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尧子舜：太上皇—今上格局的形成

太上皇—今上的二元架构，带来的不是权力的转移，而是皇权的分裂，因此它具有不稳定性。正如杨万里所言，皇权“非可共理之物”“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心，宗父子二人而不危者”。

在南宋诸帝中，孝宗被认为是最有为的一位，《宋史》编纂者称赞其“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他在位的时代政治清明，人才济济，被誉为“乾淳之治”。如果把南宋作为一个整体，从高处俯瞰，可以发现孝宗朝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首先，从这一时期开始，南宋政坛出现“太上皇—今上”的权力格局。宋高宗正值盛年时将皇位禅让给孝宗，退居德寿宫称太上皇帝；此后孝宗又禅位给光宗，光宗让位于宁宗。这一格局导致皇权的分裂，给南宋政治带来极大影响。其次，南宋一朝，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秉政，权相政治几乎贯穿始终，唯独孝、光两朝例外。宋光宗在位仅五年，且朝政多受孝宗牵制，缺乏权相出现的土壤，姑且不论。而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先后换了十七位宰相，其换相频率之高、宰相任期之短，为世人所瞩目。此一时期的政治为什么呈现出这些特点，要从孝宗身上寻找答案。

太上倦勤，皇子可付社稷

北宋末年，遭逢“靖康之难”，汴京为金人所陷，宋朝宗室三千余人被掳，太宗子孙几乎无一幸免。建炎元年（1127）五月，高宗继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宋朝国祚得以不绝。次月，贤妃潘氏生皇子旉。建炎三年（1129）四月，赵旉被立为太子，但不到三个月即告夭折。宋高宗此时虽年仅二十三岁，却丧失了生育能力，仙井监乡贡进士李时雨上书，请求高宗在宗室中择贤良者立为太子，这触犯了高宗的忌讳，立刻引起高宗震怒，下诏将之逐出国门。

战乱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给人们的心理造成极大冲击，民间涌现出种种离奇的谶纬之说。宋太宗当年篡夺太祖皇位的故事又被提起，人们传说金太宗完颜晟相貌“绝类我太祖皇帝塑像”，议论称北宋的灭亡就是太祖的报复。宋高宗虽然继承了皇位，但并不完全合法，很多人不肯信服，认为是到了把帝位归还给太祖一系的时候了。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被金人追击而浮海求生，境况窘迫到了极致。当年秋天，隆祐太后（即元祐皇后）向宋高宗提及“尝感异梦”，据说宋高宗由此恍然大悟，随即命惠襄靖王赵令懬留意择选太祖后人。绍兴元年（1131）六月，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声称正是自太宗以后北宋诸帝对太祖子孙的忽视，才使得太祖之灵不肯再庇佑赵宋江山，他恳请高宗遴选太祖子孙中有贤德者，立为皇子，“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

经过隆祐太后的劝说，宋高宗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他对娄寅亮的上书“大为感叹”，对群臣表示，太祖以圣武定天下，子孙却零落四方，如果自己不效仿仁宗为天下考虑，择取太祖后代立为皇嗣，将无以告慰太祖在天之灵。高宗继而又道：“此事亦不难行，正是道理所在。朕止令于‘伯’字行（太祖第七世孙为‘伯’字行）中选择，庶几昭穆顺序。”绍兴二年（1132）夏，宗子伯琮（后赐名瑗）被选入禁中，时年六岁，由张婕妤抚养。不久，才人吴氏也请得一子养育，于是绍兴四年（1134），宗子伯玖（后赐名璩）入宫，时年五岁。

宋高宗对二人同等看待，欲在二人之间择贤而立。绍兴十二年（1142），宋高宗封赵瑗为普安郡王；绍兴十五年（1145），封赵璩为恩平郡王，二人官属礼制相当，号称东、西府。尽管如此，赵瑗的处境并不乐观。张婕妤于绍兴十二年（1142）正月去世，次年，吴氏被册封为皇后，即宪圣皇后，她极力为赵璩争取政治地位，意在取赵瑗而代之。赵瑗还与时相秦桧屡次发生摩擦，《齐东野语》说：“孝宗英睿夙成，秦桧惮之。”绍兴二十四年（1154），秦桧擅自调动殿前司兵卒千人赴衢州捕盗，赵瑗将此事报告给宋高宗，宋高宗召来秦桧责问。秦桧得知是赵瑗通报消息，随即向宋高宗举报赵瑗十年前为其生父持服时，开去一切差使，却没有停薪，应该从现在开始扣薪。在秦桧主政的十七年间，士大夫慑于秦桧威势，无人敢提及建储之事。

秦桧死后，宋高宗也已年近五十，由于储位未定而致使人言籍籍，建储的呼声逐渐再现。绍兴二十九年（1159）六月，国子博士史浩转对，奏称应从赵瑗、赵璩二人中择一贤者立为皇子，使天下人心有所系。宋高宗颔首称是，任命史浩兼任二王府教授。宋高宗决定对赵瑗、赵璩做最后的考验。他手书两本《兰亭序》，命二人分别临摹五百本。赵瑗最终写了七百本，表现出对宋高宗的顺承之意；而赵璩借口事务繁忙，卒无所献。第二次考验更为重要，宋高宗赐给二王宫女各十人，史浩劝告二王，这些宫女平日侍奉高宗左右，应该以庶母之礼对待。不久，宋高宗将宫女召回，宫女言赵瑗待之以礼，而赵璩无不昵之。经过两次考验，宋高宗在二人之间已经有所取舍。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宋高宗立赵瑗为皇子，改名玮，进封建王，授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三月，授赵璩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称皇侄。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海陵王完颜亮败盟入侵，迅速攻破南宋两淮防线。宋高宗震恐之下，甚至准备危急时解散百官，再次航海避敌。陈康伯等力请高宗亲征，刚被册立为皇子的赵玮激愤之下，竟然冒失地请求率兵前驱。宋朝太祖以陈桥兵变开国，高宗的帝业也是凭着兵马大元帅的资本得来的，宗室领兵，本就违反“祖宗家法”，赵玮的建议立刻引起宋高宗的疑忌和愤怒。史浩对赵玮力言率师前驱之非，告诫其危难之时父子不可跬步相离。他列举唐朝的例子，唐玄宗安史之乱中移幸蜀川，太子李亨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北上抗敌，却于灵武即皇帝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史浩批评唐肃宗虽早为天子数年，却终身不得为忠臣孝子。他代赵玮草拟奏章，“痛自悔改”，把率师前驱改为扈从高宗，服侍饮食汤药，以尽子职，并请皇后代为解释。宋高宗这才释怀，称赞史浩“真王府官也”。

十月，赵玮随同宋高宗亲征，一路上充分展现出其孝子的形象，每日早晚两次记录高宗的生活起居，进呈宫中。当随驾大臣坐在肩舆内避雨时，赵玮乘马扈从高宗，“雨渍朝服，略不少顾”。赵玮的表现令宋高宗颇为欣慰，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宋高宗返回临安不久，就做出禅位的决定。四月，他对陈康伯表露出“倦勤”之意：“朕年老多病，皇子将四十，可付社稷。”五月，高宗下诏立皇太子，赵玮改名赵昚，正式成为皇储。六月，高宗行内禅之礼，将皇位让给赵昚，是为宋孝宗。宋高宗退居德寿宫，自称太上皇帝。

高宗决意禅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年老多病”只是一个借口。他退位时只有五十六岁，正值“春秋鼎盛”，退位后甚至新纳了十多名姬妃，八十一岁才去世。“倦勤”，也就是想释去重担，才更加接近事实。宋高宗内禅时在位已三十六年，他的作风是掌握决策权，把具体的行政和执行事宜委托给宰执。秦桧死后，他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宰相分担朝政，先后换了五位宰相，十一位参知政事。此外，在位的最后三四年中，宋高宗受到一些精神上的打击。先是生母韦太后去世，不久又得知钦宗死讯，令高宗当场饮泣。雪上加霜的是，完颜亮撕毁和议，金人铁骑卷土重来。宋高宗的政权建立在和议的基础上，为了缔结和议，他忍受了巨大的屈辱，但最后仍几乎再次成为丧家之犬，这无疑是对他的威信和政策的严重打击。朝臣中主张乘机北伐的呼声逐渐激昂，宋高宗不乐闻其事，遂决定让位。

“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

宋高宗的禅让使皇位由太宗一系转回到太祖一系，这不但受到当时群臣的歌颂，甚至一向对高宗评价非常苛刻的明代史家张溥也说：“彼一生行事，足告祖宗、质天地者，止有此耳。”但是在歌功颂德背后，不能忽视禅位给南宋政权政治结构带来的深刻变化，它并没有像形式上表现的那样实现权力的转移，而是造成了皇权的分裂，形成太上皇—今上的二元权力格局，双方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彼此的权力边界。

禅让实现了帝尧公天下的儒家理想，使宋高宗的身份超升为与尧并肩的圣王，高宗由此得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尊号——“光尧寿圣”。当尊号由宰相和礼官拟定，交由侍从、台谏在都堂集议时，大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持异议者认为，“寿圣”是英宗诞节之称，且已用作佛寺之名。“光尧”寓意“比德于尧，而又过之”，似属过誉。户部侍郎汪应辰就提出质疑：“尧岂可光？”宋高宗立即出面干预，告诉孝宗汪应辰素来不喜欢自己。孝宗于是下手诏“不须别议”，集议大臣知势不可回，都签字同意，汪应辰不久便被外调。

宋孝宗能继承大统，完全出于高宗的赐予，对他来说，孝道不仅是立德修身的儒家规范，更具有现实的意义，是他竞争皇位的唯一资本。太上皇—今上的关系，是以太上皇的主导和今上的顺从为基础的。德寿宫就秦桧的旧第改建而成，隐然与皇宫对峙，形成了两个权力重心。宋高宗时刻强调着他不容触动的权威。一次，德寿宫一名卫士醉酒闯入钱塘县衙，咆哮无礼，被知县莫济施以杖罚。宋高宗闻讯大怒，立刻谕令孝宗将莫济罢免。一次，宋高宗在灵隐冷泉亭遇到一位行者，自称本是某处郡守，因得罪监司而被废为庶人，高宗答应为他向皇帝求情。数日以后，高宗又遇到行者，言及尚未得到起复。次日，宋孝宗恭请高宗夫妇游园，高宗不笑不语，在孝宗百般追问下才道：“朕老矣，人不听我言。”又说：“如某人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愧见其人。”孝宗随后召谕宰相：“昨日太上盛怒，朕几无地缝可入，纵大逆谋反，也要放他。”于是尽复该人原官。

孝宗朝的政治很大程度上笼罩在高宗的阴影下，孝宗在即位赦书中就明确表示，要继续听从高宗的指示，执行他的政策：“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这是孝宗愿意服膺高宗指导的公开承诺。孝宗的第一个年号“隆兴”，用意就是“务隆绍兴之政”。对于安于旧秩序和既得利益的官员来说，这个承诺自然最好不过。援引尧舜故事上太上皇尊号后，他们更有理由请求孝宗像舜协助尧那样，依从高宗的原则行事。孝宗也有模仿高宗的明显例子，他继位后就设官收集建炎、绍兴以来所下的诏旨条例，以便“恪意奉承，以对扬慈训”。甚至视学的过程，也严格遵循高宗先例，“是为两朝盛典”。因此儒臣称孝宗于高宗“一政一事无不遵之也”“一字一画无不敬之也”。

高宗的政策不容妄议。一次，有言官批评秦桧专擅，这等于间接批评了高宗。高宗将宫中一座建筑命名为“思堂”，然后宴请孝宗。孝宗问及这一名称的由来，高宗回答道：“思秦桧也。”自此以后，朝堂对秦桧的批评大大减少。秦桧身后之名需要维护，岳飞名誉的恢复便要在低调中进行。尽管孝宗明白岳飞的冤屈和战功，也只能有限地为他平反。淳熙年间，孝宗命有司为岳飞作谥，礼官拟用“忠愍”：“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伤曰‘愍’。”孝宗认为用“愍”字，则有批评太上皇失政的寓意，遂改为“武穆”。昭雪和一切恩恤，都是以太上皇“圣意”的名义来进行的，这些都是在为太上皇赵构保留体面。

宋高宗退位之际，与孝宗达成共识，孝宗每月四次至德寿宫朝拜。一月四朝表面上是儿子向父亲尽“温情定省”的孝道，实则具有重大的政治功能，是高宗向孝宗发布指示、进行政治部署的主要渠道。孝宗在朝拜德寿宫时，重要的朝臣奏疏都会被送来，向太上皇报告章奏和聆听太上皇的意见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朝中的人事任免要经太上皇首肯，新任大臣一定要先奏禀太上皇后再正式委任，殿试第一甲的策文也要经太上皇过目。乾道八年（1172），宋孝宗听从言官的弹劾，准许宰相虞允文辞职，但太上皇念念不忘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的功绩，反而令孝宗挽留他而把言官外调。

宋高宗退位御札宣称将所有军国要务全权交由孝宗处分，但由于各种原因，孝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得不顺服于太上皇的权威。孝宗把满足太上皇的需索和富国强兵等量齐观，他特别新建“左藏封椿库”，专门用以供养高宗和储备军资。宋高宗去世后，孝宗透露，此前德寿宫缺钱，所以朝廷极力应付。宋孝宗要实行“永将四海奉双亲”的承诺，就不得不将富国强兵的宏愿打折扣了。《宋史·孝宗本纪》称赞：“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然而清高宗弘历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帝王之孝与庶人不同，一定要把祖宗基业放在首位，南宋时祖宗旧疆已丧失大半，而宋孝宗不思恢复中原，报仇雪耻，只能满足于承欢膝下的小节，不能称之为“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