、女子学校招生等方面，医院和学校明确表示只招收天足女子。而且，只有天足女子才能得到助学金。正如启希贤所预料的那样，几年后，当一批接一批的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走向社会，有了令人羡慕的职业时，那蹒跚而行的小脚女人就不再是中国男人追逐的对象了！

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使全中国中最重要之一半人化为废物”的缠足时代终于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