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之战：南宋存亡的关键（二）

元军灭宋：南宋防御体系的崩溃

在襄樊之战中，元军虽取得了极大的战果，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元朝领导层认识到，如果继续采用单一的军事征服策略展开攻坚战，消耗巨大而效果不佳，“比至汉上诸城皆下，则我已困矣”，因此转而奉行军事进攻与政治劝降并用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具体执行者，就是新晋投诚的吕文焕。

由于贾似道的倚信，吕氏家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成为南宋防务体系的重要支点，“吕氏子弟、将校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马者”，沿江守将多为吕氏部曲。蒙古贵族坚持招降吕文焕，就是想利用其在南宋军中的人脉和所掌握的南宋军事政治情报。汉官胡祗遹写信给忽必烈重臣张文谦说：“吕生（吕文焕）世握兵柄，兄弟子侄布满台阁。宋君臣之孰贤孰愚，宋河山城郭之何瑕何坚，宋兵民之多寡虚实，宋兵刑政之得失巧拙，不为不知。不以降夷相待，细为之一问，不唯有以得取宋之方，见此人之浅深，以备主上之顾问。”

南宋咸淳十年（1274）九月，元军在襄阳集结大军二十万，以伯颜为统帅，开始以临安为目标的最后战役。十二月，元军渡过长江天险。行中书省官员建议以吕文焕为前导，招降沿江南宋守将：“江汉未下之州，请令吕文焕率其麾下，临城谕之，令彼知我宽仁，善遇降将，亦策之善者也。”吕文焕引导元军顺江东下，“凡其亲友部曲，皆诱下之”：元军至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守将陈奕献城投降；至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南），管景谟以城降；至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吕文德长子吕师夔出城降；至南康军（今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叶阊以城降；至安庆（今安徽省安庆市），范文虎也献城投降。在吕文焕的引领下，元军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兵临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城下。贾似道这时才如梦初醒，传檄声讨吕氏之罪，但为时已晚。

元军长驱直入，使南宋举国震惊，朝野的希望都寄托于贾似道身上。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正月，贾似道率十三万大军溯江而上，迎战元军。贾似道眼见局势不利，并没有击退元军的信心，出军后立即派人至元军请和。元将伯颜要求南宋纳土归附，贾似道无法同意，和谈乃告失败。贾似道将精锐七万余人交由孙虎臣率领，战舰两千五百艘委任夏贵，布阵于丁家洲（今安徽省铜陵市东北），自己率后军屯驻鲁港（今安徽省芜湖市南）。贾似道既不能和，又不敢战，双方甫一交锋，宋军便自乱阵脚，贾似道率先脱逃，十三万宋军瞬间土崩瓦解。

宋军战败的消息传到临安，贾似道苦心经营的擅长边务的神话随即破灭，宋廷掀起批判贾似道的风潮。贾似道上书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氏，请求迁都，但被谢氏拒绝。谢氏改任王爚、陈宜中为宰相，罢免了贾似道的官职，贬其为高州（今广东省高州市）团练副使，到循州（今广东省龙川县）安置。负责监押贾似道的会稽县尉郑虎臣，在行至福建漳州城南二十里的木棉庵时，将贾似道杀死。

南宋皇室有意将一切过错都归咎于贾似道，以重建官员、军民对皇室的信心，同时向元朝表示双方战事皆为贾似道挑衅所致，贾似道既已去位，两国当可罢兵谈和。宋廷将和谈的希望寄托于吕文焕，当时很多人对吕文焕抱有同情，认为其降元是迫不得已。太皇太后谢氏亲自致书，极力称赞吕文焕守襄功绩，希望吕文焕协助说服元军退兵，“俾王室不坏”。然而当时宋、元双方胜负的态势已甚为明显，元朝灭宋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

外敌强势入侵的危难情势，映衬出南宋政治统治的崩溃。醉生梦死、不知“天下大义”的南宋士大夫们对王朝的危难冷眼相看，大批地方守令“委印弃城”“望风而降”。仅仅一年时间，元军就从湖北一路攻到了临安。随着元军逼近，以宰相王爚、章鉴、陈宜中、留梦炎为首的大臣们连夜逃遁，“朝中为之一空”。太皇太后谢氏愤慨地斥责：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

南宋朝廷“诏天下勤王”，原以为天下百姓当“接踵而奋”，然而最终却没有任何人响应。文天祥不由感叹：“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德祐二年（1276）三月，伯颜率元军进入临安，催促宋恭帝赵一行北上大都，入觐忽必烈，南宋中央政权至此已经灭亡。但此后文天祥、陆秀夫等人仍奉赵昰、赵昺为帝，转战各地，所以习惯上仍把宋末帝赵昺祥兴二年（1279）崖山海战，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投海而亡，视为南宋正式灭亡的标志。

结语

南宋灭亡前的最后一段时期，朝政操控于贾似道之手，他的个人因素对王朝的命运自然有所影响。贾似道加速了南宋政治、军事崩溃的进程。他“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使南宋末期的政治生态更加恶化。他一方面实施高压政策，军国大政一决于己；另一方面歌舞升平，使君臣朝野沉浸于虚幻的“福华”迷梦中。在他的恩威并施之下，南宋士大夫们丧失了往日“忘身许国”的精神，或浑浑噩噩，坐视朝政日坏；或阿谀奉承，“以至亡身危国而不知”。元军攻破临安之前，南宋政权已经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危重患者。

贾似道的专权，是以其对南宋国防力量的独占为基础的。在他主导下的南宋中央政府，面对已经焕然一新的蒙古帝国，在战略战术方面始终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缺乏应变能力而受制于敌，终于导致时局不可救治。贾似道构筑的南宋防务体系，本质上是唐末五代藩镇体制的一种变体，是对北宋建国后“以文治武”“强干弱枝”政策的调整。这种体制虽然没有带来像五代时期那样的政局动荡，却具有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南宋国防寄托于吕氏集团，而吕氏集团势力的扩展，却是以肃清军中异己力量为代价的，这意味着对其制衡力量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吕氏集团势力越大，南宋国防的基础反而越单薄、越脆弱，最终随着吕氏集团相继叛降，南宋国防体系迅速崩溃。

宋朝在三百余年的历史中，两次被少数民族政权灭亡，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少见。宋两次亡国有着相似的过程，但细究起来，情况却明显不同。北宋灭亡时，臣民并未丧失对赵宋政权的信赖，“于天下虽无片土之安，而将帅、牧守相持以不为女直用”，金人因此清醒地认识到“天人之心未厌赵氏”。反观南宋末年，士大夫阶层对王朝的危难无动于衷，普通百姓也对改朝换代冷眼旁观，南宋政权丧失了人们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作为南宋灭亡前夕的主政者，贾似道对时局的恶化当然负有责任，可是从长时段来看，他也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南宋立国之初，已经丧失了奋发向上的精神，统治阶层安于现状，历经百年，终至不可复振。“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又岂是贾似道一人所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