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1）

2011年秋天，我第一次去到河南腹地。

整个地区笼罩在雾霾中，经过开封的时候，我只能影绰地看见包丞相府的标牌，其余一切隐没在晦暗中。出京时就是雾霾天气，但这里的浓重依旧是我没有想到的。

来到兰考县城，最显眼的是焦裕禄陵园和广场，但我不是为了追慕模范来到这里。一个叫袁厉害的本地女人收养了几十名弃婴，收养的地方叫“花园”，外人看来是垃圾堆。前一段时间按要求搬进楼房后，却发生了火灾，烧死了大部分弃儿。

我在车站街尽头的旅馆住了下来，往袁厉害和孩子们的花园走。这是一条尘土中的大街，每隔不远的距离就有一堆垃圾，似乎来自一个打烊后放弃清扫的市场。雾霾掺和了某种本地的成分，变为了橙色。

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花园里的孩子们活得像垃圾。因为这里的生活无处不在垃圾之中。

垃圾箱完全被堆覆在身上的垃圾堆吞没了，完全失去了理论上的集纳功能，但人们仍旧不停地把垃圾抛向它的依稀位置。有些清晨，这些扔向它的垃圾中会包含一具小小尸体，他们是在花园或者别的地方死去后被抛弃的婴儿，因为当地医院背后的一条河岸上已经埋满了计划生育中处理的弃婴，没有地方容纳外来户了。隔河的乱葬岗坟土也不容擅动。

有时候花园帮忙的大爷只好骑着三轮车，把孩子带到更远的袁家田地里去埋葬，挖一个深些的坑，把包裹的婴儿放下去，像埋一个整齐的布娃娃。来年春天，埋葬处会长出比别处浓烈青郁的麦苗。

我去到这片麦地里，没有麦苗和孩子埋葬的痕迹，只有暮秋裸露的地皮，像是从来没有开垦和生长过有活气的东西。附近的乱葬岗，杂乱的坟墓掩蔽在稀疏的松林里，有些只留下一个陷坑，让人担心失足，有的露着腐朽的黑色木料，不敢凑近去看。只有乌鸦远远近近地飞落，似乎是为这些敞开的坑口诱惑。

出事的楼房夹杂在一大片毫无差别的砖混三层居民自建房里，巷道狭窄，巷口附近拉着警戒线。绕过警戒线可以看到被熏黑的背面墙壁，让人想到十几个从这里逝去的弱小生命，其中有不少白头、兔唇、先天性心脏病和脑瘫儿，脑瘫儿的结局往往是被放弃。不停有弃儿从隐秘的巷道来到花园，又从花园分流去向垃圾桶，幸运一些的是在田地和乱葬岗。花园和这片楼房的丛林里没有一朵花，一株植被，整座县城看起来没有一丝绿色，只有橙色的雾霾和垃圾，夹杂着包裹真相的传言。

主人公袁厉害躺在病房里，太阳穴上贴着膏药，间歇地念叨着“我的娇儿啊”，这个当地方言中的词句，和现实的间距似乎太远，在这里没有什么是娇弱的、贵重的。即使是陪在身边的两个半大孩子，受到她些许的偏心宠爱，当初也是因为白化病和兔唇被弃街头，在花园中活下来，像报道说的“命若垃圾”。

尽管焦裕禄广场领袖的题词散发着镀金的光泽，公交车上本地人一对外来者开口就是这个名字，我却只记住了这个县城的雾霾，它掺杂了别的成分，是橙色的。

近年中我走过很多这样的县城。它们往往像那条通向花园的街道，隐没在记忆和世事的雾霭中。

在移民新城行政大楼门前的地砖上，暗红色的陈迹还没有完全消失。

这片痕迹是属于县林业局长的。不速之客堵在他下班的路上，用一把砍刀袭击了他，现在他仍旧待在医院的ICU病房。小半年之前，城建局长的车子连人一起翻越了长江大桥护栏，坠入二期蓄水的三峡库底。

迁移后的奉节县党政单位处在老虎包上，是新县城最坚固的地块。但在有滑坡之虞的商业街和居民安置楼的环簇之中，它并不能高枕无忧。两起未曾侦破的案件，是地面之下断层透头的裂隙。离开了世代生息之地，县城还难以在新的地段上安顿下来。

老县城还没有沉入水下，它在留守的地方呼出最后几口气。走上老街，被巨大的烟尘和噪音吞没。高低残垣上是赤膊的人和锤击的震响，耳膜微微颤抖，眼睛被没有征兆的闪光刺痛。相比新城的人气寂寥，这里显出鼎沸的热闹，足以感动一个像贾樟柯这样的外人，但却是镜头下热闹的死亡。

老县委县政府的大楼还立在下半坡，作为没有达成安置协议的移民过渡点。它虽然已经陈旧褪色，但两翼张开的造型还保留着某种过往的权力感，住在其中的移民们却全无领会。他们在过去书记县长各科室的办公室里支起发黑的蚊帐，摆开锅碗瓢盆挨着期限，为了新城某处半坡上有沉降裂缝或者采光困难的房子不安，闷热的天气增加了楼道空气的重浊。他们似乎决定将“钉子户”的名声坚持到最后，直到江水上涨没过脚面，锅碗瓢盆在楼道里漂起来。就和这座在江边待了几千年的老城一样，他们不惯于移动。即使是在新城有一个位置，有些东西也永远被改变了。

在二层楼道，一个赤裸着上身的老妇佝身迎面走来，她的两条乳房像干瘪掏空的袋子耷拉在胸前，嘴里叼的烟杆系着一个同样耷拉的烟袋，面对擦身而过的外人目光，她脸上毫无表情。在这幢奄奄一息的大楼里，性别可能完全失去了意义。就像对于这座县城，从前的记忆和身份正在腾起最后的烟尘。

县委大楼面临过去最靠近江面的一片繁华城区，已经全部拆除，一两条野狗在轧平消毒后的废墟上嗅着什么。最靠近水边的地带，却有几幢楼房孤零零地立着。其中两幢只剩了半边，一些居民房的门窗被拆除了，留下张开的大洞。楼房入口被木板封死，人们又破开一条缝隙出入。完全不知道它们为何没有被爆破。

我寻找的一位爆料人住在四楼。原有的住户都已搬空，门洞后地面或许遗落一二物件，一枚微红的儿童发夹，或者墙上撕开裂缝的奖状。爆料人住的房门只能打开半扇，随时可以从里面拿桌凳抵上防御。没有水电，到江边去提水，晚上点蜡烛照明。他不知道这是谁的房子，也不知道能栖身多久。在他因风症微微颤抖的手打开的塑料袋里，是半袋罂粟果实，这种被禁绝的作物来自县城周边山区，或许是行政中心大楼前地上血迹的原因。

这种黑色的果实让我不安。走在新城行人稀落的街道上，我怕被拦头坠下的什么重物砸中，留下一摊很快陈旧的痕迹。半夜住在旅馆，几名警察突然闯入，查验我的身份证件。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半年前一位同事前来采访局长座车坠河案，其间匆匆撤回，现在我领略了他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