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先救鸦片烟鬼（1）

采访手记

受访人：鲍勃·基尔伯恩，启尔德的孙子。

黄玛丽，启尔德的外孙女。

马小驹，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医学史专家。

不久前，得到鲍勃·基尔伯恩病逝的消息，回忆这两三年间几次见到鲍勃，他身体越来越虚弱，明显感到时间流逝的速度之快。同时，获悉成都市要将四圣祠街区作为历史文化街区来打造。现在的成都市二医院，将要恢复启尔德创办时取的名——仁济医院，马小驹副院长说起此事，异常兴奋。

无论是鲍勃，还是黄玛丽，说到祖辈的故事，如数家珍。

启尔德留下的《治病救人》，诠释着他贯穿一生的“仁济精神”。

“仁济精神”注入青铜，成为雕塑群像，这是历史真实的再现。

“成都教案”爆发不久就平息了。当年年底，启尔德夫妇回到了成都。

在四圣祠街，启尔德耗费了三年心血，还搭上了前妻珍妮一条命，好不容易创建的福音医院，却只留下了废墟、瓦砾、焦土、断墙！

如果另择新址重建，一来可避免睹物思人，以免勾起噩梦般的回忆；二来这里本是出租房，要扩大规模，修复不如新建。

痛苦之中，启尔德坚持原址重建。他认定，要在此最伤心最倒霉之地，树立中国西部现代医学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在陕西街，美国医学博士甘来德也开始重建毁于“成都教案”的存仁医院。

1896年，启尔德在四圣祠街原址重建了福音医院，规模扩大到二十五张床位，且只收男性病人，成都老百姓称之为四圣祠男医院。与此同时，启希贤在附近的新巷子修建了女子医院，只收女病人，后来，这所医院迁至惜字宫南街，定名为“仁济女医院”，设有妇科、产科、小儿科，有七十张床位。

经历了“成都教案”之后，启尔德变得更沉稳。

启尔德认为：医学传教士要医治个体的中国病人，更要医治这个国家的沉疴。

春天，川西平原风光如画。急忙出诊的启尔德，还未来得及欣赏桃红李白，眼前的五颜六色就让他怔住了——这是好大一片罂粟花的海洋。如此大规模地种植罂粟花，压缩了谷物生产，使粮价飞涨，又埋下了饥荒的种子。根据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官员谢立山调查，当时四川省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产粮第一大省，如今成了鸦片生产第一大省——年产鸦片二十万担，销往外省十八万担。政府三令五申禁烟，为什么制止不住？

据启尔德统计，从三峡纤夫到朝廷高官，有接近一半的中国成年男人、近三成的中国女人吸食鸦片烟。

四川省内大小城市的街道上，都有鸦片烟馆。成都就有烟馆五百多家，重庆有烟馆八百多家。这些烟馆通常是普通的店铺，门向着大街，一张又旧又脏的布帘挂在敞开的门上。布帘一掀，会看见中间通道的两旁有两排床，一直排到房间尽头。地面是泥地，下雨时又溜又滑，天晴时尘土飞扬。所谓的床就是在简易的木架子上铺着谷草，用草席覆盖其上。“营业室”在通道的一端，放着一排排烟枪、烟灯、烟杯等吸烟工具。服务员站在柜台后边，随时准备好为烟客服务。

走在街上，经常能看见烟瘾发作时口角流涎、在地上乱滚的“瘾君子”，他们仿佛被魔鬼附体，嗷嗷乱叫，只要腰包里还有钱，爬进烟馆，吸上几口，即刻还原成人。

一个个勤劳精壮的汉子，染上烟瘾就会变得蓬头垢面、衣衫不整、脸颊焦黄、目光散乱。为了吸烟，可以谎话连篇、八方借贷、休妻卖子、倾家荡产。即使是富豪乡绅，也架不住烟枪突突地烧，良田上千顷，豪宅一大片，随着“极乐”的烟雾飘散，很快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大清帝国变成如同毒瘾缠身的破落子弟，清醒时还想着自救。官办加民办，戒毒所开始在各地兴办，而最有成效的还是教会创办的戒毒所。

启尔德的医院向戒毒者敞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