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早产儿”——福音医院

自从踏上成都的土地，赫斐秋就忙得不可开交。

他终于在玉器店密集的玉沙街租赁到一栋由砖块和砂浆砌成的房子，墙面洁白，窗户很大，通风采光均好。由于传说此院子“闹鬼”，当地人很忌讳，所以一直空置下来。经过石碳酸肥皂一番清洗之后，它不仅成为三家人的住所，还安置了一个礼拜堂、一个临时诊所。

入住之前，6月24日，赫斐秋开了一间阅览室，墙上挂着成都教会团队活动的日程表，桌子上堆满了宣传材料。图书管理员说，当天就有上千人挤进了阅览室，非常热闹。

但是，在阅览室开放的第二个星期日，举办礼拜仪式时，除了五个华人雇员、一名图书管理员和一个邻居的小男孩，没有更多的人参加。那名图书管理员，因为笃信佛教而对传教士的宣教表情漠然，让赫斐秋大失所望。

7月初，赫斐秋去上海接他的妻子和女儿。

而启尔德为了从失去妻子的沉重打击中挺过来，便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他选定了四圣祠街的民房，将其改造成诊所，还在旁边砌了一间药房，起名“福音医院”。

这应当是西医入川的起点。福音医院后来发展成为仁济医院，仁济医院又成为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孵化器”。百年之后，华西医学中心所属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成为中国医学的“西天一柱”。

事实证明，福音医院是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首先，医生与患者语言无法沟通，交流非常困难；其次，除了少量的教徒来看病，诊所一直冷冷清清。加之民众对西医一无所知，存在着很严重的畏惧心理，以致有些孩子经过医院门口想看看稀奇，都会被父母凶巴巴地拉走。父母们脑袋里装满了各种谣传，担心娃娃会被洋人挖眼睛。

启尔德什么办法都想过了，甚至花钱请更夫在打更时喊完“各家各户，小心火烛”之后再喊几嗓子：

各家各户，注意听到！

洋人诊所，都在说好！

免费看病，分文不要！

四圣祠街，要去请早！

夜深人静，每当听到“梆——梆——梆”的更声和更夫的吆喝声从漆黑的小街深巷传来，启尔德不由得阵阵心寒。他从一更数到三更，指望经更夫召唤，明天多来几个病人。

对于古老的成都来说，洋人洋诊所的出现，仅仅是死水微澜。因为当时中国这个大酱缸，实在是深不见底，难以搅动。

洋人诊所开业三个月之后，不得不暂时关门歇业。

启尔德和他的同事在油灯下恶补中文，还请了老师教他们说四川话，进步非常明显。他还从他的姓Kilborn中得到灵感，给自己起了个意味深长的中文名字：启尔德。

依赫斐秋的主意，启尔德雇请了三位私塾先生，请他们每人带二十名学生，组成一个学校。上午由私塾先生教孔孟、读圣谕；下午让洋人教数学、地理，然后趁机讲一些《圣经》故事。

那时，西学之风已从清廷无法关严的门缝中吹进来。张之洞、李鸿章等重臣都在反思：为什么年轻如孩童的西方列强会轻而易举地打败老大帝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正在酝酿之中，与上层官僚多次打过交道的赫斐秋已敏锐地察觉，除了医学，教育也是传教士打开局面的突破口。

洋人诊所也开始在成都有了好的口碑。

一位因白内障而双目失明的老人，骨瘦如柴，一袭长衫如挂在晾衣架上飘荡。他一只手用一根长竹棍探路，另一只手敲着带铃的小钹，当当当地响着，摸索着找到了福音医院。史蒂文森干净利落地给他做了白内障剥离术，几天之后，为他拆开了纱布。

老人眨眨眼睛，居然看见了自己的手。他喊道：“我看到了，看到了！”他让医生退后几步，笑容可掬的洋医生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重见光明的老人，在茶馆里大谈西医的神奇，吸引了众多的茶客。此后，他积极参加教会活动，成了洋人诊所的义务宣传员。

几天后，一顶八抬大轿来到医院门口。差人气喘吁吁地说，某官太太生命垂危！轿夫们一路小跑，把启尔德抬到官邸。

启尔德要求见病人，却被婉拒。因为“男女授受不亲”，一个陌生男人走进女人卧室是不合礼仪的，况且还是个外国男人。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由启尔德问一句，通过仆人转达女主人，再由女主人回答。有些复杂又敏感的问题，通过仆人反复问也没有弄清楚，甚至越问越让人糊涂，急得启尔德只好耸耸肩头，把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医生连病人都没有见到，让我怎么做诊断，怎么开处方？启尔德只得坐轿子返回福音医院。

第二天，大轿又来了，他们不容分说地再次抬走了启尔德。

到了官邸，才发现异样——为了让洋医生看到病人，墙上开了一个洞。官太太被人扶起，通过墙洞与启尔德见面了。

测量了血压、脉搏，看清了舌苔、喉头，特别是扁桃体明显的炎症，影响了进食。多日发烧、不进食，当然身体虚弱到极点了。

经启尔德的诊治，这位官太太很快痊愈。

这件事对所有医学传教士都是寓意深刻的一课：对于西方医学，中国传统是一堵顽固的墙，但只要有耐心，墙上就会出现洞，最终墙是会被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