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鄂州大捷”与登上权力巅峰（一）

“鄂州大捷”

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初，蒙古大汗蒙哥汗决定南下攻宋。蒙军兵分三路，蒙哥汗亲率大军进攻四川，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兀良合台率军从云南北上攻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三路军约定最终在鄂州会合，东向围攻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这是宋蒙交战以来，蒙军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括兵率赋，朝下令，夕出师，阖国大举，以之伐宋而图混一”。

蒙哥汗率领的军队于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正月列阵于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下，意图攻略南宋在四川的军事和行政根据地重庆。钓鱼城地势险要，南、北、西三面环水，既有山水之险，也有交通之便，城中宋军在守将王坚的率领下奋起抵抗，蒙军多次进攻未果。宋理宗令贾似道以枢密使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知江陵府，统筹各战区军队、物资的指挥和调遣。蒙军久攻钓鱼城不下，又正值酷暑季节，军中暑热、疟疾等病役流行。相持之中，蒙哥汗也于当年七月阵亡，这支蒙军遂于九月北还。

忽必烈部于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八月渡过淮河，抵达长江北岸。忽必烈接到宗王穆哥的信件，信件中告知了蒙哥汗的死讯，令他紧急北还继承汗位。但忽必烈认为大军已至长江边上，并且有南宋渔民因不满苛税而主动提供渡江船只，机会难得，因此坚持渡过长江，拉开了鄂州之战的序幕。

鄂州是军事重镇，它被蒙军围攻的消息使南宋“中外大震”。宋理宗急诏诸路宋军应援，并拿出内库银币犒师，前后出缗钱七千七百万缗，银一百六十万两，帛一百六十万匹。开庆元年（1259）十月，宋理宗罢免了应战不力的宰相丁大全，命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赴前线指挥作战。宋蒙双方交战非常激烈，鄂州城内死伤达一万三千人，知州张胜也战死军中。蒙军屡次攻破鄂州城墙，宋军屡次补筑。贾似道下令建木栅环绕城墙，一夜之间便告完工，忽必烈看到后大为赞赏，对扈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蒙军挖通城墙，但为木栅所阻，“入战者辄不利”。

鄂州之战紧急时，南宋援军陆续到达。宋将吕文德率军从重庆来援，乘夜进入鄂州，鄂城“守愈坚”。战争进入对峙状态，忽必烈的妻子派人急报蒙古贵族中有人谋立阿里不哥继承汗位，请忽必烈尽快北归，谋士郝经也建议“断然班师，亟定大计”。恰在此时，贾似道私下派人请和，许诺与蒙古“割江为界”，“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忽必烈顺水推舟，与贾似道达成停战协议，解除了对鄂州的包围，北归而去。

另外一支由兀良合台统率的蒙军，于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十一月受挫于潭州，后转战于江西，于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正月从寿昌（今浙江省建德市西南）、新生洲（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西）渡江北还。贾似道采用刘整的计谋，命水军攻断蒙军渡江的浮梁，杀死蒙军一百七十人，上表请功。这也成了贾似道的一大战功，在南宋朝野上下传颂。

“正位鼎轴”与整肃朝政

景定元年（1260）四月，贾似道班师回朝，上表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宋理宗大喜，以为贾似道立下了不世之功，褒美贾似道为“股肱之臣”，“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朝野内外也是一片欢呼赞誉，要求速诏贾似道“正位鼎轴”。贾似道凭借鄂州之战，一举确立了其政治地位，不过他所谓的“功绩”，很大部分却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的。忽必烈撤军只是为了北归争夺汗位，并非被南宋军队战胜，因此“鄂州大捷”名不副实，贾似道还朝后又向包括理宗在内的南宋中央政府隐瞒了私下求和的行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虚构的“功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在中央政府势单力孤，同时政治基础不够稳固，贾似道执政后不得不发动政治斗争，营建私人势力。当时与贾似道一起担任宰相的是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二人并相的制度，目的在于使双方互相牵制，防止一人独大，因此贾似道想要大权独揽，就必须除掉吴潜。吴潜与宋理宗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理宗早年有过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此后多年未能再生皇子，于是只能按惯例在宗室之中选择继承人。出于血缘和辈分的考虑，宋理宗首先考虑的人选是弟弟赵与芮的独生子赵禥，赵禥七岁起就被养在皇宫之中。但其生母黄氏本来是陪嫁的丫鬟，由于地位低下，黄氏担心孩子的未来受到影响，因而不想生下腹中胎儿，于是在怀孕后服用了堕胎药。然而，可能是药物效果欠佳，抑或是别的原因，黄氏服药之后并没有流产，结果却使赵禥先天发育不良，七岁才能开口说话。理宗皇帝看重的正是这样一位疑似智障者的继承人。吴潜反对立赵禥为太子，上书密奏说，“臣没有史弥远的才能，忠王（赵禥）没有陛下的福分”。意思是说，理宗当年依靠权臣史弥远才得以登基，以亲疏关系而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吴潜的话一下子触到了理宗最脆弱的神经，这给他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贾似道顺应宋理宗的心意，令侍御史沈炎以“忠王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为罪名，弹劾吴潜“奸谋叵测”。宋理宗遂罢免吴潜，并将与吴潜关系密切的大臣一概逐出朝廷，“凡似道所恶者，无贤否，皆论斥之”。他称赞贾似道能与自己同心同德为国家确定大计，贾似道不仅去除了一大政敌，而且成了“定策功臣”，权势愈发炙手可热。

吴潜去位后，贾似道还面临着几股政治势力的挑战。宋朝“祖宗家法”对宦官、外戚参与朝政有严格的限制，但理宗在位后期，宦官、外戚势力上扬，致使吏治极为紊乱。不但一般大臣受到宦官的威逼，即便是宰相也不得不看宦官的脸色行事，丁大全因奴事卢允升、董宋臣而得宠，谢方叔、董槐、程元凤、吴潜等人的下台，也都与宦官有关。如果任凭其势力膨胀，汉、唐末年宦官专政的局面很可能再现。外戚是指理宗谢皇后的家人，特别是其侄谢堂，为人“深崄”，最为颉颃难制。他虽然不任要职，但拉帮结派，竟然能左右朝政，时人称之为“天下三患”之一。

与宦官、外戚并列为患的，还有学舍（即“三学”：太学、武学、宗学）的力量。随着朱学逐渐控制了意识形态，学生的群体意识也陡然增强，他们利用舆论，成为足以撼动朝政的政治势力。“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朝廷对他们稍有处置，他们便借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典故反击，致使皇帝、宰相也心存顾忌。

在处理这几种政治势力时，贾似道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他并没有采用正面对抗的方式，而是寻求迂回的解决方案。对于董宋臣、卢允升等宦官，贾似道先剪除其党羽，将他们引荐的大臣尽皆赶出朝堂，失去了在外朝的羽翼，董、卢等人无从施展，“余党慑伏，惴惴无敢为矣”，此后便再也不见有宦官弄权的记载。对付外戚谢氏也是如此，贾似道先假意与谢堂“日亲狎”，在谢堂放松警惕后，不动声色间将谢氏党羽“悉皆换班”，谢堂虽醒悟自己上了当，但也无可奈何。贾似道又规定外戚不得担任地方监司、郡守，由此“子弟门客敛迹，不敢干朝政”。对于学舍，史嵩之、丁大全等人曾试图以强硬手段压制，结果反而在学生的游行抗议中倒台。贾似道则改弦更张，“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一方面增加给学生的恩赏和馈给，提高他们的待遇；另一方面严格法制，一旦有人违法得罪，“则黥决不少贷”。恩威并施之下，学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反而日颂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