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学师友到自居正统：向道学权威迈进（二）

鹅湖之会

吕祖谦“主盟斯文”的时期，道学内部呈现出极大的多元性，吕祖谦并不认为朱熹有超越他人的权威，而是以包容的态度，调和朱熹与其他学者之间的关系。淳熙二年（1175）六月，在吕祖谦的安排下，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江西东南的鹅湖寺会面，举行了12世纪最著名的哲学辩论。鹅湖之会本为调和朱、陆治学方法的分歧，但结果却明确了双方的分歧是不能统一的。朱熹强调“格物穷理”，认为读书能使人理解圣人的用心和道理，并能培养道德与修养，他注解了大量经典，并详细规定了读书次序。陆氏兄弟则没有那么严格，他们针锋相对地批评朱熹的主张，将之讥讽为“支离事业”，认为太注重研究经典会妨碍体会圣人之心。辩论中陆九渊甚至要追问朱熹“尧舜之前何书可读”，但被陆九龄阻止。吕祖谦不时协调双方的讨论，但在关键问题上同意朱熹的观点，强调读书对教学和功夫修养的重要性。

鹅湖之会是朱、陆学术的分水岭，但在吕祖谦的居中调解下，会后几年双方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朱熹认为陆氏兄弟的见解对自己很有启发，认识到自己解释经典固守章句，未免“屋下架屋”，意味淡薄，以致“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对自己解经的方法进行反省。他给张栻写信，对陆氏兄弟评价很高，但也指出了其问题所在：“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陆九龄兄弟也调整自己的立场，更重视研读经典，陆门弟子纷纷向朱熹求教，一些杰出弟子甚至转投朱熹门下。淳熙七年（1180），陆九龄病逝，朱熹和吕祖谦都深感痛惜。吕祖谦给朱熹写信：“陆子寿不起，可痛。笃学力行，深知旧习之非。求益不已，乃止于此。”朱熹为陆九龄撰写了墓志铭。

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亲自拜访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义利之辨的演说。演说取得了巨大成功，听者深受感动，朱熹将讲词刻在了书院石碑上。朱熹对吕祖谦赞扬陆九渊的观点转变很大：“子静近日讲论，比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吕祖谦询问陆九渊是否放弃鹅湖之会时的观点，并且评论陆九渊过于强调人内在的潜能，较不注意学习普遍的规范之理。朱熹则认为陆九渊的根本缺点是受禅宗影响，将学问看得过于简易，又专注内在的心，忽视外在事物。朱熹计划三人在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再度会面，讨论彼此的分歧，但吕祖谦突然于当年七月去世。

“道学将谁使之振？”——向道学领袖迈进

淳熙八年（1181）七月，吕祖谦病逝，朱熹作了一篇《祭吕伯恭著作文》，其中写道：

呜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岁已夺吾敬夫，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君德将谁使之复，后生将谁使之诲，斯民将谁使之福耶？经说将谁使之继，事记将谁使之续耶？

若我之愚，则病将孰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然则伯恭之亡，曷为而不使我失声而惊呼，号天而恸哭耶？

吕祖谦的去世，使道学团体失去了一位声望地位、人格影响都非比寻常的领袖。朱熹在祭文中明白地宣示，在吕祖谦之后，自己将肩负起领导道学的责任。然而朱熹并不像吕祖谦那样众望所归，他自命为道学领袖也在道学团体内部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失去了吕祖谦的制约，朱熹对陈亮、叶适、陆九渊等人展开了更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的思想都已经偏离了正道。他认为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只追求政治和社会的实际效果，而陆九渊则倾向于禅宗般的个人顿悟，他说：“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当叶适的著作在政治斗争中被禁毁时，朱熹罔顾叶适曾经在他受到攻击时给予支持，反而拍手叫好。朱熹的做法导致他与其他道学家之间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陈亮指责朱熹的观念忽视了历史的发展变化，将仁义与实用对立起来；陆九渊则强调心的一体直观，反对朱熹太过注重读书和格物，而且直接向朱熹所定义的传统权威提出质疑。

朱熹在组织上较吕祖谦更严格地界定道学群体的范围，排挤其他学派，很多同道中人都意识到了朱熹在重塑道学传统过程中日益增长的排他性。陈亮因受到朱熹弟子的排斥而不满，把道学弟子比喻成秘密宗教，批评他们：“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叶适在一次上书中辩解称，道学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包括许多致力于推动改革的士大夫，不能专指朱熹。陆九渊也对用道学界定划分儒家群体的做法不满，批评朱熹门人虚张声势：“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此风一长，岂不可惧？”朱熹并没有理会诸人的抗议，坚持自己对道学的界定，陈亮和叶适最终被排挤出道学群体之外，转变成道学最严厉的批评者，道学的范围更加狭窄。

朱熹积极将自己树立为道统的唯一继承人，激化了与同道的冲突，朱熹、陆九渊之间的关系就因此变得紧张。淳熙十年（1183），朱熹的学生曹建去世，朱熹为他撰写了墓志铭。曹建曾是陆九渊的得意门生，淳熙六年（1179）转投到朱熹门下。陆九渊尽管没有明确反对，但婉转地表达了对朱熹学术的态度：“以为有序，其实失序；以为有证，其实无证；以为广大，其实小狭；以为公平，其实偏侧；将为通儒，乃为拘儒；将为正学，乃为曲学。以是主张吾道，恐非吾道之幸。”朱熹在墓志铭中提到，曹建跟随自己求学后，认识到陆九渊学问的弊端，评价曹建已经超越了陆九渊。他称赞曹建“使天假之年以尽其力，则斯道之传其庶几乎”，意思是说曹建不仅在自己的教导下回归了儒学正统，而且将传承道统，暗示自己是道学正统，负责道的传承。墓志铭引起陆九渊学生的气愤，朱熹给陆九渊写信控诉，并附上了铭文。陆九渊回信指出，朱熹对曹建生平的记述有不实之处，认为自己的记载才是真实无误的，表达了他的不满。

陆九渊以孟子衣钵传人自居，但在他去世后，朱熹的评语否定了他的自我定位。朱熹听到陆九渊去世的消息后说：“可惜，死了告子。”他把陆九渊比成与孟子争论的告子，批评陆九渊思想混杂。朱熹的评语意在为陆九渊盖棺论定，并且通过将陆九渊与告子并列，表示自己对陆九渊的批评正如孟子对告子的排击，暗示自己在道统与道学中的地位。陆九渊去世后，朱熹对他的批评更为严厉，他批评陆学后人“说禅”，并且“悖慢无礼，便说乱道，更无礼律，只学得那许多凶暴，可畏，可畏”。他将两派的界限划分得更清楚，暗示陆氏门人不是道学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