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纪（2）

我会想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从前浓密的头发已经微秃，自从在清华园的水房里用洗衣粉就冷水洗头之后，这个过程倏然加速，顶门心已经感到深秋的凉意。和那些在街上留下呕吐物的人们不同，我没有穿着汗衫坐在发光的“串”字下彻夜吃喝的权利。早晨在昏沉睡意中可能接到一个电话，我立时挣扎爬起，背包去两千公里外采访。

和老胡合住的室友与女友同居了，我把底层的小屋留给他们，自己搬到楼上，接手了那张行军床。行军床原来的主人在外出差越来越久，我和他也类似，可以彼此不妨碍地共用这张床。除了这张行军床我还拥有一张桌子。有段时间我把一张照片搁在桌子上。这是一张遗照，照片中人的父亲是我在奉节县采访中认识的一位爆料人和向导。儿子在唐山铁矿里触电身亡后，他给我打来电话，在虎坊桥路口旁的四川小馆里，他拿出这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摊在看不出颜色的塑料桌布上，怀疑儿子是电击致残后被故意弄死，希望我帮帮他。

我没能帮到他，只是把照片放在我的桌子上。照片上死者躺在冰柜里，耳朵和紧闭的眼睑旁边有凝结的血块，浑身显出紫疳色。有时洗漱之后，我提醒自己看一眼照片再入睡。

那天我从报社归来，发现照片不见了，问室友老宋，说是撕掉扔进垃圾堆了。“太吓人了。”

我险些跟他打一架。

我们不想待在这套房里等待第二个冬天，决定搬到报社附近的小区里去。这是一片老式的规规矩矩的居民楼，地段名叫禄长街，还有一条相邻的巷子叫寿长街，又开着卖花圈的铺子，让人有一种和字面意思全然相反的联想。

我仍旧和老胡一家合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也是从前的新京报同事腾出来的。我住次卧，房间里除了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架，房子正像老式居民楼那样不新不旧，有种淳朴的感觉。但是我忘了书放在什么地方，和在金鱼池时一样，它们离开清华园的铁架子床之后，就失去了上架被打开的权利，应该只是待在纸箱里，码在床脚，现出令人不适的轮廓。

院子里有一棵大树，枝梢伸到了窗前。但我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那棵盆栽。这是房子的前任芸告诉我的。她说有一株植物在窗台下面生长，一直延伸到了她面前。她似乎还让我给植物浇水，叫我不要冷落了它。

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就是这棵大树，她住在这里时是春天，大树的枝梢透出不可重现的清润，尖端抽蕊发芽，似乎不属于厚重的大树。我们因为这株植物交谈起来，芸告诉我她刚到北京住的地方。当时她从上海过来，挤在一个高中同学的铁架子单人床上，在报社附近找房子，一时没有合租的人。下班时一个摄影记者对她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地方，你去看看，要是不嫌弃可以先住一下。

芸去看了。那儿称不上是一个房间，只是一个缩进去的空间，够放一张床，睡觉需要从床头爬上去。芸接受了这里，住了半个月。从那个洞里，芸每天清早接到派料，起身去采访，有次料来得太早，她没有洗脸刷牙，就冲出去跑了一天，傍晚才回来，也并不觉得辛苦。

她感谢那个摄影记者和他的室友给她提供了这个地方，直到她找到眼下我住的这个房间。她在这里住了半年，又跟着合租的室友搬去陶然亭，那对情侣希望住的房间新一点。

我去过芸的新房间。

那是个新建的小区，芸和室友租的房子临街，在那条只是铺上了沥青，显得没有完全整饬好的路上，依稀可以看见她的小房间。半斜开的窗户，里面的一丝微光，似乎带着蓝色。后来我一直怀疑，是她台式电脑的鼠标发出的。当电脑关机之后，这个光电鼠标还会一闪一闪。

她似乎需要这点闪烁，陪伴熄灯后的黑暗。房子在七层，有电梯，但有次停电了，依靠摩托罗拉手机的一点点光亮，她在漆黑中一层层爬上去，感到是在一口井中。中间在台阶上坐下来，想象这时有个北方的男孩在身边，摸摸她的头发，她的眼眶湿润了，像是那株窗外的植物被浇灌了。

同居的一对恋人时常吵架，看起来每天都可能分手，可是他们有了孩子，后来结了婚，去了海南。报社看起来像几千口的一大家人，各人在屋顶下还得找各自的归宿。

半年后我离开了北京，芸也从那家报社离职，去了上海。再次回到北京，我住在联想桥附近的一套一室户里。

我请一个朋友帮我找房子，她用诺基亚手机发照片给我确认。那时候北京这样的房子似乎还很多，价钱没有涨得太贵。我的单位在中关村附近，骑自行车可以过去，离地铁远些不是大问题。

房间比禄长街那间要再旧一点，有些地方墙皮都剥落了。床头墙上有一副前任租户留下来的镖盘，我没有取下来。窗户外边也是个院落，高大乔木下有个废弃的花圃，几株花卉陷落到了坑里，在坑底继续生长。

比起我和芸在上海华师大后门租的那个房间来说，这里太安静了。那个房间面临十字街头，几乎就是在“人”字形街道的中间，面对一整条街道上汹涌的车流。似乎只有在上海才有这样的房子。为了适应街道交叉的方向，房间是椭圆形的，像船舱的头部，悬挂着几副落地的旧绒窗帘。芸说她喜欢这间房子的形状，“住在这儿感觉像公主”。

芸从来就不是公主。她只是下岗的纺织厂工人父亲和尚在经营的搪瓷厂工人母亲的女儿。母亲很忙碌，她只是父亲的公主。

从第一刻开始，街道的喧闹声似乎要把房间抬起来，两层玻璃完全挡不住。发动机沉重而粗犷的轰鸣，疲惫后释放的叹息，掺杂着喇叭忽而尖锐的杂音，似乎全然不受管制。这种杂音特别刺激听觉，像是一个个刺客从那条汹涌的河流上忽然跳起来，穿破纸一样单薄的窗玻璃，杀入耳朵。

夜晚随着路灯变亮，河流的样式更加清晰，车声越发高亢起来，在十点左右达到高峰，像是这座城市的夜生活，午夜过后也不甘于寂寞，从未完全平息。清晨太阳早早升起在街道尽头，热力穿透了窗帘，车声又周而复始地高涨起来，喇叭声尤为刺耳。

不知我们是怎样适应了这里，在洪流之上酣然入睡，也不知芸的父母是怎样适应了她回到上海而不归家的事实。我见过一次那个沉默的男人，在长宁区某处的街头，看着他骑老式自行车过来，穿着一件电工的工装，无声地把一件东西交给我，多年下岗打零工的生涯完全磨灭了他任何尖锐的神情，即使对于我这样一个带走了他女儿的外人。

芸把台式电脑从北京运来，搬到了这间屋子里。当时没有笔记本，我们背着台式电脑的显示屏和机箱辗转，不以为沉重。能有一台平板的显示屏已经不错，但那只光电鼠标不见了，消失在奔波途中。夜晚窗帘无法全然遮蔽马路上的灯光，无须蓝色的小小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