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和议及其反复

“奸凶已毙之首”不足惜：宋金和议的达成

玉津园之变的另一个政治遗产，就是宋金和议的达成。实际上，自北伐受挫，韩侂胄已经遣使与金议和，并初步达成意向。韩侂胄被杀后，钱象祖向金朝通报诛韩之事，金人召来宋使王柟。王柟尚不知政变的发生，盛赞韩侂胄的忠贤威略。金人将宋朝边报拿给王柟，讽刺道：“如汝之言，南朝何故诛之？”王柟困窘，无言以对。金人趁机提出，将韩侂胄的首级献给金朝，作为和议的一项内容。

王柟回到临安，报告金人的要求。宋宁宗召两省、侍从和台谏官员集议。林大中等人认为和议是头等大事，“奸凶已毙之首”不足惜。倪思甚至公然宣称“一侂胄臭头颅，何必诸公争”。只有章良能抗词力辩，提出虽然韩侂胄是已诛之罪臣，但以朝廷大臣首级献给敌国，终究事关国体。然而仅凭章良能一己之力难以挽回众人意志，宋宁宗遂决定将韩侂胄开棺，取其首级函送金朝，双方达成“嘉定和议”。此后直至嘉定十年（1217）金军大举南侵，南宋都以这一和议作为对金政策的基础。《宋史》记载：“时再议和好，尤戒开边隙，旁塞之民事与北界相涉，不问法轻重皆杀之。”

嘉定和议自签订之日起就受到士大夫的非议，函送韩侂胄首级更招致公论的批评。人们认为金朝已相当疲弱，如果宋朝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不患和议不成，届时条款会对宋朝更为有利。只是由于当权者畏懦，听任金朝恐吓，一切从之。并且诛杀韩侂胄是南宋内政，函送其首级至金朝，则是将南宋等同于金朝的附属，有辱国体。时人写诗讽刺道：“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道学群体尤其对和议不满，他们倡言和议是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应该利用屈辱媾和换来的时间，修明内政，待时机成熟时改变现状。楼钥上奏道：“恐和议一成，喜庆相贺，文恬武嬉，便为无事，则后日之害，其何可胜言。”希望宁宗“内修自治之计，日夕与二三大臣讲明其要，次第施行”。嘉定和议的达成，虽然再次实现了宋金边界的和平，但也给史弥远的声誉造成损害，导致他与道学群体之间产生隔阂。出于对和议的不满，道学群体此后每每提出变革的主张，都要求推翻和议，给史弥远的对外政策施加了极大压力。

“用力寡而成功倍”：借助外力的抗金策略

从嘉定四年（1211）起，南宋逐渐意识到周边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当年六月，南宋遣余嵘出使金朝贺金主生辰，行至涿州，因蒙古围攻金朝国都，道路不通而还。余嵘还朝后，将金朝遭蒙古围攻的情形上奏宁宗，此后，南宋虽仍按时遣使致贺，却以漕运不畅为由停止了输纳岁币。嘉定六年（1213）十月，真德秀使金贺金主继位，稍后李埴使金贺正旦，皆因金蒙战乱不至而还。真德秀断定金朝“纵使未即灭亡，亦必不能持久”，提醒宁宗早作准备。

嘉定七年（1214），金宣宗迁都汴京，遣使至南宋通报，并且督责南宋所欠岁币。以道学成员为代表的清议分子，纷纷抨击输纳岁币的举措，主张罢岁币、与金绝交，甚至不惜一战。真德秀上书称，“金势不振而居我故都，必来索币，则不当予币”；若“彼求我与，一切如初，非特下策，几无策矣”。他主张效仿勾践卧薪尝胆，用这些钱练兵选将，匡复故土。

主持朝政的史弥远没有受清议的影响，坚持与金朝维持和平的外交路线。一方面，史弥远的权位是通过倾轧韩侂胄得来的，所以在路线政策上，必须与韩侂胄的开边策略反向而行。魏了翁就说：“史弥远密赞先帝，正侂胄开边之罪而代其位，其说不得不出于和。”另外也应该注意到，主和是史氏家族一贯的政治主张，至少从史浩就已如此。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入侵，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任用张浚北伐，史浩都力主和谈。他是南方利益的坚定捍卫者，把南方本土利益摆在恢复北方领土之上。在这一点上，史弥远与父亲观点一致，他看重的同样是南方的安全，而不是恢复旧疆的宏大政治目标。

在岁币问题上，史弥远实施了比较务实的策略，他并没有断然拒绝金朝的要求，而是继续以漕运干涸为借口拒绝输纳岁币，给宋朝留下一定的回旋余地。尽管如此，宋嘉定十年（1217）四月，金宣宗仍然以岁币不到为由，下诏南征。南宋方面虽也于六月下诏伐金，史弥远却并未放弃求和的努力，他接连写了三封信给前线的崔与之，令其与金军议和，但崔与之认为“彼方得势，而我与之和，必遭屈辱”，拒不奉命。

南宋朝堂上，道学官员们反对和议的呼声日趋高涨，他们认为岁币只是金兵南侵的借口，金人实则别有所图，即便南宋恢复送纳岁币，也阻止不了战争的继续。黄榦说：“残虏犯边，亦既一年，彼其君臣上下日夜相与经营，必欲得吾两淮而后已，虽以岁币为名，而实不在乎岁币也。”嘉定十二年（1219）五月，和战双方的论争发展到了高潮，由此爆发了大规模的太学、武学、宗学“三学生运动”。太学生何处恬等二百余人上书，控诉工部尚书胡榘主张与金人议和，请诛之以谢天下。宗学生、武学生也相继伏阙，极言其事。“三学生运动”得到清议的支持。秘书监柴中行上书：“三学所言，不宜含糊，付之不恤，是欲私庇其人，而使吾君有拒谏之失。”胡榘是史弥远的心腹，其立场代表着史弥远的态度，对他的攻击显然意在敲山震虎。迫于舆论的压力，史弥远开始对金采取比较积极的政策。

史弥远采纳程珌的建议，中央政府退居幕后，放权给边区守将，令他们自主决定联合地方武装乃至蒙古抗击金朝。这样，成功则朝廷享大利，否则也不损及毫毛，所谓“用力寡而成功倍”。淮东制置使贾涉出面接纳了山东忠义军的归附，物质上给予他们大量资助，同时对首领李全等人加官晋爵，利用他们牵制金军，因此山东局势展现出对南宋有利的形势。金朝御史中丞完颜伯嘉说：“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嘉定十二年（1219）六月，金军元帅张林归降，献上青、莒等十二州；次年，金朝严实又举魏、博等九州归降南宋。程珌在《谢丞相启》中颂扬道：“盖中兴九十载，块土未还；今山东二百州，版图日至。一镞靡烦于力战，铢钱不费于大农。”

同时，南宋开始与蒙古联系。南宋最初对迅速崛起的蒙古缺乏认识，嘉定四年（1211）听闻蒙古围攻燕京的消息，才开始考虑如何应对这个新兴的强邻。真德秀的一段话表明了宋人的矛盾心情：“事会之来，应之实难，毫釐少差，祸败立至。设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夹攻，豪杰四起，奉我以为主，从之则有宣和结约之当戒，张觉内附之可惩，如将保固江淮，闭境自守，彼方云扰，我欲堵安，以此为谋，尤非易事。”从嘉定七年（1214）开始，蒙古数次遣使至南宋，试探夹攻灭金的可能性；南宋方面也多次派遣使者回访，但由于宋金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宋朝群臣的意见分歧，宋蒙关系并没有更深入的发展。随后，南宋政坛再生波澜，波及三国关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