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文学之创新与复古（6）

（3）来择：字无择，为皇甫持正弟子，存文无多。其弟子为孙樵，字可之，著有《与友人论文书》《与贾希逸书》《与王霖秀才书》。韩文四传至孙樵而衰，盖已逮晚唐时期，时代风气已变故也。

（4）处韩柳之师友间者四人——① 李观，字元宾，李华从子，《新唐书》二〇二本传。韩尝为撰墓志，早死，成就小。② 李汉，字南纪，《旧唐书》二七本传，为退之同年进士，以兄子妻之，成就不大。③ 张籍，字文昌，《新唐书》一七〇本传，当时声名极大，然成就在新乐府。④ 沈亚之：字下贤，吴兴人，事见《唐才子传》，文有《送韩静略序》《答学文僧请益书》。与张文昌同隶元白旗帜下，后世多重其传奇之作，当时韩有《圬者王承福传》，柳有《种树郭槖驼传》，香山作《长恨歌》，陈鸿作《长恨传》，介乎其间者，即沈亚之传奇作也。

（5）樊宗师：字绍述，河中宝鼎人，《新唐书》一五九附《樊泽传》。所作有《绛守居园池记》，文曰：“绛即东雍，为守理所，禀参实沉兮，气蓄两河润，有陶唐冀，遗风余思，晋韩魏之相剥剖，世说总其土田土人，令无硗杂扰，宜得地形胜，泻水施法，岂新田又丛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兴废，人因得附为奢俭，为守政致平理与，益侈心耗物害时与。”此为极怪之文字，古人罕有能解之者。清人孙之为之作注，其文故意不用通行之文法，如不标点，句法皆极成问题，而退之为作墓志，极称道之，亦专好险怪之同嗜者也。

（6）权德舆：字载之，为韩门中较守旧者，文颇典重，掌制诰。

（7）李德裕：字文饶，有《穷愁志》中之文章论，为古文家而有理论者之最后一人。其家三世不准置《文选》，可见壁垒之森严，为唐代古文家之殿军。

附：晚唐文作者

（1）令狐楚：字悫士，为走初盛唐制诰之路。

（2）皮日休与陆龟蒙：二人不应称古文家，乃写笔记式的散文，皮著《皮子文薮》，陆有《天随子》。

（3）三十六体：温庭筠、李商隐、段成式均排行十六，同工四六文，故名“三十六体”。

（4）陆贽：字敬舆，撰有《宣公奏议》，为骈文不甚华丽，将个人政治主张全入文章之内，为经济之大文字，德宗之平内乱，人多归功于《宣公奏议》。盖其情韵深厚，足以动人，故章学诚氏谓：“有唐可读者凡三部：于典章有《通典》，于史学有《史通》，于文章有《宣公奏议》。”信然。

白居易、元微之及其新乐府

（一）中唐诗风之易辙

盛唐诗自下看为中、晚唐诗之泉源，自上看为南北朝初唐诗之总汇，盛唐诸公各有独到之处，至大历十才子为强弩之末，乃不能不有所变，其变凡三路可循：（1）. 复古派：如元结《二风诗》《补乐府》，顾况《上古之什》等。《二风诗》为学《诗经》者，《补乐府》乃学汉乐府风格，工部“三吏”“三别”、《兵车行》即学此派。顾《上古之什》为全学《诗经》者，此风自宋下迄明代一系不断，时有拟作。（2）. 险怪派：重要者凡三人，即卢仝、李贺、马异是也。三人同学楚辞意境，故意迷离其词，富于辞藻，其中以李才气最大，似《九歌》《九辩》，卢、马则似《天问》，均不肯着实，不写现实生活，各骋其想象以相高。退之即属此派，然不能概其全。（3）. 琐细派：有李益、司空曙、夏侯审、孟郊、贾岛诸人。此派愈作而愈琐细，愈不关大体矣。唯昌黎能包三派之长而自成风格，此所以为大家。其《元和圣德诗》、《月蚀诗效玉川子》、《游城南诗》十六首为三派作风之突出表现，其独到之造诣，则见于《秋怀诗》《县斋有怀》《寄张籍》诸作。《秋怀诗》效陈子昂而用盛唐笔调，虽工部亦无此风格，影响宋人最大，盖已打破盛唐氛围，有散文之文法与气势，大为王荆公所推重。此派人亦无具体之理论。

（二）白居易与元稹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绅四人可列为一派，而以李之行辈较晚。四人共同努力于接近民间，而各人道路不同，如元、白找民间材料而以民间流行七言体写之，刘则自湘、桂诸地采“竹枝”而作诗。元、白理论，在白氏《与元九书》中，此为唐代诗歌理论之重要文献。前此虽有诗论，然多琐碎而无系统，其根本理论为：诗歌当有为而作，当为时代而歌唱。自二人同年登第后，即相约共同发扬此目的，至于终身而不懈，具有一贯之主张，此新乐府之所由产生也。似此以理论指导创作实践写作方法，诚前此大家所未有也。白成《新乐府》五十首，元亦以同样题材与形式写之。前此数年，乐天先发表其《长恨歌》，盛行一时，晚年悔之，后二年为拾遗，乃开始《新乐府》写作。此类诗篇为史诗性质，乃按实境描写，少写理想，技巧之进步较《长恨歌》未远，但描写现实则为内容之一大跃进，而唐代当时之社会背景遂因此而得较真实详细之记载。元白诗当时广播四宇，高丽、日本靡不有之。二人作风特点是理论与作风并重，且为有计划之写作也。

张、李亦有意走元白之路，然成就不及元白，殆为素养与天资所限耳。李有白之柔和而力不及，张笔虽刚而不开阔，故可传者少。刘禹锡根本不作新乐府，而自作《竹枝》，白亦尝效之，然卒不及。

此派趋向民间，无异走上复古之路，然绝不取险怪而集琐细派之大成，其成就凡四点：① 长篇诗，如《长恨歌》《连昌宫词》《琵琶行》《江南遇天宝叟》等。初唐七古多抒情作，至盛唐唯工部、嘉州、太白能之，然数量不多，元白可谓极其盛矣，影响后世之弹词。② 新乐府，此对古乐府和唐乐府而言，古乐府不能更动其调名，唐乐府为唐所新创调名，非诗名而为乐名，元白之乐府则由诗中取题，不守乐府规律，其弊在使后世作曲家忘却乐府诗之与音乐有关。③ 成数诗，即同时作若干首，一直连下，前此之成数诗乃陆续作成，集而题之，与元白所作不同，如白之《有乌二十章》，元之《有酒十章》，开晚唐、北宋极坏风气，以此为消遣斗胜之工具，注重技巧之花样，而内容不复问矣，晚唐诗人皮陆二家，即其代表。④ 小诗，如白之《昼卧》《夜坐》《村居》《晚寒》，元之《桐花》《雉媒》《苦雨》《说剑》，此由琐细派而来，然已有进步，盖琐细派之作意境，对象极小，而元白之作乃加入个人想象，其中即加入画景，为偶然兴到之作，篇幅似词而意境似小品文，离画近而离音乐远矣。

附：元白以后、杜李之前一段时间中之作者

（1）李德裕：为回忆派之代表。

（2）徐凝：自琐细派来，缺乏气象，盛唐诗可爱在此。

（3）施肩吾：在求清新，其弊在欠典重。以上三人均不成家。

（4）姚合：有志于诗，刻意学杜，诗之数量较多，工力亦盛，然诗题材为多方面，失之枯干不润。

此数人诗多，当时亦负盛名，然不能成派。此期间诗人共同毛病在缺乏感兴。唐诗人中重感兴者，唯陈子昂、杜子美、李太白三家。三家不作诗时似空空而无所思，一遇刺激，即援笔直书，不稍等待，故老杜尝称“清新”二字。而此期中之作者作诗，皆为回忆之作，自无清新可言，沉淀后捞回之物，其力固不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