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与《桃花扇》（4）

剧中特意描写了史可法的忠节。此剧表扬史可法，几与李香君相等。史可法是本剧的主要角色之一。他的忠诚谋国在《阻奸》《誓师》《沉江》诸出中写出。史可法死守扬州为明末历史上一件大事。城破后，扬州遭屠杀惨剧。有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此。

左良玉，不完全是一个正面人物。他的移兵东向，是为逃避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力量，清君侧仅托辞而已。《桃花扇》所写，稍有庇护。

黄得功，性格鲁莽，也有其忠勇的一方面。《争位》一出写四镇各不相服，内斗，非常有力、真实。《劫宝》一出，写弘光被劫，不堪之至。

反面人物以阮大铖为主。虽然在历史上弘光朝政治的腐朽以马士英负首要责任，但在剧中所特写的反面人物是阮大铖，马士英尚是陪衬者。剧作刻画此类卑鄙无耻、献媚逢迎、贪图名位、无事不可为、用毒辣的手段对付好人的阴狠人物，极其成功。阮大铖也有文才，是戏曲家，《桃花扇》刻画出他的丑恶本质，成为一个反面的典型人物。第四出《侦戏》，他出场时有一段自白，说自己“词章才子、科第名家”，“可恨身家念重，势利情多；偶投客、魏之门，便入儿孙之列。那时权飞烈焰，用着他当道豺狼；今日势败寒灰，剩下俺枯林鸮鸟。人人唾骂，处处击攻”。于是他又想拉拢君子党：“倘遇正人君子，怜而收之，也还不失为改过之鬼。”“若是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呵！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桃花扇》的说白是非常精练的。这段开场白，描写他的性格，写奸臣心事，曲折阴狠，极为深刻。全剧开始，《哄丁》一出就写他的狼狈状况，在孔庙里丁祭时被复社人士轰出。吴应箕骂他：“魏家干，又是客家干，一处处儿字难免。同气崔、田，同气崔、田，热兄弟粪争尝，痈同吮。东林里丢飞箭，西厂里牵长线，怎掩旁人眼。”众人打他，把胡须都采落了。《闹榭》一出写他为避人，夜半游秦淮，遇到复社会文，歇了笙歌，灭了灯火，悄然逃走。《阻奸》一出写他如何夜里奔走史可法处，想将拥戴功挟：“须将奇货归吾手，莫把新功让别人。”《迎驾》一出写他因为是废员，没有冠带，只有屈身做个赍表官。以后他依附马士英，一朝得志，便搜捕名流。《逮社》写他公报私仇，捉拿吴应箕、陈贞慧、侯朝宗：“哦！原来就是你们三位，今日都来认认下官。”这是先写其丑态百出，后写其心肠狠毒。左良玉兵到，马士英恐慌，他出主意，命江北三镇移防去堵截。马问：“倘若北兵渡河，叫谁迎敌？”他说：“北兵一到，还要迎敌么？”并说“只有两法”，一是跑，一是跪下去投降。马士英随即同意，说：“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全剧通过《哄丁》《侦戏》《闹榭》《阻奸》《迎驾》《逮社》《拜坛》诸出，特写其性格之各个方面。

马士英也是进士出身，原任凤阳督抚。他是一个自私自利争权夺位的人。《迎驾》一出中的两句道白刻画了他的内心：“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果然他凭着拥立福王之功升为内阁大学士。而北兵一到，只会逃跑投降。此辈比之秦桧还差得远，原是一无用处的人。

复社文人与马、阮的斗争，乃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历史的继承。马、阮迎立福王，福王由崧之父常洵为万历帝之宠儿，崔、魏之屏障，极荒淫无耻。剧写南明文臣马、阮之无耻，树立奸党。武将高、黄、二刘四镇之鲁莽、内讧，暴露现实情况。

《桃花扇》的人物性格都很突出，主要通过情节宾白来表现。即如弘光帝同大臣们打十番，逃到黄得功营中说：“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只寥寥数笔，就写出了他的荒淫昏庸。

剧写史可法沉江，同史实略不合，此乃避免与清兵冲突，且更可使其形象完整。

《桃花扇》以《入道》一出为正文的结束。侯李定情，正值大变乱的时代，之后各自遭受苦难，彼此同情，心心相印。到了道观里重逢，经张道士说道点醒：“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当头棒喝，他们都悟道修真。以此为结，不落俗套，是高超处。而孔尚任之友顾彩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当场团圆，以快观者之目。尚任对此假意恭维，其实颇为不满。如果团圆收场，侯李二人的性格不完整，与整个剧本的主题思想不调和。此剧本应是一部历史悲剧，不宜以喜剧收结。

《余韵》一出，亦极佳。以樵夫渔父慷慨悲歌、怀旧吊古作结。

《桃花扇》在思想性、艺术性上有高出《长生殿》处，完成时亦传布剧坛，但不怎么流行于剧坛。大概因为：

（1）它的遗民思想。追悼崇祯皇帝，标扬史可法等，于清朝统治阶级不利。对改朝换代时逢迎新朝的知识阶层有所讽刺，不合乎粉饰太平之作的要求。

（2）曲律不如《长生殿》，曲谱不是做得很好，因而只有少数几出为人所乐唱。

《桃花扇》的特点是曲文减少，而颇重说白及动作，实是戏剧发展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