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非可共理之物”：太上皇—今上结构的悲剧结局（一）

越次建储

宋孝宗有三个儿子，长子邓王赵愭，次子魏王赵恺和三子恭王赵惇。三子之中，赵愭排行最长，又深得宋高宗和孝宗欢心；赵恺性格宽慈；而赵惇的功利心最重。乾道元年（1165）六月，赵愭夫人钱氏生子，太上皇赵构大喜。而两个月之前，赵惇夫人亦生子，于是恭王府直讲王淮携白札子（已拟定内容而未用玉玺的诏令）拜见宰执，言恭王夫人李氏四月十五日生皇嫡长孙。参知政事钱端礼是邓王钱夫人的父亲，代行宰相之职，对宋孝宗上奏：“嫡庶具载《礼经》，所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接着言及初二日朝拜德寿宫，太上皇帝亲口宣谕“皇嫡孙生，与其他事体不同”，自己已依太上皇旨意于初五日上表称贺。而王淮携白札子来见，辩称“年钧以长，义钧择贤”。孝宗回答：“此是何语，皆非所宜言。”于是下诏称王淮“倾邪不正，有违《礼经》”，将之放罢至京外为官。

王淮此举背后，显然有恭王的指使，意在凭借嫡长孙的名分争夺太子之位。所谓“年钧以长”，意思是两位皇孙年龄相当，应该根据出生先后确定嫡庶；而“义钧择贤”则指太子之位应择贤而立，不论长幼。王淮以恭王府直讲的身份，不避嫌疑，公然为赵惇发声，妄议储位，这才招致钱端礼的愤怒和宋孝宗的斥责，认为非其所宜言。

乾道元年（1165）八月，赵愭被立为皇太子，但不幸于两年后病逝，谥号“庄文”。乾道六年（1170），庄文太子丧礼毕，陆续有朝臣提出应再立太子。八月，宰相虞允文与宋孝宗谈及希望尽快册立太子。孝宗坦承：“丞相言极是，但此事却有些迁次。”所谓“有些迁次”，也就是有些变数，显然孝宗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宋史·魏王恺传》载：“庄文太子薨，恺次当立，帝意未决。既而以恭王英武类己，竟立之。”庄文太子死后，按照长幼之序，应该由赵恺接替，但孝宗因故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并最终因为恭王“英武类己”立其为太子。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所谓“英武类己”只是一种掩饰，孝宗决定越次建储另有原因。

在赵恺与赵惇之间，宋高宗和孝宗似乎都更偏向于赵恺，《宋史·魏王恺传》称“王性宽慈，上皇雅爱之”。孝宗也曾为立赵恺做太子而打压赵惇，绍熙二年（1191），黄裳在一篇给光宗（赵惇）的奏折中提道：“陛下之于寿皇，未尽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窃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廪浚井之事为忧乎？夫焚廪浚井，在当时或有之。”所谓“焚廪浚井”，是舜的父亲瞽叟和兄弟象合谋害舜的典故，黄裳敢于在奏疏中明白写出“在当时或有之”，则此事必然不会是空穴来风，或许当时已是人尽皆知的不宣之秘。不过，尽管宋高宗和孝宗都有意于赵恺，宪圣太后却偏爱赵惇，正是顾虑到她的态度，孝宗才迟迟不能确定储位。

乾道六年（1170）八月二十五日，虞允文再次提醒孝宗早定储位，并引用唐太宗的故事劝诫孝宗。唐太宗以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却偏爱四子魏王李泰，不肯早定名分。魏王李泰觊觎王位，时时想将李承乾拉下马。褚遂良因此提出“太子诸王，须有定分”的建议。褚遂良的担心终究变成了现实，唐太宗依旧偏爱李泰，太子因为担心被废而谋反。虞允文引用这则故事来警告孝宗，是否也暗示孝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面临着与唐太宗相似的处境？他在引用这则故事后，旋即又说“今日之事，臣之所忧有甚于遂良，但不敢尽言尔”，似乎说明两位皇子之间争夺皇储的角力，比唐太宗时尚有过之。

孝宗向虞允文征询意见。虞允文表示“陛下家事，臣不当与”，随即引用寇准当年回答宋太宗的故事，提醒孝宗“此事问内人亦不可，问大臣亦不可，问中贵人亦不可，惟陛下独断乃可尔”。他一再强调册立太子应当出于孝宗本人的独断，并以宋太宗为榜样，说：“太宗英断一发，千百世无有议之者。此臣卷卷之忠，独有望于陛下也。”这也恰恰说明，有其他的意见在左右着孝宗的判断。

乾道七年（1171）正月初五，宰执奏事完毕，宋孝宗向虞允文提及，想要在立太子后，将另一子出镇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先例。虞允文答以本朝无此先例。宋孝宗道：“朕之虑甚远，卿可于唐以前子细密加讨论。”孝宗之所以提出这种考虑，显然是因为二王之争非常激烈，孝宗不得不预先防范手足相残的非常之变发生。二月七日，宋孝宗以御札宣示大臣，当天傍晚锁学士院，草拟册封太子的制书。八日，正式册立赵惇为皇太子，同时宣布授赵恺为雄武、保宁军节度使，判宁国府，出镇外藩。

为防范发生意外，宋高宗在锁院当晚召赵恺留宿于德寿宫，次日赵恺返回府邸，而储册已经颁行。赵恺回到德寿宫，埋怨高宗道：“翁翁留恺，却使三哥越次做太子。”宋高宗一时语塞，安抚道：“儿谓官家好做，做时烦恼去。”三月四日，宰执设宴为赵恺饯行，赵恺对虞允文意味深长地说：“更望相公保全。”或许是对赵恺心存愧疚，宋孝宗在赵恺出镇外藩后，仍然对他时时挂念，赐赉不绝。淳熙七年（1180），赵恺薨于明州，年三十五岁。

“放下与儿曹”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宋高宗去世，孝宗“号恸擗踊，二日不进膳”。哀毁之余，宋孝宗做出为高宗守孝三年的决定。自汉代以来，皇帝守孝便形成以日易月的惯例，孝宗的决定引起朝臣的反对。大臣们除了担心孝宗“圣孝过哀”以外，还有出于实际的考虑，守孝三年必然会妨碍朝廷日常政务的运行。然而孝宗却已有了妥善的安排，十一月初二，孝宗下诏皇太子赵惇参决政务。

“太子参决”完全是孝宗个人的决定，以内降手诏的方式颁出，它所带来的震动，甚至远远超过“三年之丧”。手诏中提到唐太宗贞观九年（635）

承乾太子参决庶政和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太子（即宋仁宗）参议政事的先例，但李承乾最后以罪被废，天禧之事也几乎酿成大变，因此礼部官员回奏：“昨日降诏，用贞观、天禧事，皆非所宜，外议甚汹汹。”杨万里分别给太子和孝宗上疏，指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惟其无二王，故合万姓百官而宗一人”。圣上在位而又有太子监国，近于二王并存，“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心，宗父子二人而不危者。盖天下之心宗乎二人，则向背之心生；向背生，则彼此之党立；党立，则谗间之言必起，父子之隙必开。开者不可复合，隙者不可复全，此古今之大忧也”。他要求太子坚决请辞，并请求孝宗收回成命。

杨万里无疑是富有先见之明的，日后形势的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判断。但在当时，他的上书并没有改变孝宗的想法，孝宗甚至已经准备将皇位禅让给赵惇。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丞相周必大请求辞职，孝宗谕曰：“朕比年病倦，欲传位太子，卿须少留。”他命陈康伯后人将家藏的高宗内禅御札献上，令周必大据此讨论典礼。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宰执奏事，孝宗告知诸人欲传位给太子，退位休养，为高宗持服尽孝。知枢密院事黄洽提醒孝宗道：“皇太子能担当大任，但李氏不足以母仪天下，陛下应深思熟虑。”

宋孝宗之所以急于传位给太子，除了自己倦勤的原因外，也受到来自宪圣太后的压力。赵惇自进位东宫后，日夜盼望早日即位。他曾请人扶乩，占卜继位日期，急迫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大胆地直接向孝宗暗示自己年龄已长，试探内禅的可能性，奏禀：“有赠臣以乌髭药者，臣未敢用。”孝宗道：“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为？”在参决庶政的一年中，赵惇更是迫不及待，他想要孝宗尽早禅位，却不便直接提及，于是频繁在宫中宴请太后。太后问左右近侍：“大哥屡排当，何故？”旁边有人回答：“意望娘娘为趣上耳。”宪圣太后遂趁孝宗拜见时劝道：“官家也好早取乐，放下与儿曹。”宋孝宗回答：“臣久欲尔，但孩儿尚小，未经历，故不能与之。不尔，则自快活多时矣。”太后转告赵惇，赵惇不悦地说道：“臣发已白，尚以为童，则罪过翁翁。”意指宋高宗在盛年时就传位给宋孝宗。《四朝闻见录》载：“及内禅光皇，实宪圣所命。”据此，在孝宗传位给光宗（赵惇）的过程中，宪圣太后最终还是发挥了关键作用。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二日，宋孝宗举行内禅，传位于赵惇，是为宋光宗。孝宗退居重华宫，号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