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历史“随意”埋下伏笔

1911年10月29日，辛亥革命之火烧到山西。阎锡山率领新军千名，冲进巡抚衙门，杀了拒不投降的巡抚陆钟琦。在一片混乱中，阎锡山被推举为都督。此后三十八年，山西姓“阎”。外省人叫他“阎老西”，实际上是手握军政大权的“山西王”。“阎老西”与云南的蔡锷、四川的尹昌衡同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见识过“东洋”，深知日本的“先进”都是从欧美师父那里学来的，其眼界不同于冥顽守旧的大清官员。“阎老西”治下的山西省，曾是中国的“模范省”。对兴办洋学堂，“阎老西”也是积极支持的。

1936年初秋，一个被父亲亲切地叫作“随意”的女孩子，从山西孝义东乡农村，考入了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汾阳铭义中学。这在方圆数十里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铭义中学为“随意”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有采光充足、窗明几净的大教室，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生物标本室，有图书馆、大操场、大礼堂，还有供暖气的宿舍以及能吃白面的两餐，加上衣着整洁、彬彬有礼的中外教师——对于从贫穷农村来的孩子，简直可以说过上了天堂般的好日子。

第一天住进学校，“随意”就失眠了。后来，她在八十岁写的回忆录《随意》一书中诗意地写道：

我看见窗外有月光，就爬上窗台，坐在窗沿上，背靠着墙，双手抱着膝盖发呆。月光下，簇簇花木泛着幽幽的银光，阵阵凉风袭来，风中飘着淡淡的花香，很是惬意。但我心里也有些紧张，一是黑暗中害怕有鬼爬上来，二是怕自己万一睡着了会掉下去。我虽然才离家，但此刻真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感觉……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彻夜未眠，一直在窗台上坐到天亮。

接着，是快乐而严谨的学校生活。

她记得，初上英语课，大个子美国老师听不懂地方话“二不愣”闹出的笑话；她记得，参加童子军，跋山涉水，学习做野炊、救护伤员的实用技术，在后来的革命征途中派上了用场；她还记得，第一次走进西医产科医院，看到外籍医护人员一身雪白的衣服，有条不紊地为产妇和婴儿服务。那些婴儿，洗得干干净净，红红的脸蛋，头戴白色软帽，睡在白色的襁褓里，实在可爱极了……

铭义中学的学习，影响了“随意”一生。她在回忆录《随意》中写道：

来到汾阳铭义中学上学，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也是我第一次打开眼界，看到外面的世界。加之日后我在这所学校学到的知识和受到的良好教育与锻炼，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由于抗战爆发，铭义和铭贤两所名校合并，南迁至四川金堂。1938年，十七岁的“随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从此投身革命。“随意”，就是马俊之。

经四十年风雨历练，1978年，马俊之被任命为四川医学院院长。1985年，四川医学院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恢复了“华西”的名号。各个高校都在做校史的编纂工作。摆在马俊之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是，如何书写从1910年以来的这一部校史？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来了。他坦诚地与华西校史编写组的老同志谈自己的看法：我们过去所面对的英、法、美、日等各国政府，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恃强凌弱，压榨中国；而传教士们带着宗教情怀，来中国办教育办医院，像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等，为中国带来了现代医学，为中国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摆事实，写史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为了证明概念而歪曲事实。历史终究会露出真相。你们要学习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客观、公允、秉笔直书，写出来的校史，要经得起检验。

马俊之对于钱部长的谈话心领神会。她组织了编写组，特别邀请了精通英语的谢桐教授，查阅了大量资料、档案，反复核对，力求准确。1990年，一部较为客观、公正的《华西医科大学校史》，终于完成了。

比如，有关大学的筹建，固然有加拿大、美国、英国教会协同办学的积极性，更是中国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华西医科大学校史》写道：

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一方面维新变法失败后又兴起了革命。“废科举，兴学校”是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必然要求……大学的筹建，曾得到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许可和支持。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需要出发，又欢迎外国学者来华办学介绍科学技术，这正是华西协合大学能够创办的一些重要历史因素。

这样写，就把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办大学，历届政府与地方官员支持办大学，五个差会有办学积极性客观、准确地陈述清楚了。

一直以来，人们都误以为对于“教会办的大学”教会有无边的权力。其实，早在1926年，在“收回教育权”的爱国热潮中，五个差会就开始让步，从教育大纲到管理层面，均开始中国化。

“中国化”有三条硬指标：一是中国人当校长，校名冠以“私立”；二是按教育部颁发的大纲行课；三是信不信教由学生自愿选择。1933年9月23日，四川省教育厅转来中华民国教育部“准予立案”的消息，华西协合大学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成为教育部管辖的私立大学，而以中国人为主的校务委员会握有实权。

这部《华西医科大学校史》，对毕启、苏道璞、启尔德、林则等建校的重要人物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历史，就这样“随意”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