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寡母的朝廷（二）

其实，在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代表最激进、最坚决抗战的势力就是太学生。太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集中了一批热血澎湃的年轻人，他们作为未来官僚的候选人，并没有实际权力，但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和巨大的舆论影响力。太学生在权力中枢的外围，却经常议论国家大事，发泄对当政者的不满情绪，甚至上书攻击当政者。太学生的年轻和冲劲使得他们常常赢得大众的同情，因为遭到太学生攻击而下台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因而太学生主导了社会舆论的走向，也成为当权者所忌讳的不同政见者的温床。陈宜中以“六君子”闻名于世，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不畏强权的理想主义者形象，是太学生的精神领袖。谢太后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发动起全民来保卫赵宋王朝的人，陈宜中以往的经历无疑使他表现出这方面的潜质，当然年龄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谢太后最终选择了陈宜中，而王爚只得到了一系列的荣誉头衔，被剥夺了实际职权。

应该说，面临元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一个好的当政者不只是要鼓舞士气，还要有超乎常人的战略眼光和思维。对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书生而言，陈宜中的军事才能显然还不如贾似道。而且陈宜中身上存在文臣难以克服的某种自傲，从来瞧不起武将，不仅怀疑武将的能力，也质疑他们的忠诚度。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杀害韩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更为严重的是，陈宜中心中没有一个完整的抗元计划，既没有积极备战的才略，也没有打算议和的迹象。

谢太后的勤王诏发出后，各地响应号召的义军开始逐渐向临安汇集，其中较有战斗力的是张世杰的军队。张世杰是北方人，原来曾是蒙古大将张柔部下的士兵，后来逃到南宋。张世杰起初只是普通士兵，由于受到吕文德的赏识，逐步升迁，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将。襄阳陷落后，张世杰镇守郢州，元军猛攻不下，于是绕道进攻鄂州。鄂州失守后，张世杰接到勤王诏，率军从江西进入临安，受命统率各路勤王军。德祐元年（1275）的春天，临安陆续集中了十几万人的各路勤王军，他们都是在谢太后的号召下聚集起来的，成分十分复杂，甚至包括来自广西的少数民族部队。这样的勤王军背景差异巨大，训练水平不一，指挥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张世杰还是迅速展开了他的军事行动。

然而，掌握朝廷大权的陈宜中并不信任张世杰，吕文焕和范文虎的降元使得原先贾似道的亲信大将吕文德系统的将领都面临朝廷的信任危机。陈宜中刚刚下令查抄了吕、范二人的家，清洗了一些吕文德系统的部将。张世杰早年受到过吕文德的提拔与重用，身上一直打着吕氏亲信的烙印。虽然顾及张世杰是首先入京勤王的将领，陈宜中不敢直接攻击张世杰，却一直在暗中加以掣肘，阻挠将全军指挥权交给张世杰。张世杰为了尽快攻下镇江和建康，亲自率领自己的精锐步兵来到镇江以东的焦山（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元军在伯颜的副手阿术率领下也企图一举攻下焦山，巩固镇江防卫，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扫清障碍。

焦山坐落在长江北岸，距镇江十公里左右。张世杰在焦山汇合了孙虎臣的丁家洲残兵以及原来防守焦山的刘师勇的精锐水军，应当说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且水面作战更是宋军所擅长。如果能够击溃阿术部队，就可以趁机收复镇江，对扭转形势至关重要。为了打好这一仗，张世杰命令殿前都指挥使张彦自常州率兵趋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约扬州李庭芝领兵出瓜洲（今江苏省扬州市东南），三路合击，意在与元军决战。但是张、李两军都没能按时赶到预定地点，张世杰只好独立迎战。

七月初一，焦山之战爆发。元军水陆协同作战，战术运用得当，用两面夹攻、中央突破的方法，把过去蒙古骑兵的惯用战法用于水战，并施以火攻，大败南宋水军，导致南宋长江防线彻底崩溃。张世杰显然并不精通水战，是役宋军投入了大量的适合深海航行的大型战舰“黄鹄”“白鹞”，并用铁链彼此连接，虽然便于防守，似乎是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但是面对元军机动灵活的小船，只能被动挨打，最终导致失败。

焦山之战沉重打击了宋廷，被架空的王爚多次要求丞相到前线指挥作战，但陈宜中却始终处于优柔寡断乃至胆怯畏缩的状态，一直待在临安，延误了战机。据说在王爚的指使下，部分太学生上书弹劾陈宜中十几条大罪，指责他先前处置失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下旬，陈宜中终于离开临安，但并不是为了到前线象征性地慰问浴血奋战的将士，恰恰相反，他一直向南到达沿海地区。也许陈宜中是得到了谢太后的密旨，南下查看将来逃跑的路线。毕竟，随着局势的恶化，撤退的路线只能是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高宗所曾选择的海上。而且，陈宜中是温州人，熟悉沿海的状况。但是这一点无法得到证实，因为谢太后坚决主战的态度此时并未表示出任何的动摇。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陈宜中的离开并没有使得谢太后重新启用王爚。这大概是她已经厌倦了这些老臣相互争吵的作风。曾经崇敬陈宜中的太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纷纷指责陈宜中的这种逃跑行为，曾经的英雄变成了令人不齿的懦弱分子。谢太后不断派出使臣要求陈宜中回朝主政，但是陈宜中却不予理睬。直到这年十月份，谢太后亲自给陈宜中的母亲写了一封信，陈宜中才做出了让步，回到临安。

从七月到十月，赵宋王朝这一段最后的喘息时间，完全无所作为，就如同失去了主心骨一样，几乎无法组织人马抵抗元军的步步紧逼。其实这时候并不是完全没有人可用，比如文天祥，他是宝祐四年（1256）的状元，当年鄂州之战时，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刚刚踏入仕途的文天祥就上书要求斩杀董宋臣，以安定人心。由于为人耿直，在贾似道当政时文天祥颇受压抑，一直在地方担任一些低级官员。元军发起总攻时，文天祥担任赣州知州，得到谢太后的勤王诏后，他在家乡招募了两万人，入京勤王。文天祥进入临安时已经是七月份，陈宜中已经离朝，他被任命为平江知府，但由于丞相不在，无法签署命令，故而一直滞留在临安。文天祥此时上书要求改革现有军事体制，实行唐代的藩镇之制。唐代藩镇之乱的危害有目共睹，尤其对于经历过五代的宋朝开国君臣，削藩镇之权是宋初最主要的政策，整个宋代体制的建立都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关，如同朱熹所说，宋初是把地方的兵也收了、钱也收了，虽然没有了藩镇之祸，但是地方却困顿不堪，一旦有事，地方根本不堪一击。这一点在北宋灭亡的过程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

文天祥的建议也不是什么新主张，南宋立国之初，就曾经授予那些在宋金之间摇摆的溃兵、盗匪集团首领以镇抚使的名义，允许他们自己征兵收税，实际上就是恢复唐代的藩镇之制。另外，南宋初的几员大将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比如韩世忠，朝廷甚至搞不清他部队的具体人数。文天祥的建议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将充分调动地方的生存能动性，至少使国家状况在短期内有所改善。这样做不仅会把地方事务归还给各地军事指挥员，而且会使原有的监督制衡机制形同虚设，使地方官员得到有效的便宜行事的权力。这意味着朝廷对战场不再拥有事无巨细的控制权，地方指挥员将全权处理紧急情况。但是文天祥的建议也是一把双刃剑，重设藩镇，也不能保证不会出现吕文焕、范文虎一类的人，而且会使得文官放弃对军队的指挥权，这也是鄙视武人的士大夫所难以接受的。

文天祥的建议得到了已经没有实权的王爚的赞成，却没有使谢太后认识到，形势的危急程度已经到了非常有必要采纳文天祥的建议的时候。谢太后依然在等待陈宜中，文天祥则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待在临安无所事事。

十月，秋天来临之时，陈宜中终于回来了。元军经过夏天的休整，也开始厉兵秣马，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伯颜在月初返回前线，首先集中兵力进攻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宋军先前夺回常州，控制了大运河终端的三百公里地带，运河无疑是通向临安最便捷的通道。据说元军投入二十万人的兵力，并由伯颜亲自指挥。宋军数量显然要少得多，主要的指挥官是在焦山打了一场窝囊仗的刘师勇。常州之战十分惨烈，元军首先将常州邻近的乡村夷为平地，强征当地百姓组成劳役部队，用石头和泥土填平了常州的护城河，而且筑起了绕城的堤防。战斗持续了一个半月，宋军除指挥官刘师勇突出重围之外，常州知州以下十几位官员壮烈殉国，没有一个官员降敌。十二月初，元军进城后又展开了一次大屠杀，据说只有四百名妇孺幸免于难，这是在忽必烈下诏禁止元军实施屠杀政策之后发生的，指挥者是元军攻宋的最高指挥官伯颜。

陈宜中此次回朝之后，开始想方设法抗元救宋。首先是抗战。他命令夏贵率军保卫临安城，动员全城军民，又在临安城召集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为士兵。有些童子兵身不满四尺，作战能力低下。其次是求和。元军攻破常州后，又占领独松关，临安城下仅有文天祥的勤王兵三四万人，左丞相留梦炎私自出逃。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王朝，积蓄力量，十二月，陈宜中派将作监丞柳岳前往元军大营求和。柳岳哀求元军班师，保证每年进奉修好，伯颜却说：“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其后不久，陈宜中又派宗正少卿陆秀夫前往，请求称臣纳币，伯颜不答应，又称侄孙，伯颜还是不从。抗战无力，求和不成，陈宜中想到迁都，他向谢太后说明其意图，谢太后开始坚决不答应。陈宜中在朝廷中痛哭哀求，陈述迁都的必要性，谢太后一向倚望陈宜中，此时已无主意，只好从之。陈宜中与谢太后约定了出逃临安的日期。那一天，谢太后已做好出逃的准备，从早上等到晚上，都没有见到陈宜中的人影。她将簪珥摔在地上，大怒道：“吾初不欲迁，而大臣数以为请，顾欺我欤？”陈宜中又一次神奇地不见踪影了。

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进驻皋亭山（今浙江省杭州市东北郊），临安城里一片混乱。朝中文武百官也纷纷逃离临安。谢太后无计可施，只好派宗室与临安知府贾余庆以恭帝名义奉传国玺及降表，到皋亭山向伯颜请降。但伯颜对这份降表仍不满意，如仍称宋朝国号、未向元朝称臣等，他要求南宋派宰相来面议投降事宜。丞相陈宜中的逃跑，使谢太后等怒不可遏。她只好在朝中选择可担大任者，临时任命文天祥为丞相前往元营议和。但文天祥被伯颜扣押，交涉没有结果。是年二月，元军进攻临安。三月，皇帝及皇亲、后宫人员数千人被元军押解北上。

在临安陷落之前，在谢太后和全太后的安排下，宋恭帝封皇兄赵昰为益王、福建安抚大使，弟赵昺为广王。赵昰等在驸马杨镇、度宗杨淑妃之弟杨亮节的护送下离开临安，一行经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温州辗转来到福州。五月，赵昰继位于福州，升福州为福州府，改元景炎，册封母亲杨淑妃为皇太后，垂帘听政，进封弟弟广王赵昺为卫王。

事实上，谢太后并非没有可能逃离临安，但是这一位倔强的老人也许是觉得自己必须负担其亡国的责任，而且她还要掩护赵家最后的血脉安全地出逃。全太后也令人惊奇地留了下来，陪伴自己的婆婆。整个过程里，恭帝并没有任何的决定权，他的两个兄弟的离开是谢太后出于保留赵家血脉的考虑，殊不知，三兄弟中活得最久的反而是恭帝，他在青灯古佛的陪伴下，活了五十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