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鄂州大捷”与登上权力巅峰（二）

对南宋军事力量的独占

贾似道凭借“鄂州大捷”进入权力中枢，他的专权是建立在对蒙作战基础上的，构筑明确的对蒙防卫体制是身为宰相的贾似道必须面对的问题；确保对军队的绝对掌握，则是贾似道巩固自己地位的前提。

1. 对蒙防卫体制的确立

贾似道自鄂州还朝之初就向理宗上奏：“今天下之势，保藩篱，则下可保堂奥；有三边，则可有内地。”南宋立国东南，为了防御北方强敌的入侵，建构了比较完整的战区防御体系，“唯曰长江为户庭，两淮为藩篱”。沿长江一线布置军队，上起汉水，下迄淮河，将千里江面分为三块，形成川陕、京湖、两淮三大防区。两淮防区直接掩护临安和江浙地区，以防御长江下游；京湖防区连接两淮、川陕防区，防御长江中游；川陕防区守卫四川，防御长江上游。贾似道提到的三边，便是指四川、京湖、两淮边境，其中两淮地区尤为关键，是贾似道对蒙防卫体制的根本。这种防卫构想的实施，首先表现在边帅人事安排上，特别是京湖和两淮两个军区的长官人选。京湖地区，自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至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一直由吕文德驻守；两淮边境，自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至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由李庭芝驻守。吕文德、李庭芝加上身在中央的贾似道，三人鼎足而立，构成贾似道在鄂州之战后的对蒙防卫体制。

吕文德，据说早年是安丰（今安徽省寿县）的一个樵夫，后投身军旅。开庆元年（1259）宋蒙战争中，他担任京西湖北安抚使兼制置使，与贾似道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贾似道对吕文德非常信任，将京湖地区的军政、财政等大权全权委托给他，“沿边数千里，皆归其控制，所在将佐列戍皆俾其私人”。吕文德“好无礼士大夫”，甚至不肯拜祭孔子，痛斥孔子不曾教他识字。他贪财好利，军队只有七万人，却要用湖广六十四州的收入来维持，并且将朝廷下发的军费据为己有，“以至宝货充栋，宇产遍江淮，富亦极矣”。

李庭芝出自名将孟珙幕下，淳祐元年（1241）考中进士。孟珙去世前，将李庭芝推荐给贾似道。贾似道拔擢李庭芝知扬州、主管两淮制置安抚司事，后来成为两淮防区的最高官员。李庭芝对两淮的经营有着非常明显的地方主义特色，他在扬州努力振兴当地产业，成功恢复大宗盐利；募集两万流民，创建“武锐军”；兴办学校；在水旱时拿出个人财产来赈灾，因此当地百姓“德之如父母”。扬州后来在蒙军大举南下时顽强抵抗，临安陷落后，谢太后诏李庭芝降元：“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但李庭芝仍然坚持不肯投降。南宋末期，扬州聚集了一大批忠诚之士，陆秀夫、边居谊、李芾等名列《宋史·忠义传》的人物都出自李庭芝幕下，“时天下称得士多者，以淮南为第一，号‘小朝廷’”。

贾似道构筑的防御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唐末五代藩镇体制的翻版，也是南宋中央政府面对现实压力，对北宋建国以来“以文治武”“强干弱枝”政策的调整。吕文德、李庭芝二人虽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和个性，但在对蒙防卫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贾似道构建的对蒙防卫体制确有其效。然而不能否认，这一体系也存在巨大的缺陷。贾似道将几乎整个南宋国防都委托给吕、李二人，特别是吕文德，他在贾似道支持下组建了庞大的吕氏集团，南宋沿江防线重要据点多被其亲族、部曲占据，这使得南宋国防的基础变得脆弱和单薄。随后的宋蒙战争中，当吕氏集团核心人物投降后，其他吕氏集团成员也相继纳款，致使南宋防线迅速崩溃瓦解。

2. 以“打算法”在军中清除异己

在选拔心腹将帅构建对蒙防卫体制的同时，贾似道在军队中展开肃清异己的活动。在当时南宋军队中，贾似道的权力基础并不牢固，只有吕文德、李庭芝等少数人可以称得上是贾似道的心腹，其余很多将领并不依附于他，甚至对他阳奉阴违乃至公然对立。贾似道为了将这些异己力量肃清，创造出“打算法”。

开庆元年（1259）宋蒙战争耗费了南宋大量财物，所谓“打算法”，就是在战后对战时军费进行结算审计。南宋后期，统兵将领对军费的贪黩侵吞、滥支滥用一直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在军队中建立起会计、审计制度有其必要性。然而，“打算法”并不是纯粹的审计制度，而是极具政治性和策略性的，贾似道的目的就是借此将政见不合的异己分子排挤出重要岗位。“鄂州围解，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己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诸路，欲以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击去之。”

打算法采用交叉审计的原则，如“向士璧守潭，费用委浙西阃打算；赵葵守淮，则委建康阃马光祖打算”。这种方案看似公平，但实际上被委任的审计者都是贾似道的同盟。在打算法下，大批表现突出的良将被清算。马光祖素来与赵葵不合，并且要迎合贾似道，他在赵葵身上找不出财务问题，就诬陷赵葵于元宵节张灯设宴为不正当支出。在“打算法”的受害者中，以向士璧的遭遇最为凄惨。向士璧与贾似道的亲信吕文德有矛盾，素来与贾似道不合。兀良合台攻打潭州时，向士璧负责守城。蒙军攻城，向士璧亲自在城头指挥作战，慰劳士卒，成功将兀良合台阻挡在潭州城下，为在鄂州的贾似道分担了很大军事压力。潭州解围后，理宗赐金带给向士璧以示褒奖。贾似道将战功卓著的向士璧视作巨大的威胁，攻击向士璧在潭州时“侵盗官钱”。向士璧先被剥夺军功封赏、贬逐漳州（福建省章州市），随后又因被追究“守城时所用金谷”致死，乃至“复拘其妻妾而征之”。在重庆钓鱼城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的王坚，因遭贾似道忌恨，“出知和州，郁郁而死”。李曾伯素有威望，贾似道忌惮其声望太高，利用打算法将他排挤去位。史岩之曾对贾似道有提携之恩，并与贾似道有亲姻关系，最后“亦纳钱而妻子下狱”。

给南宋政权造成最大影响的，是对骁将刘整的迫害，刘整由此叛宋降蒙。刘整本是金军将领，在金朝灭亡前投奔南宋名将孟珙，屡立战功，出任泸州知州。由于刘整是降将，因而在南宋军中颇受排挤。孟珙死后，刘整更加孤立。当时，贾似道嫡系吕文德、俞兴掌握四川军政大权，他们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吕、俞二人经常故意贬低刘整的战功。景定二年（1261）六月，俞兴派人到刘整处审计军中钱粮。刘整惊恐之下，以金瓶贿赂俞兴，但俞兴不受；到江陵求俞兴的母亲写信求情，俞兴仍不为所动；派人到临安控诉，又在贾似道的压制下不得上达。刘整担心大祸将至，假意大肆贿赂吕文德、俞兴，找到机会便叛降蒙古，忽必烈随即授刘整为行夔府路中书省兼安抚使。

打算法的实施确立并巩固了贾似道在军中的专权地位，也给南宋末期的军事造成了巨大伤害。贾似道、吕文德等人独占南宋大部分军事力量，一大批不依附他们的边帅武将被肃清，封闭了不同军事集团间联合作战的可能性，削弱了南宋防卫力量。刘整的叛降，更给南宋带来近乎致命的打击，他“熟知山川险要、国事虚实”，使南宋最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外泄，“元自是愈易宋，而边祸日深矣”。刘整降蒙后成为攻宋的先锋军，在基本战略和临阵战术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关键性提案，影响了宋蒙战争的走向。

权相政治的顶峰与“福华”迷梦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贾似道的权势走向巅峰，其党羽布列要津，盘错中外。“上自执政侍从，下至小小朝绅，无一人而非其党。”他曾在一次百官议事时，骄横地说：“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景定五年（1264）十月，宋理宗病逝，时年二十五岁的赵禥登上皇位，即宋度宗。宋度宗把军国大政拱手委付给贾似道，自己“惟荒乐之从，未尝及外庭事”。在蒙军大举压境时，他仍在宫中晏然无事一般以琴酒自娱。

南宋政治史上有一个突出现象，即权相秉政，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时间共达七十二年，几乎占了整个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历史时期的一半。他们利用掌握的权力，网罗党羽、排挤政敌，给南宋王朝的政治生态造成了很大影响。士大夫们或者追逐势利、丧失名节，恬然“以公朝之执法，为私门之吠犬”；或者廉耻虽存、气节不足，“平居未尝立异，遇事不敢尽言”。那些忠于职守、敢于谏诤者，轻则罢官去职，重则“随陷其祸”。贾似道将这种权相政治推向顶峰。

贾似道在朝堂采用高压政策，压制一切反对意见。“街谈巷议，及其谬政，则为骗局之狱，赌局之狱，一网打尽，皂白不分，陷之死地。场屋程文，一有所指，则虽已擢科第，必籍记其人，将来治之。稍有廉声才誉、学问文采，而觉其意不附己，即堕机阱。”他深居葛岭私第，不赴官署治事，由吏人抱文书至宅第呈送，大小政事，“非关白不敢擅行”。叶梦鼎、马廷鸾、江万里等人先后担任宰相，但都因不堪成为贾似道的附庸而坚决辞职。宋蒙战事日急之时，贾似道压制朝中大臣讨论边事。江万里屡次请求增兵救援襄阳，贾似道都不予理睬，江万里无奈出知福州。一日，宋度宗突然问：“襄阳围已三年，奈何？”贾似道回答称：“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宋度宗答道：“适有女嫔言之。”贾似道于是诬以他事，将该女嫔处死。此后，边境战事虽日渐危急，却再也没有人敢提及。

施行高压政策的同时，贾似道引导士大夫们将军国大事置于脑后，倡导奢侈享乐之风。他于西湖葛岭赐第养尊处优，“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他曾与群妾蹲在地上斗蟋蟀，与他狎玩的门客看到后戏言：“此军国重事邪？”当时有人题诗讽刺：“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贾似道令门客廖莹中编撰《福华编》，吹嘘其鄂州战功，虚构出一个“福泽天下、繁华昌盛”的盛世。每年贾似道生日，“四方善颂者”就会赋诗填词，为贾似道歌功颂德。贾似道甚至效仿科举考试，将颂辞分列等次，排名靠前的予以赏拔。

贾似道的行为给南宋政治造成了巨大伤害，在他的主导下，南宋士大夫阶层丧失了往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他们对于迫在眉睫的亡国之危表现麻木，只知玩岁愒日，沉溺于湖山歌舞之娱，不知“有天下大义”。明人黄淳耀感叹说：“南宋之末，士大夫伈伈伣伣，拱手环视以苟岁月。陈同父谓之风痹，不知痛痒，积数十年，而国亦亡，其气弱也。”

醉生梦死的生活，不仅腐蚀了统治阶层的精神，也腐蚀了整个时代民众的灵魂。受统治阶层精神风貌的影响，普通民众也晏然自安，对国事漠不关心。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观察道：“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悠哉闲哉。”这不免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面对虎视眈眈的蒙古铁骑，南宋社会却仿佛陷入麻醉中，对王朝的危难无动于衷。南宋的灭亡，不仅仅是蒙军军事入侵的结果，同时也源于其政治统治的崩溃，而独揽大权的贾似道，显然加速了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