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车室（2）

我并不情愿，此前她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替我洗衣服，已经使我有些难为情，那个院子正对着女生宿舍的后窗。为了拆洗被褥，她似乎还去找了伙房借东西，洗衣台人来人往，我所有的同学都会看见。那时候，有个母亲来看望似乎总有点损失面子，把自己不容易长大着的年龄往后推了几岁，何况母亲来自乡下，连县城都不是。这也是她要去看火车的原因。我也没有看见过火车，虽然在城里偶尔能听见汉江对面的汽笛，拉长的尾子到这里还剩下一点。母亲的提议使我的好奇心减弱，但她微笑着，似乎很坚持，我很少在母亲脸上看到这种神情。

我们走上了去火车站的路。从兴安门出城经过汉江大桥，顺着去西安的公路，一直走到一处大斜坡下面。我穿着布鞋，不适合这种水泥路，脚趾有些酸了。这是父母没给我买球鞋的结果。他们只知道布鞋或者解放鞋，父亲认为穿球鞋就是为了踢足球，实际上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是他不赞成的运动。我想买的其实是网球鞋，这更说不出理由，学校里根本没有网球。

斜坡上头似乎有些建筑，有些人往上走。母亲说，是这上面吧。我却坚决认为不是。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坚决地认为不是。我也许看起来并没有生气，只是有一点严肃，母亲却带有一丝微笑，这微笑显示出母亲知道我的心理，我感受到了这一点就更严肃。我的理由是火车站会建在江边，铁路从坡上往下走，离江岸越来越近，等到距离消失就是火车站了。没有把车站建在高坡的道理。我的这个理由不知从何而来，但在当时却似乎有确凿的根据，我带着母亲往前走，一直走了好几个路口，母亲似乎认同着我的定论。看到了坡上植物缺口处的铁路，甚至驶过的火车，铁路似乎确实离江边越来越近，其间母亲似乎也提过一两次小小的质疑，我自顾往前走，她也就跟着我。但我忽然明白没有希望了，火车站不在前方。

脚酸变成了崴痛，我停了下来，我想到母亲的脚同我一样，她也穿着布鞋。这个想法更让我生气。我知道自己真的生气了。并不是为着洗衣服，穿布鞋，或者刚才的错误，只是这相同让我生气。母亲仍旧温和地笑着，看着我，虽然以往她并不是个一直沉默的人。我知道我没法发出火来。我们又往回走，一直走过了汉江，到学校时双脚已失掉了知觉。

以后想起来，那天我们走了二十里地，却没有走到火车站。但在一处山坡缺口下，我们看到过桥梁上的火车。在几株植物的掩映下，火车一截截的身体奔驰而过，看上去是严肃的铁灰色。在看不见的地段，火车发出的鸣叫像是动物，却又不是任何一种家养的牲口。这是我和母亲第一次看到火车。这大约也是她微笑的原因。母亲那一辈人中，没有人看到过火车，连同修三线的幺舅和舅娘，他们卖劳力打好了路基，连铺铁轨都没有看到就回来了。母亲去世多年以后，幺舅和舅娘被表弟接到深圳，坐了火车，还乘了飞机。幺舅娘重复地说，坐飞机感觉好，像在地上一样平。

那时我知道，母亲说的是对的，斜坡上头正是火车站。只不过那天往回走的途中，我们没有去证实。这架斜坡实在太长了，跑车站的三轮只送到一半，到车站要多加三块钱。不管带着多少东西，我们通常是慢慢走上去，一直到看见迎面的“安康”两个行书大字，镌在候车室的正面，车站似乎是和洪灾后的汉江大堤同时新修的，显得很气派，实际上是把一座黄土的山头削平了。

有几次，我站在安康城一处亲戚家屋顶上，隐约看见火车从对岸山坡驶过，拖着长长的车厢，进入隧道之前鸣笛，像是虫子入土，发出一种远大于体格的锐声。高中期间，我没有再去过那里，听起来那是一个凶险之处，发生着宰割、抢劫和火并的故事。从城中心到车站，无法开设公交线路，长年被三轮车把持，说不清那些司机的来源和身份。他们就像是从脊背上控制着这个城市的一帮人。

暑期回家，哥哥讲了他一个同学的事。这个同学叫辣子瓣，在“斧头帮”老大“和尚”犯轮奸案坐牢之后，就成了县城第一高手，曾经拿一条桌子腿单挑“高氏三雄”。一次他路过安康火车站，在候车室等车，遇到几个恒口地痞调戏一个姑娘，追到辣子瓣面前。辣子瓣起身干预，还没怎么动手，对方手指缝里藏着刮胡刀片，冷不防捎了辣子瓣脸腮一下，辣子瓣脸一冷，手一摸已是一条鲜血，不由大怒。放开拳脚，不一会儿几个地痞都前仰后倒，警察赶到，辣子瓣捂着脸申明情由，不料姑娘已杳无踪迹，幸亏周围人作证，警察平时大概治不了这帮小流氓，乐得顺水推舟一并押送到派出所，还给平中打了一个电话，称辣子瓣为“有正义感的好青年”。辣子瓣回到平利中学，受到了学校表彰，当年高中毕业招兵，辣子瓣虽然脸上破了相，仍旧挂红花入伍，风风光光地离校了，成了“斧头帮”高手中修成正果的一位。这个故事，却更使我对火车站心怀敬畏，以为非辣子瓣那样的高手，是不能稍有言语举动的。

直到考上了大学，第一次经过候车室。最清晰的印象，是厕所小便池壁铺着瓷砖，一排细长的水柱流下，永远在无声地冲走人的混浊，瓷砖却依旧洁净。厕所屋顶是斜的山墙，有处墙体似乎受潮了，年代一久，透出青苔的底色，使我感觉离开了车站，回到记忆中的某个地带。这和汽车站的厕所不一样，那里的厕所挡板上总是有和生殖器有关的涂鸦，又在敏感点添上烟头的烧灼，似乎是在实行着某种私刑。后来变成黑乎乎的一串传呼机号码，再后来是手机号。我后来知道，火车站的厕所挡板内容也一样，但却总去不掉那幅无声瀑流的印象。

候车室的房间很高，屋顶挂着的吊灯似乎从没有亮过，但室内依旧敞亮。座椅上各样的人，衣服大抵是不起眼的青蓝，整个像是一块打着各色补丁的大布。人们说着来自各县的口音，有着大致相同又区别于安康城内的音调，倒使我有同类的安心。似乎安康本城的人多数不活动，倒是我们这些外县的人围绕着来往。有次听着一家口音熟悉的人，看上去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要走到极远的地方，有种奇异的亲切，似乎预支了他方偶遇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