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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皇权受损的结果

“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皇权受损的结果

书名:问宋作者名:问宋本章字数:3193更新时间:2024-05-23 23:01:04

“勤于论相,数置而亟免”

南宋政治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权相的出现。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相继把持朝政,几乎贯穿南宋政权始终。然而孝宗朝却是个例外,宋孝宗在位期间,共任用了十七位宰相,其中在位最长者七年,最短者不过三个月,平均每人每次任职仅两年左右。纵观整个宋朝历史,孝宗朝宰相的更替是最频繁的,宰相的平均任期也最短。

宋孝宗初政时,就已经显现出频繁换相的迹象。隆兴二年(1164),太学生王质上书论道:“陛下自即位以来,慨然有乘时有为之志,对宰执陈康伯、叶义问和汪澈都不满意,于是三人相继罢免,以史浩为相。史浩不称陛下意,又拜张浚为相;张浚一无所成,又决定起用汤思退。现在汤思退上任已数月,臣料其‘终无益于陛下’。”王质观察孝宗任相的情形,预料汤思退必不久相,此后果然如其所言。宋孝宗频繁更换宰相,引起大臣进言反对。乾道二年(1166)九月,司农少卿莫济上奏,指出任用大臣不能持久,则贤能者不能显露其长处,不肖者得以逃避其罪责,当前宰执大臣甚至仅在位数月就被罢免,似乎进退人才太快。孝宗表面上接受意见,诏曰“所论至当”,但实际上仍我行我素。

宋孝宗之所以频繁换相,根本上源于他对大臣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一方面由于他早年间亲见秦桧专权弄势,即位后引以为戒,以免大权旁落。另一方面也与太上皇—今上的二元政治结构有关。在这一结构下,宋孝宗失去了皇帝原本应该享有的独尊地位,士大夫普遍知道,朝政须由太上皇决断,孝宗不能专擅,言谈行为中便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孝宗权威的怀疑,如汤思退公然要求孝宗以社稷大计奏禀高宗之类。宋孝宗对于来自臣下的轻视非常敏感,他斥责汤思退“秦桧不若”,也曾对众人抱怨“太上时,小事,不敢如此”。类似的轻忽积累下来,久而久之,便会疏远宋孝宗与大臣的心理距离,刺激孝宗对大臣产生提防心理。

淳熙六年(1179),宋孝宗在批示刘光祖策问时大发牢骚:“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败军师者,皆未尝诛戮之。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严诛设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孝宗提到的“懋赏立乎前,严诛设乎后”,是一种法家思想,以之整顿纪纲当然易见成效,但却与宋朝以儒术治天下、政尚宽厚的立国之风大相径庭。孝宗的言论显示,他对宋朝祖宗优礼读书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并没有多少认同,对宰相更是秉持功利主义的态度,防范多于信任。

宋孝宗时刻提防宰相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他在任命史浩为右相时说:“宰相岂当有朋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既已名其为党,彼安得不结为朋党?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表面看来,宋孝宗对朋党问题似乎采取了超脱、豁达的态度,但实际上他对大臣中任何结党的迹象都十分敏感和戒备,一旦察觉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取缔。淳熙中,陈俊卿提醒宋孝宗,单纯的同乡关系并不一定是结成朋党的条件,一朝宰相一朝臣的做法反而会促使以同乡关系为纽带而形成朋党。他的话从另一方面提醒孝宗,要实现对宰相的控制,还必须掌握宰相同乡的仕途进退,一项监督宰相的新制度就此产生:进拟大臣时,要在姓名下注明籍贯,“遂为故事”。同时还规定不许宰相进拟同乡,因此王淮在相位多年,“林子中亦乡人,八年不得除命”。

宋孝宗力图使参知政事、台谏官员等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秦桧专政时期,执政皆“昏聩无能者”,稍不合秦桧之意,就会被台谏官弹劾罢去。宋孝宗则支持和鼓励参知政事提出与宰相不同的见解,他对周必大说:“执政于宰相,固当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议事,执政更无语,何也?”台谏官员更是监督宰相的重要人选,宋孝宗对宰执荐举的台谏官人选怀有极大戒心,乾道中,左丞相虞允文推荐李彦颖、林光朝、王质为台谏,三人均性格耿直,又以文学推重于时,但宋孝宗却久久没有回应。而近臣曾觌推荐的人却马上赐予进士出身,擢用为谏议大夫。淳熙中,宋孝宗召王淮、周必大等议事,众人见御案上放着一个黄绫册,上面记录着前任宰执和现任宰执进拟的台谏官姓名。宋孝宗往往在前任宰执罢去、现任宰执上任后,任命前任宰执进拟的台谏官员,而现任宰执推荐的人选则暂不考虑,以免宰执与台谏结党。正是用这种办法,宋孝宗克服了“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的情况,切断了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的关系。

“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

相比宰相,宋孝宗更信任长久跟随在自己身边的近臣。他即位初年,除对金政策外,朝堂上争议最多的问题,就是他对近习龙大渊、曾觌的任用。龙大渊、曾觌在孝宗为建王时已开始追随其左右,担任建王府知客,孝宗与二人“觞咏唱酬,字而不名”,关系十分亲密。受禅以后,宋孝宗以龙大渊为枢密院副都承旨,曾觌为带御器械、兼干办皇城司。右谏议大夫刘度两次弹劾二人,宋孝宗稍作让步,命龙大渊知閤门事、曾觌权知閤门事,并援引高宗任命藩邸旧人主管閤门之例,堵塞群臣之口。张震、胡沂、金安节、周必大等人交章劾奏二人。宋孝宗遂命陈康伯、史浩两位宰相,召集众臣宣示御札,指责金安节等“为人扇动,议论群起”,认为他们蔑视自己的权威,声称“太上时,小事,不敢如此”。张震以辞职相要挟,孝宗批可,而二人任职如故。

宋孝宗对自己身边的人信任有加,甚至不惜与朝臣对抗,地位尊贵如宰相者,也往往因与他们冲突而去位。淳熙五年(1178),史浩复相,其去职便与近习王抃有关。王抃兼枢密都承旨,因殿、步二司军籍多阙,请各募三千人充军。然而殿前司名为招募,实则强捕市人充军,致使城中骚动。又有军人恃众抢夺百姓财物,双方发生纠纷。孝宗下诏,肇事军人和百姓并以军法处置,史浩则认为普通百姓不应律以军法,甚至以陈胜、吴广之例强谏,孝宗大怒道:“然则比朕于秦二世也。”史浩终因此事罢去相位。

宋孝宗对近习的信赖和支持使他们权势大炽,甚至宰执也多出于其门下。赵汝愚、蔡勘、朱熹等人,都曾先后指出近习干政的不利影响。朱熹提出,当前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与陛下亲密谋议朝政的不过是几个近习之臣,外廷诸臣反而要出入近臣之门墙,承望其风旨。刘光祖则抱怨宋孝宗“睿察太精,宸断太严”,批评孝宗只选择奉职守法、顺旨易制者为宰相,致使宰相丧失了决断的权力,只能奉行文书。宰相权轻,近习便得以乘机干政。

刘光祖敏锐地发现了宋孝宗信用近习与其“睿察太精”之间的内在关联,近习只是宋孝宗意志的延伸,问题的根源在于孝宗不信任大臣百官,于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他宵衣旰食,自言“胸中每日走天下一遭”,每天日落后都要反复思虑当天政事,唯恐有失,因此“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于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于特旨”。龙大渊、曾觌建言要省察国用经费,宋孝宗便几次下手诏诘问户部钱谷出纳之数,户部侍郎周葵批评说,孝宗继位以来“有咨询必出人意表”,并且“皆微文细故,财利是稽”,是“未得治道之先务”。宋孝宗越俎代庖,过问和插手一些不应由他管的事情,吕祖谦道:“陛下以大臣不胜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亲细务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监司、守令职任,率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

宋孝宗对宰相的种种限制措施,使孝宗朝成为南宋历史上集权化程度最高的时期,然而这种集权政治却并没有实现孝宗中兴宋室的梦想。时人汤邦彦对孝宗说:“陛下忧勤万务,规恢事功,然而国势未强,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财用未丰,其故何耶?由群臣不力故也。”叶适也认为孝宗夙兴夜寐、精实求治,而“迄未有尺寸之效”,是由于“独运于上而未得其人以自辅也”。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的说法,在传统史学中被奉为公论,但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却少有人深入思考。太上皇的强势,使宋孝宗的皇权受到侵害,他潜意识中时常表达出对此的不满,一方面抱怨“为家老子误我不少”,另一方面怨愤大臣对他的轻忽。已经残损的皇权,不堪再忍受来自臣下的侵夺,宋孝宗信任近习,因为那是他个人意志和权威的延伸;他事必躬亲,“不以责任臣下”,仅令宰相奉行文书,也是希望以这种方式守住自己最后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