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赫斐秋晋见李鸿章

沿长江顺流而下，简直像坐滑梯一样快速而刺激。

1895年夏天，“成都教案”引发的动荡平息了。站在甲板上的赫斐秋并没有胜利者的得意。清廷如何赔偿教会的损失？天主教、基督教的各个差会都提出了索赔清单。在赫斐秋看来，有的教堂完全夸大了损失，目的是尽可能地让清廷多赔些银两。

在上海，赫斐秋换乘了海轮，日夜兼程，一路北上。7月的海上，炎阳喷火，海风灼热，许多乘客都站在甲板上，指指点点。看，船头左舷方向，就是刘公岛！

北洋水师余部在此覆亡。那时，日军已将刘公岛团团围住，丁汝昌将军拒绝了日本伊东祐亨的诱降，选择了自杀殉国。

船过刘公岛，在汽笛的悲鸣声中，甲板上的中国人个个表情痛苦，有的还流下热泪。

赫斐秋想起了何忠义私下说的话：“这个老大帝国，远看像一根参天巨柱，表面光鲜油亮，气势不凡，走近仔细一瞧，早已裂了缝，而且被虫蛀空了。只要一场风暴，一点外力，它就会轰然垮掉。”

应该说，这一场大海战尚未开打，胜负早已确定。大清帝国，输得太惨了！

船泊大沽，天津在望。比照二十五年前的“天津教案”，“成都教案”完全是“天津教案”的翻版！

“天津教案”起因于“传教士迷拐幼童，用来取眼挖心做药引”的谣言。愤怒的民众将望海楼大教堂包围。冲突中，直接导致二十名外国人死亡——其中法国人十三名、俄国人三名、比利时人两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一名。

这是清末最重大的教案。清廷不得不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处理。

一边是发誓复仇，炮口已对准中国大门的气势汹汹的列强，一边是认定洋教士取眼挖心而怒不可遏的千万国民，曾国藩深知“开战”肯定是下下之策。他立下遗嘱，亲赴天津，力求一个“和”字。

在一片乱哄哄的呼叫声中，数百“证人”举着状纸，拦轿喊冤。曾国藩不为所动，厉色问道：“哪一位亲眼见过洋教士取眼挖心？你、你、你，还是你，何时、何地亲眼见洋教士取眼挖心？”

跪了一地的上百号“证人”，没有一个亲眼所见之人。

曾国藩完全弄明白了“天津教案”是怎样发生的。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力辩外国无挖眼剖心等事”。

“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处死为首杀人的二十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白银，并由崇厚率使团至法国道歉。

结果一出，朝野大哗，坚信传教士取眼挖心的人比比皆是。有人将高悬于京师湖广会馆的曾国藩题匾拔落烧毁，一代名臣之声誉，竟毁于“天津教案”!

那不是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的时代。在闭关自守、迷信盛行的国度，哪有科学的立锥之地？

面对海河，京城在望。想起大清昏官满朝廷，罕有的明白人曾国藩早已溘然长逝，赫斐秋不禁一声长叹！

完全出乎意料，经朋友搭桥，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李中堂大人亲自出面接见赫斐秋。

刚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替慈禧担着千古骂名的李鸿章，精瘦老迈，白髯飘飘，按西方礼节，跟赫斐秋握手为礼。

赫斐秋感到那一双手冰凉而无力，不禁心生悲悯。

李中堂眼皮已松弛，一双极其疲惫却又强睁着的三角眼，颇有礼貌地注视着赫斐秋，表示他一直在细细倾听。讲到“成都教案”的过程，李中堂只说了一句：“为首的作恶者肯定要给予严惩。”

分歧是很明显的。李中堂对罗马教廷深为不满，赫斐秋的解释也显得缺少说服力。谈到赔偿，双方意见一致。李中堂表示：“这不是赔，是把损失的东西从坏人手中夺回来。”

谈话使双方变得亲切，李中堂让赫斐秋坐得更近一些，让赫斐秋给他看看脸上的枪伤。原来，这就是李中堂接见赫斐秋的另一个重要目的。

四个月之前，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伤左脸，血染官袍，当场昏倒在地。所幸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但全世界舆论大哗，日本立刻陷于被动。李中堂挨这一枪，使日本将索赔的银两从三亿两减少为二亿两。

李中堂害怕伤口里的铅会引起感染。赫斐秋仔细看过后，认为伤口愈合较好，没有感染，请中堂大人放心。

接着，李中堂请赫斐秋去他家赴宴，并请他欣赏慈禧太后赏赐的那些令人惊叹的财宝。

那天晚宴，赫斐秋兴致很高。他看到李中堂左眼下的伤疤，因兴奋而隐隐发红。由此想到，在这儒、释、道三教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如何传播福音呢？直截了当地发展教徒，收效甚微。在卫生状况糟糕、流行病猖獗、婴儿死亡率极高、当时人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的中国，从平民百姓到统治阶层，亟须现代医院；在文盲充斥、积习深重、闭关自守的中国，亟须现代教育。

坚持从医学和教育入手，待取得了中国民众的信任之后，才有可能放手去传播福音。这就是赫斐秋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