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一位非虚构作家摊开的内心世界

袁凌是从我老家小镇上走出的作家，陕西省平利县八仙镇，作家一直认为这里是“世界尽头”。出北京至西安，穿过世界第一长的秦岭终南山隧道，到汉江边的安康，顺着岚河上行两百多公里，进到大巴山深处的河流源头，八仙镇就到了。

镇子的地形是两山夹一河，天空是那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番薯形状，人就像被装在番薯形状的荷包里，有一种洞天感。山川封闭之下，语言、见识和世界观都有某种局限，等到人成长起来，走出番薯形状的洞天，看到的都是新天新地，对世界的好奇和敬畏随之而来。袁凌离开家乡，已经是上大学的时候，他在西安读书，随后去重庆、北京工作，天地开阔，他的出发点仍然是八仙这个小镇。

从大学教师岗位上辞职，袁凌投身媒体，从山城的《晚报》，辗转到京城的《新京报》，之后又在几家杂志社供职。职业状态的变化，让袁凌看见了更大的世界，但是他却没有驻足在繁华地带，他注目凝视着微末寒酸的地方，直抵一个个被忽视的细小命运。十几年的媒体生涯中，袁凌一直坚持写作，他还一度辞职回到八仙镇，和乡民一起生活，埋头创作了一年。

然而，常年写作给袁凌带来的反馈极少，刊物发表的也很少。借助新媒体的崛起，袁凌把自己的非虚构作品发表在网络上，很快就受到读者的欢迎。网络的声势聚集，推动了作家的第一本作品的诞生，这就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这一作品让袁凌备受瞩目，并获得2015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的荣誉。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是袁凌锋芒初试，所写的都是细碎微末的命运，却拥有穿透人心的质地与力量。直视苦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不回避，成了袁凌最显著的写作风格。八仙是高寒苦楚之地，生活其间的人也多凄苦。袁凌对于苦难的直觉是天生的，借助文字，他让喑哑的一切如同血一样流淌了出来。世界尽头的边缘感，让作家和喧哗、浮躁保持了距离，他笔触细微，定要使沉默之物发出声响。

之后，袁凌又出版了非虚构作品《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前者是媒体特稿作品的精粹，后一本则专门写无人管顾的留守儿童群体。热爱袁凌的读者们，将袁凌比喻为“卖血式写作”，熬尽心血，文字澄澈。毫无疑问，袁凌是当下国内最值得瞩目的非虚构作家。

我第一次见到袁凌，还是在2010年夏天的北京。从新闻系毕业的我，进入凤凰周刊杂志社面试，并以见习记者的身份留了下来。杂志社领导决定，给我指定一位陕西同乡编委作为指导老师，并把我带到了一位身形瘦削貌似西北老农的人面前，说他就是袁凌。细聊之下，我们惊觉两人居然出生在同一个小镇，故旧颇多却从不认识。

借助同乡身份和这次见面，我有幸与袁凌成为朋友。先生年长我十三岁，按理说是我的业界前辈，可他从不以师长自居，平易坦率的性格让人感到畅快。工作之余，袁凌曾将他从未发表的二十多部作品发给我看，当时我经历浅薄，可一读之下，仍然被这些文字深深吸引。袁凌的写作自成风格，文字天然质朴，日常事物也能在他笔下生发知觉，显现脉络与力道。

袁凌的文字带给我的体验，可以用震撼来形容，我很难说清楚他是先锋文学或者是散文，但有一些东西弥久不散。再等到后来，看完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我才再度体验到这种感觉。电影和非虚构写作一样，都是从欧美生长出的艺术创作形式，最初的语言和技巧也都是人家的，是枝裕和把欧美的电影创作形式拿过来，里面的语言却是东方的，那种流淌的日常与不散的味道知觉，充盈在他的电影作品里。

在非虚构写作中，袁凌如同是枝裕和一样借助了规则和框架，但内在的知觉和审美趣味却是东方的、中国的，深入中国人的肌肤与骨髓。当下国内非虚构写作如火如荼，绝大部分创作者都热衷研习国外相对成熟的技法与意义框架，却在表达上缺乏力量，始终无法深入。袁凌的写作，无疑将是中国非虚构写作未来的道路。

“真实故事计划”一直致力于推动非虚构文学的大众化，试图让更多人阅读并创作，写下他们最在乎的故事。非常有幸，我们曾一度邀请到袁凌先生担任“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他的写作在“真故”广受欢迎，甚至，部分作品取得了爆款式的传播。在我阅读的袁凌作品中，《在别处》是最特别的一本，这部作品是袁凌从小镇八仙走到北京天通苑的自我叙事，作家以极大的勇气和坦诚，讲述自己童年成长、家庭以及婚姻的挫败与消解。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家的自传。

非虚构作家常常是强悍的观察者，当他把自我置于观察的视角下，会发现怎样的人生真相呢？欢迎你打开《在别处》，这是一位非虚构作家彻底摊开的内心世界。

雷磊

202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