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仁济”精神永存人间

1907年，在启尔德鼎力支持下，由传教士余安主持建成了位于成都市四圣祠北街12号的四层楼的医院。建筑物高二十五米，建筑面积四千平方米，采用砖石结构，厚重、大气、精美。明亮的大玻璃窗、宽阔的走廊、油漆一新的木地板以及转角处的装饰、檐下的菱形花纹都透出浓郁的欧式建筑风格。医院分外科、内科、花柳科，拥有一百五十张床位，护理、检验配套设施齐备，被称为“仁济男医院”。

这是20世纪初成都的一座地标建筑，更是屹立在老式平房海洋中的一座拯救生命的岛屿。

新楼建成，六年之后才投入使用。启尔德认为，一座设备不齐、人员不整的医院，绝不是他想要的。宁缺毋滥。他花了六年时间，从西方国家购置设备、仪器，还通过各种渠道“招兵买马”，招聘医生，培养护理人员。几年之中，他随身携带着一大沓医院的照片：看，这就是我们的医院！这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最漂亮的医院。

用中国的说法：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1913年1月30日，仁济男医院新楼正式启用。一时间，鼓乐齐鸣，鞭炮震天，四川军政官员、社会名流、外国公使、红十字会代表等均到场祝贺，围观的民众更是人山人海。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面对新楼均喜笑颜开，表示欢迎。医院命名为“四川红十字会福音医院”。

从1892年启尔德、何忠义和史蒂文森在成都开办诊所式医院算起，二十一年过去了，经血汗浇灌、生命抗争，现代西方医学终于在古老的中国西部落地生根。

基督教的慈善机构——仁济医院，最早创办于1844年的上海。“仁济”二字容易理解，简约好记，内涵丰富。一部《论语》，“仁”字出现了一百多次。有人将孔子思想概括为“仁学”，天下归“仁”是孔子的崇高理想。“济”是救济、接济、帮助之意。将“仁爱济民”熔铸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医院的职责——治病救人，实施人道主义。

1912年，启希贤创办的仁济女医院迁至惜字宫南街。

据统计，仅1910年，男女医院门诊量就达六千三百人次。除了来自本地的病人，还有来自大邑、郫县、资中的病人。对于贫苦大众，医院治病不收分文。两医院都设有粥棚，供病人免费食用，对那些远道而来没钱回家的人，还提供资助和干粮。而对住高档病房的富人，则收住院费每天一个半银圆。这样“削峰填谷”，既维持了医院的经营，也周济了穷人。

继成都之后，全川先后创办了十一座仁济医院。

1950年初，仁济医院由军管会接管，曾更名为川西第二医院，1952年又更名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2012年，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隆重纪念建院一百二十周年。回望百年仁济，真是功勋卓著。

其一，在启尔德领导下，外科谢道坚、牙科林则、泌尿科胡祖遗、内科杨济灵等著名教授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大量病人，并培养了一批中国医生和护理人员，让古老的成都与现代医学文明接轨，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其二，“仁济”是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孵化器”。“华西”的各科室，在“仁济”时只是雏形，比如牙医，在仁济医院仅占一间房子，仅有一名医生林则，并入华西后迅速扩张，成为亚洲最出色的口腔医学院之一。

其三，成都“仁济”这棵招凤引凰的梧桐树，不仅引来了外国著名专家，也引来了戚寿南、董秉奇、程玉麟、杨家良、吴英恺、翁之龙、龙曼莉、曾子耀等中国医学界的顶级专家，创造了辉煌业绩。

就说翁之龙吧，这位两代帝师翁同龢的后裔，留德博士，曾任同济大学校长、重庆中央大学校长，是中外著名的教育家。他德艺双馨，长期与脓疮、疥癣、溃疡、梅毒等打交道，却视病人如亲人，从来不怕脏和臭，由于眼睛高度近视，为看清患处，常常俯下身贴近病人皮肤。病人说，翁教授不是在看病，而是在“闻病”。

但令所有老人都感到痛心的是，修建于1907年的仁济医院大楼，在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聊以自慰的是虽然“仁济”大楼消失了，“仁济”精神却还在。一组以启尔德、启希贤、林则、翁之龙为主体的青铜雕像，栩栩如生地屹立在四圣祠北街14号医院新门诊大楼之前。

面对雕像群，耳畔响起百年来的枪声、炮声、风声、雨声……

这是辛亥革命炮火中，启尔德戴好手套，目光专注而镇定，正在给负伤的战士以极大的安慰：“放心吧，马上给你做手术。”

这是一汉子身背奶娃，推着鸡公车，风尘仆仆把病妇送来；手握听诊器的启希贤，正满面春风地迎向贫病的一家人。

这是中华口腔医学的鼻祖林则，正在给一个穿短褂的苦力补牙。

这是皮肤医学泰斗翁之龙，正在给一位邮递员医治腿上的老疮。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是以青铜传承历史的民族。当“仁济”精神熔入青铜，它就不可能湮灭。

“仁济”精神，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