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一条黄金般的中国古训。

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先驱，给中国西部的绝非“滴水之恩”。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他们在相对闭塞的中国西部，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让文明之风劲吹。

他们来时是清末民初，街巷肮脏，垃圾乱扔，鼠窜蝇飞，卫生状况极其糟糕。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痢疾、肺病、麻风、黑热病等轮番发威，一次霍乱就让成百上千人丧命。当时很多国人对现代医学持完全抵制的态度，对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更是充满猜忌。

他们用一次次治病救人的行为站住脚跟，稳步前进。

比如，启尔德有效的治疗，让一个个形同鬼魅的鸦片烟鬼彻底告别烟枪，挺起胸膛活出了人样。启希贤被选为四川天足会会长，到处宣传不缠足的好处。多次举行的大规模的放足活动，由成都遍及全省，使“天足运动”深入偏僻乡村，解救了许多夜夜哭喊的小女孩，让残酷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成为历史。

一些成都市民，第一次使用牙刷，第一次种牛痘，第一次吞下西药片剂，第一次接受外科手术，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活动的细菌，第一次晓得心脏与血液循环……

更让人信服的是启希贤的妇女儿童医院，采用新法接生，使婴儿死亡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回看旧法接生：拿一块竹篾片割断脐带，抓一把香灰抹在伤口，婴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

还有外科、内科、口腔科，全面展现了现代医学的强大优势。

四川的老百姓开始对他们说：“谢谢，谢谢。”以后越来越多地说：“谢谢，谢谢！”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抗战爆发，华西坝先后接纳了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等内迁大学，被称“五大学时期”，师资力量堪称“中国一流”。除了原有的外籍教师，生物医学界有戚寿南、侯宝璋、陈志潜、董秉奇、刘承钊、汤腾汉等，文史学界有陈寅恪、钱穆、顾颉刚、吴宓、徐中舒、吕叔湘、蒙文通、闻宥、缪钺等，还有来自西方的学者，如英国的李约瑟、法国的石泰安等。真是大师云集，群星璀璨。

那时候，徐悲鸿大师还在女生院门外徘徊，等着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廖静文；经济学家吴敬琏还在华西后坝上初中；著名作家韩素音还在小天竺街的进益助产士学校学护理；而加拿大驻中国第二任大使苏约翰还在读小学；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还在上幼儿园，跟后来的著名建筑师单明婉一起玩捉迷藏。

“比战争胜利者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绝不能因战争而被切断。”这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观点，也是华西协合大学教授罗忠恕的观点。琅琅读书声，回应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华西坝，延续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这是百年校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如今，华西坝上的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中外驰名。华西医院，在全国一流医院中的排名，总是数一数二。

百年老校，丰厚的文化积淀是华西学子的精神财富。

岁月如风，白求恩的众多校友和老乡——他们绝大多数是医学传教士、学者，以及美国、英国的同行们，将心血慷慨地浇灌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生命，如同北美洲秋天火红的枫叶，永远闪耀在华西坝。

谨以《枫落华西坝》这本书，报答他们的似海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