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非可共理之物”：太上皇—今上结构的悲剧结局（二）

“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宋高宗的去世，固然使孝宗在精神上遭受到巨大打击，但在经受了太上皇二十余年的幕后操控后，宋孝宗终于得以单独掌握了皇权，这也激起了他再次革新政事的愿望。朱熹对孝宗此时的心情最为理解，说孝宗末年之政是“乾坤归独御，日月要重光”。宋孝宗在人事上积极部署，希望光宗能移植他与高宗的关系，定期到重华宫朝拜自己，“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

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宋光宗早年已因立储之事与孝宗结下心结，在他登上储位后，孝宗仍安居帝位，继位遥遥无期，又带来新的失望和怨愤。宋高宗死后，孝宗命他参决庶政，却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挫折感。周必大记载赵惇第一次参决的经过，宋孝宗与朝臣讨论政务，赵惇只是侍立于侧聆听教导，参与程度非常低。宋孝宗还存着“孩儿尚小”的观念，没有对赵惇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赵惇的尴尬，嘱咐道：“今后不必间日参决，自可每日侍立，只此便是参决。”赵惇此时已经四十二岁，翘首盼来的“参决”却只是每日侍立，在他看来，显然是极其难堪的经历，因此半个月后他就开始借故请假。元祐时期宣仁太后（高太后）垂帘，宋哲宗只能见到奏事大臣的“臀背”，十几岁的小皇帝就此怀恨在心，亲政后尽翻元祐政局，宋光宗的心理体验正与宋哲宗相似。

宋孝宗寄望于宋光宗实现他革新朝政的愿望，宋光宗每月固定的四次朝拜就成了宋孝宗督责、发布指示的渠道，而这种场合的交流，并不总是和风细雨的。袁说友的一篇奏章揭露了二人对话的场景：“设或寿皇圣帝，义方加笃，威颜过严，陛下执礼恐违，小心多畏，尤宜勉竭以尽欢愉。”袁说友以近乎白描的方式，揭示宋孝宗平日必是疾言厉色，而宋光宗小心多畏，已忍无可忍。《孟子·离娄上》说：“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这是古代儒家对父子关系的一个深刻的心理观察，宋孝宗对此似乎少有领悟。他还把宋光宗当作一个孩童，稍不合意就严词苛责，忽视了光宗的自我和尊严，从而引起了光宗心理上的排斥和反抗。

对孝宗而言，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天下计，为社稷计”；但在光宗看来，这些举措已经对光宗的皇权构成了极大的侵占，是孝宗吝权的表现。

陈傅良在一篇札子中写道：“臣不识陛下何所疑重华耶？……若曰吝权，则进退百官，必与闻其人；罢行庶政，必与闻其事，而五六年来，天下不见其有此也。”陈傅良站在父权的立场上，为孝宗的所作所为辩护，但他说天下未见孝宗有“进退百官”的举措，恐怕对光宗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天下未见并不等于未有其事。光宗初年的宰执周必大、留正都是孝宗亲自拔擢，赵汝愚从奉诏入京到擢升为执政大臣也是由孝宗一手安排。此外，孝宗还在幕后与朝中台谏官员互通信息，这些都是孝宗操纵朝政的铁证，光宗自然心知肚明。

宋光宗虽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帝位，却仍要忍受宋孝宗的苛责，这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挫折感，也更激起他的反抗意识。他继位后，信任的是自己的近习如姜特立等，宋孝宗擢用的大臣都受到冷遇。宋光宗继位刚刚三个月，就纵容台谏攻击周必大，使周必大不得不辞职去位。即便对待孝宗，光宗也时而流露出强烈的逆反心理。一次宋光宗出外游园，正要举杯进酒时，突然言官飞章交至，称当年孝宗出幸外苑必恭请高宗同行。宋光宗大怒，抗辩道孝宗游幸也有不请高宗同行的时候。恰逢此时，孝宗命宦官持玉卮赐酒，光宗愤怒之下，手颤误将玉卮掉在地上。这些下意识的反应，表明光宗对孝宗的积怨已极深。

造成孝宗与光宗反目的另一因素是光宗皇后李氏。李氏出身“群盗”之家，父亲是民间武装戚方属下部将，自幼没有受过儒家礼法熏染，不能恪遵尊卑长幼之序。周密《齐东野语》说她“天姿悍妒”，对宋高宗和宪圣太后颇偃蹇，孝宗成肃皇后告诫她遵守礼法，她竟然反驳道“我是官家结发夫妻”，影射成肃皇后是由嫔御册立，致使孝宗和成肃皇后大怒，甚至有意废之。宋孝宗钟爱已故的魏王赵恺之子赵抦，一度流露出立之为太子的意思。李皇后得知，在一次内宴中，请孝宗立自己的儿子嘉王赵扩为太子，孝宗不许。李皇后道：“妾六礼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孝宗闻言大怒。李皇后拉着嘉王向光宗哭诉，声称孝宗有废立之意，更加深了光宗的疑虑。

李氏对于宋光宗来说，既是联合抵抗孝宗的伙伴，也未尝不是一个压力来源，她比光宗年长两岁，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夫妻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宋光宗晚年病中有一次发作道：“尔尚欺我至是耶！”宋光宗生病，直接诱因便是李氏。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李皇后趁光宗至太庙祭祖之机，杀害了光宗宠爱的黄贵妃，以暴卒报告光宗。次日，宋光宗至圆丘合祭天地，因风雨大作而未能成礼。宋光宗因黄贵妃之死受到刺激，又以为上天降罪，担心孝宗责怪，由此感染“心疾”，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精神错乱。就史料所见，宋光宗最显著的病状是多疑和妄想，如疑心孝宗要杀他或夺回帝位之类，显然，长期以来孝宗给光宗的巨大压力是光宗致病的深层原因，而李皇后的举措则诱使了疾病的发作。

宋光宗病后，孝宗前来探望，光宗“噤不知人，但张口呓言”。孝宗既忧且怒，召来李皇后斥责道：“宗庙社稷之重，汝不谨视上，使之至此。万一不复，当族汝家。”既而又召宰相留正责问：“汝为相，不强谏，何也？”留正回答：“臣非不言，奈不听何？”宋孝宗道：“尔自后须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留渠细语之。”光宗好转后，李皇后哭诉：“尝劝哥哥少饮酒，不听，近者不豫，寿皇几欲族妾家。妾家何负何辜？”光宗又从留正处得知，孝宗又欲留他“细语”，从此极力逃避到重华宫朝拜孝宗。

绍熙四年（1193）春，宋光宗病情好转，但对孝宗的疑心也发展到了最高峰，不但不再接受孝宗指导，而且开始与孝宗正面抗争。光宗病不御朝期间，留正和参知政事胡晋臣主持朝政，二人都是孝宗部署，代表了孝宗的立场。三月，宋光宗对宰执集团进行调整，任命自己信任的旧人葛邲为右相、陈骙为参知政事，同时胡晋臣由参知政事转任知枢密院事。进退之间，意图以葛、陈二人分夺留正的相权，直接控制人事和行政。同时，宋光宗把此前迫于孝宗压力而外放的亲信姜特立召回行在，留正坚决反对，甚至以辞相要挟，光宗无动于衷地表示：“成命已行，朕无反汗，卿宜自处。”留正至临安城外六和塔待罪数月，也丝毫未能动摇光宗的决心。宋光宗此时已无所忌惮，不惜与孝宗公开决裂，更积极地运用皇权，与孝宗的部署针锋相对。

自宋光宗“心疾”发作，一月四朝之礼基本中断。支持孝宗的朝臣连篇累牍上疏，指责光宗有违孝道。他们希望修复孝宗、光宗父子关系，恢复一月四朝的政治功能，以施展致君行道的抱负。绍熙四年（1193）二月，宋孝宗生日在即，六部长官、秘书省官员集体上疏，劝光宗朝拜重华宫，为孝宗庆寿。宋光宗在面对百官时答应“须着过去”，但一回到禁中，在李皇后的左右下便立即又改变心意。一次朝会，宋光宗被百官说动，传旨起驾前往重华宫。正要起身，李皇后从御屏后走出，对宋光宗道：“天色冷，官家且进一杯酒。”挽着光宗就要回宫。百官侍卫大惊失色，中书舍人陈傅良上前拉住光宗衣角，请光宗不要入内，拉扯间到了御屏后面，李皇后叱道：“这里甚去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陈傅良大恸于殿下，李皇后遂挽光宗入内。

宋孝宗与宋光宗的父子关系，在太上皇—今上的权力格局下，被撕扯得四分五裂。绍熙五年（1194）六月，宋孝宗去世，宋光宗拒绝主丧。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联合，说服宪圣太后，迫使宋光宗将皇位禅让给嘉王赵扩，是为“绍熙内禅”。宋光宗虽然名义上成了太上皇，但实际上已没有了影响朝政的能力。韩侂胄抓住机会，击败赵汝愚，成为继秦桧之后的又一代权相。

结语

很多史家指出，南宋王朝一百五十三年的历史中，孝宗统治年间可谓是最平淡的时期。对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仅有的一次北伐，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看，都不能与此前的宋金战争和此后的开禧北伐、宋蒙战争相比。在内则一直是政局平稳，君臣相安，既看不到类似高宗时秦桧独揽朝政的局面，也没有出现像宁宗、理宗时史弥远擅自废立那样的重大事件。这样的观察自然有其道理，却有些流于表面。稍微转换一下视角，从南宋深层政治结构递嬗的角度剖析，便会发现孝宗时代的特殊性，以孝宗为中心，南宋政治接连出现了两次太上皇—今上的二元权力格局，给时局带来了极大影响。

太上皇—今上的二元架构，带来的不是权力的转移，而是皇权的分裂，因此它具有不稳定性。正如杨万里所言，皇权“非可共理之物”“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心，宗父子二人而不危者”。这一点在北宋末年的徽、钦二帝身上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面对大举压境的金兵，宋徽宗匆忙将皇位禅让给钦宗，自己连夜出京逃往东南，隐然有另立朝廷之势。宋钦宗不甘心成为第二个唐睿宗，迫使太上皇启程还京，随即将之软禁。父子二人爆发尖锐的冲突，错失出幸避敌的时机，最终双双沦为阶下之囚。

宋高宗与宋孝宗形成的二元架构非徽、钦二帝时期可比，它一方面不必承担如靖康之难那样强大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其内部结构也相对要稳定得多。宋高宗的禅位出于自愿，而非宋徽宗那样迫于时势。在宋高宗与宋孝宗各自的心里，也并不存在相互的猜疑，高宗不想再次复辟，孝宗的皇位完全出自高宗的赐予，“得非所望，故能竭孝展恩”。在孝宗与高宗的关系中，高宗占据着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这是为孝宗所认可的，父尧子舜的赞誉背后，是孝宗对高宗指示的无条件服从。迫于宋高宗的压力，宋孝宗放弃了自己恢复旧疆、中兴宋室的理想，与金国达成和议。《鹤林玉露》说：“孝宗初年，规恢之志甚锐，而卒不得逞者，非特当时谋臣猛将凋丧略尽，财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寿圣志主于安静，不思违也。”

尽管如此，太上皇的干预，仍极大地削弱了今上的权威，宋孝宗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臣下的轻忽，他的潜意识中也偶尔会表露出皇权受到侵夺的不满。太上皇和臣下从两个方向挤压着宋孝宗的帝王心理，他意识到高宗给他的权威带来的动摇，亟欲更多在朝政上打下自己的烙印，又对大臣充满提防心理，宁愿事必躬亲，也“不以责任臣下”。很多大臣抱怨孝宗管得太细，批评孝宗尚未理解治国之道，可是他们不曾设身处地为孝宗着想。宋高宗尽管已经做了太上皇，仍然继续着做皇帝时的作风，把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抓在手中，孝宗也只能去处理一些具体的行政事宜，以宣示自己的存在。对孝宗而言，实有其难言之苦衷。

宋高宗是幸运的，他托付得人——宋孝宗对他言听计从，又性格坚忍，能够将皇权受到侵夺的压力，通过躬亲庶政的形式排解出去。然而当宋孝宗想要把类似的权力结构移植到他与宋光宗的关系中时，却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宋光宗较宋孝宗拥有更强烈的独占皇权的意识，不甘心皇权受到孝宗的分割。在他心中，来自孝宗的压力，他自己要求独尊的意志，乃至李皇后的教唆，儒家的伦理规范，这数种力量一直处于激烈的交锋中。宋光宗没有孝宗那样坚忍的性格，几种力量的交锋给他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结果。孝宗与光宗之间的父子关系，也终因太上皇—今上的权力结构而被撕扯得四分五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