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车室（4）

售票厅门口总是贴着几张寻人启事，黑乎乎的字体，带着一张无人能够辨认的头像，指示一个在人流中就此消失的人。

在车站，一个人的消失是容易的。这些人大多是外地的，从四川过来，到某一站下了车，从此丢失了。他们总是有某种疾病，长期或者偶然的，和我们不完全一样。但似乎也有一张写的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到这里下车后就再无音信了，没有原因，他的亲人似乎也因此惆怅。我看着那些印刷粗糙的传单上黑乎乎的照片，常会想到那次在县城的候车室，如果我和父亲走散，就会出现在这样的传单上，而我一无所知。似乎有一种东西，在阻碍失踪者和寻找他们的人，把电线杆子上的传单变成无力的安慰，被风揭下。

去年，我参加一个智障人士权益保护座谈会，见到一个被人贩子卖到黑砖窑当奴工的智障人士。其实他并非智障，只是内向寡言，记忆力却极好。他的嘴上有一个凹缺，我以为是兔唇，后来知道是由于不顺从被铁棍打的，脑袋边上也有块地方凹进去。他起初在三原砖窑里，后来因为风声紧，老板是安康人，将他带到安康田坝乡，伐木烧炭窑，采药。一块儿的有几个伙伴，都是智障，只有他一个是正常人。一个伙伴总是干不好活，不听话，被老板一家人动手打死了，埋在一处坡上。是他和老板的儿子一起去埋的，坡上都是沙土，很容易挖坑。埋了人之后他就又跑了。之前他跑了两次，每次捉住就被铁棍打一顿，嘴上和脑袋上的凹缺就是被打出来的。这次他趁在工地上帮人盖屋，翻院墙跑了出来，钻树林子走小路，问路到了安康火车站。在火车站候车室外边乞讨了十天，攒下了二十块钱，才买票坐火车回了关中。

这次开会之前，他带保护组织的人去田坝找那个小伙计的坟。老板一家人已经跑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明明记得埋人的地方，在一棵长瘤节的拐子树下面。这种树关中没有，他问过，所以记得清楚。但挖出来只有沙土，颜色浅于周围的，老板应该是听风声转移走了尸体。跟他一块去挖坟的老爹，寻找了两年多失踪的孩子，不知道被埋的是不是，只能在安康火车站张贴了寻人启事。

所有的启事总是印刷粗劣，留着一个有姓无名的传呼或手机号码，注明必有酬谢，令人怀疑的千篇一律。我疑心在亲人心里，启事上的失踪者已经预先死去了。

我有个本家叔叔，原来是个能人，因为砸人家的电站坐了几年牢，出来后精神时好时坏，后来和几个乡亲赶季去新疆摘棉花。走了几个月，家里忽然接到一个甘肃地方火车站的电话，是敦煌还是武威的，说是死在他们站上了，根据遗体的身份证查过来的。婶娘本来和他没感情，家里人也没去认领。多年以后，我听到一个同行回来的老婆子说，当时他中途非要下车买东西，旁边人劝不住，人很挤，下去就没上来。从下车到被发现死亡，中间隔了半个月，他应该一直留在车站，没有人注意。他们别的人去了新疆后，被当地的老板扣起来，用大狼狗和打手看着强迫摘棉花，一天只给吃两顿饭，还说工资不够抵饭钱。他们都欠了老板不少钱。等到棉花摘完了，老板再把人放了，说是免了他们的债。他们都是靠去时身上剩的一点钱，加上逃票说好话回来的。

我在这条铁路线上平安来往，只因为和舅舅叔叔们不一样，我识字，是大学生。但是在每次上车的时候，我的心像战斗片中握在英雄手中的酒盅子被压榨了，从未复原。火车的身影在窗外驰过到站，检票员放人，拿着一小张票使劲地奔跑，那时的票也没有后来大，好像命就这么一小条攥在手里，一不留神就被身边的人撞掉了。有次在西安上车，我的一个包被人从肩上生生挤断，掉到路轨下。我不知哪里来的劲，像拼命那样大吼了一声，身边像疯了那样往上挤的人发了一下怔，在这一怔的间隔中，我佝下身把包从车肚子下扯起来。如果他们这时仍旧往上挤，我也会被他们挤到车肚子下。好多时候，只有这个一怔的时间，我从别人手里抢到了手。可是难道我会永不失手吗？

有两次我在安康火车站站台上，看到有人跳下站台，很快地从停靠的火车肚子底下钻过去。我从来不敢尝试这样做，从一个这样庞大的随时会动的肚子下面钻过去。有一次，一个人从我面前的火车肚子底下钻了出来，他刚出来，火车就起动了。这个人回头和我一起看着火车启动。他忽然对我笑了笑，像是不好意思。

只有坐在车窗里深夜路过的火车站是安静的，像一片栽种着信号灯的庄稼地，铁轨是分出的行垄。信号灯有高有矮，颜色是绿的或红的，还有闪着荧光的蓝色，它们又像是安在铁轨上的路灯，一盏连一盏，总是能让梦想走出去很远很远。我把脸贴在车窗上，在那个世界里尽量往前走。火车什么地方扑扑地冒汽，长叹一声后停下来了，不知道打算停多久。有时又听到不知远近的汽笛声。一辆车起动了，我的心总是跟着这辆车走一走，到了什么地方再回来，又跟着下一辆走，最后再回到自己车上。

我不知道跟着一辆我没有搭乘的车，会走到什么地方。那些在火车站工作的人，有时提着钉锤和板子敲敲铁轨，听听声音。有的只是坐在调度室里控制信号，调动进出站的车。他们的心如果随着车辆走动，会经历多少次出发又折回。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没有变化，若稍微有心，心里却装下了太多的到达和分离，是所有来去的旅客相加在一起的。我想到一部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钢琴师被小流氓打坏了脸，又被女人的手抚慰。在其他地方，他们无法相遇，只有在人群不停来去的车站上，他们停下来相守在一起。

有一次回安康太晚，住在车站宾馆，窗下就是排了好宽的一条条铁轨，火车来去的汽笛声，短促得像动物的一声号叫。望着那些延伸出去的铁轨的微光，不知道自己的心到了哪里，也许是未来，却是永远不会真实达到的一种。想象总是走在前头，改变了未知的轨迹。只有永不出发才会留住真实，就像那一对男女主人公做的。

几年之后，我在安康师专教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车站的派出所所长，他每周从那个小站来看妻子，我和他下几盘象棋。据说他在站上是高手，却总是输给我。我想到那个小站的情形，像我在火车上看见的，一排白色和底部漆成绿色的平房，也许前面有菜园的篱笆，爬上瓜豆的藤蔓。一个穿制服的人立正站在空空的站台上，目送火车经过，似乎这是他人生的全部职责。

我想起《日瓦戈医生》里的一句话：火车站是记忆最可靠的保险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