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之战：南宋存亡的关键（一）

从川蜀到襄樊：蒙古战略重点的转移

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四月，忽必烈派翰林侍读学士郝经携带国书出使南宋，商定和议。理宗听说蒙古使臣前来，对宰相表示：“北朝使来，事体当议。”贾似道则担心郝经入朝后会泄露他私下请和的行为，因此摆出“强硬”的姿态：“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在贾似道的主张下，宋理宗遂下诏“誓不与北和”，并令人毁掉接待外国使者的“都亭驿”，以显示坚决的态度。郝经等人进入宋境后，贾似道命李庭芝将一行人扣留在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军营，既不提议和，又不许郝经返回蒙古。忽必烈因忙于处理蒙古贵族内部的争斗，无暇南顾，郝经因此被拘禁长达十六年。

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忽必烈解决了国内矛盾后，转头南向，以郝经被拘为口实，发动了征服南宋的战争，率先倡议南征的正是降将刘整。刘整进言：“宗室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彻其扞蔽。……且襄阳吾故物，由弃而弗戍，使宋得窃筑为强藩。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蒙古贵族多有对南侵持反对意见者，刘整又上奏：“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得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忽必烈因而下定决心南征。

凭借对南宋防御体系的了解，刘整建议忽必烈调整战略方向，将进攻重点由川蜀地区转移到荆湖地区的襄樊，他指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襄樊位于南阳盆地南部，是由襄阳和樊城组成的双子城，为南北交通要冲。清人顾祖禹曾说：“湖广之形胜，……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忽必烈采纳刘整的建议，命阿术与刘整共同经略，集中全力于襄阳寻求突破。

在具体战术方面，蒙军也较此前有了较大改变。刘整提出“急攻缓取”的策略来谋取襄樊，他利用吕文德贪财好利的性格，派遣使臣以玉带贿赂，请求在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果然欣然答应。使者紧接着说：“南人无信，安丰等处榷场，或为盗所掠，愿筑土墙以护货物。”吕文德开始不同意，但身边有人劝他说：“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吕文德深以为然，蒙军遂于鹿门山修筑土墙，于白鹤城筑造堡寨，由此，蒙军不仅有了守备之处，更遏止了宋朝南北之援。吕文德此时才意识到蒙军的图谋，却为时已晚，顿足叹曰：“误朝廷者，我也！”此后，蒙军在襄樊周边险要地带大量建造城堡，阻断南宋水、陆援军，断绝襄樊守军补给，坐待襄樊粮尽援绝。

蒙军是训练有素的骑兵，利于在原野上驰骋，却不习水战，如今面对恃江河之险的襄樊，非以舟师不能奏效。南宋咸淳四年（1268）八月，蒙将刘整向阿术建言：“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此后，刘整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军七万人，训练不辍，宋军在水战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

经过忽必烈对蒙古帝国的改造，其中央集权加强，组织、动员能力大增，能够调动各方力量来贯彻统治者的意图。蒙军一改此前的战略战术，将战略重点由川陕转移到襄樊，并放弃此前游击的战术，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于筑堡、造船和练军，虽一直未能取得决定性战果，消耗甚大，但蒙军仍然坚持既定战略，展现出势在必得的决心。这些根本性的改变使蒙军能够对南宋发动长期而持续的攻击，以往宋军固守城池等蒙军后勤断绝、自行退走的形势，如今已转变为蒙军把守城堡，待襄樊粮尽而降的局面。战争形势的改变，使南宋等于面对全新的敌人，要想克敌制胜，必须在战略构想、军队组织、武器装备上都有所改进。

战略的错位：襄樊失守与防御体系的缺口

南宋方面显然未能及时认清战争形势的根本性变化，做出有效的应对。蒙军已将战略重点转移到襄樊，但贾似道却始终对襄樊地区的重要性有所怀疑，进而对襄樊防卫犹疑不决。以贾似道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南宋的战略部署应以防止蒙军渡过长江为首要目标，襄阳“孤垒绵远，无关屏障”，以重兵增援襄阳将导致外重内轻，根本动摇。因此，贾似道虽重视襄阳守卫，却不认为其得失会危及整个防线。咸淳五年（1269），襄阳形势日趋紧张，吏部尚书兼侍读赵顺孙警告“不急援，祸至无日”，却被贾似道斥为“书生腐语”，质问道：“纵襄阳失守，岂遽危亡？”

由于对襄阳防务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加之对蒙军战略重点的调整、战术的改变未能及时把握，南宋防务上的应变一直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咸淳四年（1268）正月，宋廷已得知蒙军在襄阳城外修筑堡寨，但贾似道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仅令京湖方面加强防备。襄阳守将依循传统战术，下令清野及整修城池，并以茶、盐赠送蒙军将领，以表示城内粮储充足，不在乎蒙军的包围。宋军依照过去的经验，乐观地认为只要消极防守，即可让蒙军知难而退，但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他们的预料。襄阳之围经年未解，才使南宋开始有所警觉，贾似道督促京湖制置司出兵救援，但宋军受制于襄阳外围的蒙军城堡，难以前进。

咸淳五年（1269）十二月，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病故，南宋防务体系出现巨大真空。贾似道打击军中诸将的恶果至此显现，他竟然找不到才器相当的接任者。贾似道一度想亲自督战，但宋度宗三次驳回他的上书，表示“师相”不可跬步离朝廷。另一方面，贾似道对于亲征也没有坚定的决心，他已位极人臣，督战成功并不会再提高他的地位和权势，一旦失利则立即危害他辛苦建立的威望。贾似道向来不认为襄阳失守会导致整个防线的崩溃，自然没有以自己权位冒险的必要，因此他放弃了亲征的计划，将吕文德的权限分割：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继续防卫襄阳；吕文德的女婿范文虎接任禁军统帅；此外，将两淮制置使李庭芝调任京湖制置大使，委任以京湖方面的军政。

贾似道虽重用李庭芝，却不像对吕文德那样信赖。吕文德出身行伍，即使战功再高，也不可能得到文官的拥戴，而李庭芝却是进士出身，如果解襄阳之围成功，声望水涨船高，难保不会对贾似道的相位形成威胁。另一方面，长期盘踞京湖的吕氏家族也不愿接受李庭芝的节制，范文虎利用贾似道固位贪权的心理致书说：“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听命于京阃（李庭芝），事成则功归恩相矣。”贾似道大喜，任命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其军队由朝廷直接指挥。范文虎此后日携美妾，于军中击马球为乐，李庭芝屡次催促进兵，范文虎都推托圣旨未到，不予理睬。范文虎才略甚差，不堪大任；李庭芝又上受贾似道牵制，下有范文虎掣肘，难以施展。南宋援军始终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呈现出分散与孤立之势，更难突破元军的封锁。

到咸淳八年（1272），襄阳之围已持续五年之久，尽管南宋守军顽强抵抗，但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城池失守已在所难免。该年十一月，李庭芝上奏请求贾似道效仿南宋初张浚、赵鼎的事例，在鄂州或荆州（今湖北省荆州市）设立都督府，亲自统筹诸军支援襄阳，他确信这是解决诸将之间互不协作的问题、集合力量对敌作战的最后途径。但这一请求仍然为贾似道所拒绝，贾似道回奏称：“若办此事，非臣捐躯勇往，终未能遂。然纵使臣行，亦后时矣，恐无益于襄阳之存亡。尚可使江南无虞，而不至内地之震骇也。庭芝欲臣建督于荆之谋，要不过姑为是说。”在贾似道看来，江南的防卫才是最重要的大事，他已经准备接受襄阳失守的事实。

南宋咸淳九年（1273）正月，元军截断襄阳、樊城之间的水路联系，又投入新式武器“回回炮”攻城，樊城守将范天顺、牛富等壮烈牺牲，樊城失陷。樊城的失守，使外援断绝的襄阳更加危如累卵，吕文焕每次巡城，“南望恸哭而后下”。元军又将“回回炮”转移到襄阳城下，一炮击中襄阳谯楼，“声如震雷”，使城中军民心理上产生极大震骇，很多将领逾城而降。

刘整出于对吕氏兄弟的报复心理，想要强攻襄阳，捉拿吕文焕，但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却主张劝降的方针。忽必烈下达劝降诏书：“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尔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勿治，且加迁擢。”

元军主帅阿里海牙也劝吕文焕：“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也。”吕文焕无可奈何之下，终于出城纳款，襄阳失守，持续了五年多的襄樊之战告一段落。

襄樊之战是决定南宋存亡的关键节点，顾祖禹说：“宋之亡，盖自襄樊始矣。”贾似道听闻吕文焕降敌的消息后，自称“战眩颠沛，几于无生。不谓事不可期，力无所措，乃至此极”。然而他囿于对襄阳地位的成见，仍未能体察情势的严重。他安抚宋度宗说，理宗端平年间，荆襄地区也曾失守，相比之下，现在的情况并不算严重。在追究战败责任时，实际负责援襄作战的贾贵、范文虎等都安然无恙，受处分最重的反而是与襄樊之战毫无关系的俞大忠，他的罪名竟是其父俞兴激起刘整降蒙，埋下了襄樊之战的祸根。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做法，反映了主政者无意反省的态度，在临安的宋度宗与贾似道君臣，仍继续沉浸在歌舞升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