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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纪(2)
书名:在别处作者名:袁凌本章字数:2475更新时间:2024-05-25 18:38:09
我会想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从前浓密的头发已经微秃,自从在清华园的水房里用洗衣粉就冷水洗头之后,这个过程倏然加速,顶门心已经感到深秋的凉意。和那些在街上留下呕吐物的人们不同,我没有穿着汗衫坐在发光的“串”字下彻夜吃喝的权利。早晨在昏沉睡意中可能接到一个电话,我立时挣扎爬起,背包去两千公里外采访。
和老胡合住的室友与女友同居了,我把底层的小屋留给他们,自己搬到楼上,接手了那张行军床。行军床原来的主人在外出差越来越久,我和他也类似,可以彼此不妨碍地共用这张床。除了这张行军床我还拥有一张桌子。有段时间我把一张照片搁在桌子上。这是一张遗照,照片中人的父亲是我在奉节县采访中认识的一位爆料人和向导。儿子在唐山铁矿里触电身亡后,他给我打来电话,在虎坊桥路口旁的四川小馆里,他拿出这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摊在看不出颜色的塑料桌布上,怀疑儿子是电击致残后被故意弄死,希望我帮帮他。
我没能帮到他,只是把照片放在我的桌子上。照片上死者躺在冰柜里,耳朵和紧闭的眼睑旁边有凝结的血块,浑身显出紫疳色。有时洗漱之后,我提醒自己看一眼照片再入睡。
那天我从报社归来,发现照片不见了,问室友老宋,说是撕掉扔进垃圾堆了。“太吓人了。”
我险些跟他打一架。
我们不想待在这套房里等待第二个冬天,决定搬到报社附近的小区里去。这是一片老式的规规矩矩的居民楼,地段名叫禄长街,还有一条相邻的巷子叫寿长街,又开着卖花圈的铺子,让人有一种和字面意思全然相反的联想。
我仍旧和老胡一家合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也是从前的新京报同事腾出来的。我住次卧,房间里除了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架,房子正像老式居民楼那样不新不旧,有种淳朴的感觉。但是我忘了书放在什么地方,和在金鱼池时一样,它们离开清华园的铁架子床之后,就失去了上架被打开的权利,应该只是待在纸箱里,码在床脚,现出令人不适的轮廓。
院子里有一棵大树,枝梢伸到了窗前。但我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那棵盆栽。这是房子的前任芸告诉我的。她说有一株植物在窗台下面生长,一直延伸到了她面前。她似乎还让我给植物浇水,叫我不要冷落了它。
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就是这棵大树,她住在这里时是春天,大树的枝梢透出不可重现的清润,尖端抽蕊发芽,似乎不属于厚重的大树。我们因为这株植物交谈起来,芸告诉我她刚到北京住的地方。当时她从上海过来,挤在一个高中同学的铁架子单人床上,在报社附近找房子,一时没有合租的人。下班时一个摄影记者对她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地方,你去看看,要是不嫌弃可以先住一下。
芸去看了。那儿称不上是一个房间,只是一个缩进去的空间,够放一张床,睡觉需要从床头爬上去。芸接受了这里,住了半个月。从那个洞里,芸每天清早接到派料,起身去采访,有次料来得太早,她没有洗脸刷牙,就冲出去跑了一天,傍晚才回来,也并不觉得辛苦。
她感谢那个摄影记者和他的室友给她提供了这个地方,直到她找到眼下我住的这个房间。她在这里住了半年,又跟着合租的室友搬去陶然亭,那对情侣希望住的房间新一点。
我去过芸的新房间。
那是个新建的小区,芸和室友租的房子临街,在那条只是铺上了沥青,显得没有完全整饬好的路上,依稀可以看见她的小房间。半斜开的窗户,里面的一丝微光,似乎带着蓝色。后来我一直怀疑,是她台式电脑的鼠标发出的。当电脑关机之后,这个光电鼠标还会一闪一闪。
她似乎需要这点闪烁,陪伴熄灯后的黑暗。房子在七层,有电梯,但有次停电了,依靠摩托罗拉手机的一点点光亮,她在漆黑中一层层爬上去,感到是在一口井中。中间在台阶上坐下来,想象这时有个北方的男孩在身边,摸摸她的头发,她的眼眶湿润了,像是那株窗外的植物被浇灌了。
同居的一对恋人时常吵架,看起来每天都可能分手,可是他们有了孩子,后来结了婚,去了海南。报社看起来像几千口的一大家人,各人在屋顶下还得找各自的归宿。
半年后我离开了北京,芸也从那家报社离职,去了上海。再次回到北京,我住在联想桥附近的一套一室户里。
我请一个朋友帮我找房子,她用诺基亚手机发照片给我确认。那时候北京这样的房子似乎还很多,价钱没有涨得太贵。我的单位在中关村附近,骑自行车可以过去,离地铁远些不是大问题。
房间比禄长街那间要再旧一点,有些地方墙皮都剥落了。床头墙上有一副前任租户留下来的镖盘,我没有取下来。窗户外边也是个院落,高大乔木下有个废弃的花圃,几株花卉陷落到了坑里,在坑底继续生长。
比起我和芸在上海华师大后门租的那个房间来说,这里太安静了。那个房间面临十字街头,几乎就是在“人”字形街道的中间,面对一整条街道上汹涌的车流。似乎只有在上海才有这样的房子。为了适应街道交叉的方向,房间是椭圆形的,像船舱的头部,悬挂着几副落地的旧绒窗帘。芸说她喜欢这间房子的形状,“住在这儿感觉像公主”。
芸从来就不是公主。她只是下岗的纺织厂工人父亲和尚在经营的搪瓷厂工人母亲的女儿。母亲很忙碌,她只是父亲的公主。
从第一刻开始,街道的喧闹声似乎要把房间抬起来,两层玻璃完全挡不住。发动机沉重而粗犷的轰鸣,疲惫后释放的叹息,掺杂着喇叭忽而尖锐的杂音,似乎全然不受管制。这种杂音特别刺激听觉,像是一个个刺客从那条汹涌的河流上忽然跳起来,穿破纸一样单薄的窗玻璃,杀入耳朵。
夜晚随着路灯变亮,河流的样式更加清晰,车声越发高亢起来,在十点左右达到高峰,像是这座城市的夜生活,午夜过后也不甘于寂寞,从未完全平息。清晨太阳早早升起在街道尽头,热力穿透了窗帘,车声又周而复始地高涨起来,喇叭声尤为刺耳。
不知我们是怎样适应了这里,在洪流之上酣然入睡,也不知芸的父母是怎样适应了她回到上海而不归家的事实。我见过一次那个沉默的男人,在长宁区某处的街头,看着他骑老式自行车过来,穿着一件电工的工装,无声地把一件东西交给我,多年下岗打零工的生涯完全磨灭了他任何尖锐的神情,即使对于我这样一个带走了他女儿的外人。
芸把台式电脑从北京运来,搬到了这间屋子里。当时没有笔记本,我们背着台式电脑的显示屏和机箱辗转,不以为沉重。能有一台平板的显示屏已经不错,但那只光电鼠标不见了,消失在奔波途中。夜晚窗帘无法全然遮蔽马路上的灯光,无须蓝色的小小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