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交割：从韩侂胄到史弥远

史弥远个人在权力阶梯上的攀登，对于整个南宋时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先是权力中枢的更迭，继而是帝位的传承。但不止于此，它还触及南宋的对外政策，进而影响到南宋国运的走向，这一点恐怕是史弥远本人并没有意识到的。

宁宗开禧至理宗端平年间，是南宋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宋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激烈爆发：权倾朝野的宰相韩侂胄被谋杀于玉津园，出身低微的宋理宗登上帝位，原本的皇位继承人赵竑冤死于湖州。与此同时，南宋周边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迅速崛起的蒙古使南宋政权在世仇金朝以外，又多了一个亦敌亦友的强劲对手。受国内政局波动的影响，南宋对金、蒙的政策在和与战之间摇摆反复，陷入战不能战、和又不可的窘境。内政外交方面出现的复杂局面的焦点都指向同一个人，即独揽朝政长达二十五年的史弥远。史弥远不但是宁宗晚期政局的核心人物，更主导了理宗初期的政治运作，甚至在他死后还长期影响着朝政的走向。透过史弥远的一生，可以观察到南宋历史向晚期行进的过程。

出身名门，追随父亲的足迹

史弥远出身于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史氏家族。南宋建立后，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明州的战略地位大幅加强，大批赵氏宗亲从北方迁居于此，提升了明州的声望和文化素养。明州诞生了许多名门望族，楼氏和史氏是其中的佼佼者。楼氏家族从北宋就居于此处，他们在北宋时期培养了七位进士，南宋时期超过三十位，由于卓越的文学成就，楼氏在当地享有崇高声誉。与楼氏相比，史氏家族崛起的时间要晚得多，直到北宋末年才培养出第一位进士史才，他在宋高宗时一度荣升至参知政事的高位。史氏的兴旺要归功于史浩，孝宗尚为皇子时，史浩曾担任其老师，孝宗继位后，史浩凭借这一特殊关系被擢升为宰相。在他的羽翼下，史氏家族走向兴盛，人才辈出，成为举国闻名的精英家族，后人称赞其“一门三宰相，四世八公卿”。

史浩于隆兴二年（1164）春辞去相位，他的第三个儿子也出生在这一年，即史弥远。史弥远幼年的教育在史浩的亲自督导下完成，史浩的仕宦经历和政治主张对史弥远产生了深远影响。淳熙六年（1179），十六岁的史弥远凭借史浩的荫补获得官位，两年后他参加铨试并位居第一。淳熙十四年（1187），史弥远考中进士，这时史浩已年逾八十，久离官场。史弥远被调入京城，只担任过大理司直、太社令、太常寺主簿等一些地位低微的实务性官职。绍熙五年（1194）春，史浩去世，史弥远丁忧守孝，庆元二年（1196）才重回京城任职。重回京城后，史弥远的任职较以前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担任的多是一些文学之选，如枢密院编修官、实录院同修撰、起居郎等，并最终于开禧二年（1206）成为资善堂直讲。资善堂是皇子听读就学的地方，史弥远终于追随父亲的足迹，成为皇子赵曮的老师。史弥远虽是进士出身，但并不以文学才能见长，他仕途方向上的这种变化显然是其主动经营的结果，父亲史浩的经历指导着史弥远对自己仕途的规划，使他有意识地向皇子靠近。皇子老师的身份改变了史弥远的人生轨迹，接下来，他如愿打入核心权力圈，深入参与到宫廷政治当中。

玉津园之变：围绕皇权的生死之争

宋宁宗在位三十年，却称不上是一位英主，宋人甚至有宁宗“不慧而讷于言”的说法。宁宗朝的朝政先后把持在两个人手中，前期是韩侂胄，后期是史弥远，二人权力的交接发生于开禧、嘉定之际。开禧二年（1206）四月，韩侂胄打着收复中原失地的旗号，发动了对金朝的军事行动，史称“开禧北伐”。战争之初，由于金朝准备不足，宋军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但随着金军反攻的展开，宋军全线受挫，北伐开始不足一年就宣告失败。北伐失败给韩侂胄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朝野内外引发激烈批评。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杨皇后与史弥远等人发动政变，诛杀了韩侂胄，即“玉津园之变”。后世史家往往认定“开禧北伐”与“玉津园之变”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以史弥远等人的主和方针与韩侂胄的用兵政策之间的矛盾来解释韩侂胄之死，但单纯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不足以引起如此激烈的变故，仔细考察，就会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开禧北伐虽打着收复失地的旗号，其驱动力却来自南宋朝堂内部。韩侂胄能实现大权独揽，得益于其特殊的身份，他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外甥，也是宋宁宗韩皇后的叔祖，凭借与内廷的密切关系，他才能出入宫闱，对宋宁宗发挥影响力。庆元六年（1200），韩皇后去世，韩侂胄不但失去了宫中奥援，还在继立皇后的人选问题上与宋宁宗产生分歧。韩侂胄主张立柔顺易制的曹美人为皇后，宋宁宗却坚持立性格机警、善于权术的杨贵妃为皇后。杨氏自此与韩侂胄结下仇怨，“始有谋侂胄之意矣”。开禧元年（1205）五月，宋宁宗立宗室子赵曮为皇子，进封荣王。赵曮入宫后长期由杨氏抚育，他被立为皇子，使杨皇后势力大增。韩侂胄站在潜在皇位继承人的对立面，处境越发艰难，甚至有馆客形容他在朝中“危如累卵”。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韩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韩侂胄这才力主对金北伐。因此，“开禧北伐”的政治原动力是南宋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它是韩侂胄为转移内部矛盾、巩固自身地位所做出的决策。魏了翁后来明白指出，“韩侂胄既盗威柄，出入禁中，自恭淑皇后上仙，虑其不能以久，则又为开边之说以自固”。这一点与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很多现象有共通之处。

内外形势的发展，推动杨皇后与韩侂胄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逐渐达到爆发的临界点。开禧三年（1207）中，后宫传来妃嫔怀有身孕的消息。赵曮虽被立为皇子，但终究不是宋宁宗的亲生儿子，如果后宫产下男婴，赵曮就会丧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杨皇后的地位也会受到冲击。韩侂胄遂谋求利用这一机会，将杨皇后与赵曮一举扳倒，杨皇后和赵曮也急于除掉韩侂胄。杨皇后通过兄长杨次山联络外朝大臣，史弥远时任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是赵曮的老师，双方自然一拍即合。史弥远与杨皇后商议，尝试由杨皇后和赵曮在宫中向宁宗进言罢免韩侂胄，这样就可以绕过外朝，避免打草惊蛇。在史弥远的教导下，赵曮趁边事紧急时入奏：“韩侂胄轻起兵端，上危宗社，宜赐黜罢，以安边境。”杨皇后也从旁再三力请，但宋宁宗并没有答应。

无奈之下，杨皇后等人只得另寻他法，她联络参政钱象祖、李壁，礼部尚书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镃等人，形成了反韩侂胄的秘密联盟。史弥远虽官位不突出，但由于其身份特殊，成为沟通杨皇后与外朝的信息通道，发挥了主导作用。他深夜乔装易服，往来于钱象祖、李壁宅第，积极部署。史弥远最初对如何处置韩侂胄心存犹豫，在张镃的建议下，才下定决心杀掉韩侂胄。他向杨皇后禀告，定下“去凶之策”，随后把行动方案告知钱象祖等，并谎称已奉有密旨。钱象祖为稳妥起见，想要向宋宁宗奏审，史弥远制止他道：“事留，恐泄。”

韩侂胄对史弥远等人的活动也有所察觉，在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陈自强及亲信周筠的建议下，他任命林行可为谏议大夫，刘藻为察官，准备在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三日这天早朝，由二人上奏弹劾，一网打尽史弥远、钱象祖等人。史弥远探听到了韩侂胄的计划，遂命禁军统帅夏震在当日早朝路上实施谋杀方案。三日早晨，夏震率兵卒拦住韩侂胄，将他拥至玉津园夹墙内挝死。事变前宋宁宗得知谋杀计划，用笺批殿前司：“前往追回韩太师。”杨皇后持笺而泣，对宋宁宗道：“他要废我与儿子。”宋宁宗无奈，收泪而止。叶绍翁后来在《四朝闻见录》中称，谋杀计划“幸不败尔，败则慈明、景宪殆哉”。

史弥远等人以矫诏谋杀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公然诛杀宰相，这在宋代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政变的发生并非源于对金政策的分歧，其本质是围绕着皇权展开的权力之争。史弥远已经将自己的政治生命与赵曮捆绑在一起，如果赵曮顺利继承帝位，他就是“潜邸”勋臣，拜相封侯近在咫尺。反之，如果赵曮被废，也几乎意味着史弥远政治生命的终结。利害关系的强烈对比，驱使史弥远铤而走险。诛杀韩侂胄不到半个月，即十一月十五日，宋宁宗就下诏立赵曮为皇太子，更名赵帱，正式确立了其皇位继承人的身份。考虑到后宫妃嫔即将生产的背景，这显然不是宋宁宗自己的意愿，而是在杨皇后、史弥远等人的推动甚至迫使下做出的决断，这清楚地昭示出玉津园之变的实质。次年春天，后宫果然诞下皇子，取名赵垍，但闰四月不幸夭折。这样一场宋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谋杀，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史弥远等人遂以韩侂胄擅开兵端、涂炭生灵昭告天下，并将韩侂胄首级函送金朝，达成“嘉定和议”。

独居相位，走上专权之路

玉津园之变带来的政治遗产之一，是史弥远取代韩侂胄，成为新一代实权人物。政变后，参加者论功行赏，钱象祖兼知枢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枢密院事，卫泾被授为御史中丞，又迁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王居安擢升为左司谏。史弥远也在赵曮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后，迁知枢密院事。史弥远是诛韩的核心，显露出取代韩侂胄成为新一代实权人物的迹象。道学官员、朱熹弟子傅伯成说：“弥远谋诛侂胄，事不遂则其家先破，侂胄诛而史代之，势也。”钱象祖、卫泾等不甘心放任史弥远成为又一个韩侂胄，意图引导朝政运作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双方很快便发生冲突。

钱象祖等人力图恢复政务归于宰臣，给舍、台谏官员封驳的中枢格局，促使权力回归中枢。他们想方设法阻止史弥远单独觐见宋宁宗，以宁宗手诏绕过外朝处理政事。嘉定元年（1208），钱象祖上奏，请求宋宁宗不再使用特旨内降的方式处理朝政，遇事应与外朝宰相公议后施行，以避免近习乱政。兵部尚书兼侍读倪思也对宋宁宗说：“大权方归，所当防微，一有干预端倪，必且仍蹈覆辙。厥今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今侂胄既诛，而国人之言犹有未靖者，盖以枢臣犹兼宫宾，不时宣召。宰执当同班同对，枢臣亦当远权，以息外议。”倪思所说的“枢臣”就是指史弥远，意在提醒宋宁宗不要单独召见史弥远一人，宰执群体应共同议事。他又建议任命两名甚至多名宰相，使之互相牵制；同时由宋宁宗亲自任命台谏官，以监督宰相。尽管如此，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史弥远依旧越过钱象祖自行其是，逼得钱象祖请辞，倪思也被迫出知镇江府。

嘉定元年（1208）闰四月，宋宁宗下诏，“自今每遇视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执赴资善堂会议”，赋予了太子参决政事的权力。次日，命钱象祖兼太子太傅，卫泾、雷孝友、林大中兼太子宾客。又两日，命太子出居东宫，更名为赵询，宰执会议地点也由资善堂迁至东宫。资善堂会议是钱象祖、史弥远等人一起提出的，但双方却各有考虑。史弥远自开禧二年（1206）起便再未放弃太子师傅之职，借助这一其他宰执不具有的特殊身份，史弥远获得了与太子频繁往来的机会，可以通过太子与内廷联系，凌驾于其他宰执之上。钱象祖等人希望资善堂会议解决的问题，正是消除史弥远与太子之间的特殊关联，所有宰执大臣都兼任太子师傅、宾客，又令太子每日与宰执会议，太子就从为史弥远私人掌控变成为宰执大臣共同掌握。同时，太子离开禁中，出居于东宫，史弥远与杨皇后之间的联系也受到阻碍。卫泾在札子中指出：“臣象祖等惟朝殿奏事，得侍清光，退后凡有事件，多是缴入，非时无缘可得通达内外之意。所以向来韩侂胄因此得以窃弄威福，稔成奸恶，几危国家。今得皇太子会议，臣等奏事既退，或陛下有所宣谕，或臣等有敷陈未尽之意，皇太子于侍膳问安之际，皆可以从容奏禀，内外不至扞格不通，且更不容外间别有人出入禁闼，干预朝政，岂非宗社大幸？”卫泾此言虽说的是韩侂胄，但显然是在影射史弥远。

然而，太子参决政事并不能确保宰执对太子的控制，它只是为钱象祖等人争取太子提供机会，关键还要看太子本人的态度，钱象祖等人恰恰在这方面低估了史弥远的影响。经过诛韩之役，杨皇后、太子和史弥远之间已经结成牢固的政治同盟，这种关系并不是与太子素无渊源的其他人能轻易取代的。正是因为对自己与太子的关系有充分的信心，史弥远才支持太子参政的提议，这一方面可以巩固太子的地位，提升太子对朝政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宰执会议，及时了解钱象祖等人的计划与动向。钱象祖、卫泾自以为得计，不料却弄巧成拙，等于在自己身旁安插了一个眼线。后来，卫泾企图学习史弥远打倒韩侂胄的故智再除掉史弥远，太子得知了他的计划，暗地通报消息，史弥远遂先发制人，命御史中丞章良能弹劾卫泾，将其罢免外放。

嘉定元年（1208）十月，钱象祖升为左丞相，史弥远进拜右丞相。史弥远任相仅月余，就丁母忧去位，在此不利的情势下，又是太子挽救了史弥远的政治生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史弥远离开临安仅五天，太子上奏宋宁宗，请求召回史弥远，在临安赐予宅第令其终丧。太子上言：

方弥远密承圣旨，投机之会，间不容发，然犹有顾望，欲迟回其事者，非弥远忘其体命，奉行天诛，万一泄谋，必误大计。陛下轸念南北生灵肝脑涂地，屈己就和，量力相时，初非得已。今和好赖以坚定，虏人恃以信服，由陛下独断于上，而弥远能袛承于下，故人心妥安，无复疑虑。如弥远一旦去国，诚恐无以系虏情、慰民望。以此观之，弥远乃陛下腹心之寄、社稷之臣，其一身去留，实天下重轻之所系。欲乞圣慈特赐睿旨，赐第行在，令其得以就第持服。

奏章不但赞扬史弥远在诛韩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还暗指钱象祖犹豫观望、摇摆不定。宋宁宗同意了太子的请求，在临安给史弥远赐第。史弥远丁忧离京，本是钱象祖等人彻底打倒他的最好时机，但钱象祖却在史弥远亲信台谏的论劾下不得不上章求去，于十二月一日罢相，出判福州，此时距史弥远离京只有十二天。嘉定二年（1209）五月，史弥远起复，自此独居相位，走上专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