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以文治武的老路：宋朝第二次收兵权（二）

“兵权不可假人”：名将岳飞之死

在南宋初诸大将中，岳飞的资历最浅，却升迁最快，宋高宗本来对他极为器重，有意将他引为心腹力量。绍兴七年（1137）初，岳飞至平江府面见宋高宗，高宗问岳飞是否有良马，岳飞或许也听到一些有关刘光世的传闻，便说自己过去所乘的是良马，现在所乘的却是驽马，并意有所指地说：“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高宗大为赞赏，对宰执们称赞岳飞见识大有长进，“论议皆可取”，擢升他的官职，使其与韩世忠、张俊地位相当。三月，宋高宗又单独召见岳飞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等于将全国一半以上的兵力都交给岳飞指挥，这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

然而很快，在处理刘光世军时，宋高宗与岳飞就初次爆发了矛盾。宋高宗出尔反尔，已经令岳飞不快，张浚随后又暗指他意图吞并刘光世军，更激起岳飞愤慨。岳飞一怒之下，回到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为母亲守孝，以“与宰相议不合”为由，请求解除兵柄。张浚打算趁机一并罢免岳飞，向宋高宗上奏称“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宋高宗对岳飞的行为十分震怒，但他深知此时还不宜处置岳飞，再三下诏敦促岳飞复职。岳飞无奈于六月重返行朝，向宋高宗“具表待罪”。高宗回答：“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这番话看似宽慰，实则警诫，已隐隐透露出杀机。

淮西兵变使宋高宗意识到大将专兵的威胁，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整编军事力量方面，在对外政策上由对金强硬转向与金议和。战争形势既趋缓和，对大将的倚赖便相应减少，于是着手进行收兵权的部署。一方面限制大将扩张势力，绍兴八年（1138）二月，岳飞因防区辽阔请求增兵，宋高宗明确拒绝。“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即便是增兵，“与其添与大将，不若别置数项军马，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也”。高宗之意，就是防止大将壮大声势，同时另外设置忠于皇帝的中央军队。另一方面“擢偏裨”，使大将手下的副将独立，直接听命中央，以分散大将权势。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宋金两军交战，金军在大败于柘皋后，向北攻取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张俊、杨沂中、韩世忠军相继败北。宋高宗希望岳飞前往救援，但岳飞以军粮不足为由拒不动兵，高宗前后发出十七道手札，岳飞始终不为所动。最后，高宗只得恳请岳飞说：“社稷存亡，在卿此举。”岳飞行军三十里，听说濠州已经陷落，驻留在舒州、蕲州境上。这次事件使秦桧和张俊耿耿于怀，宋高宗也萌生了诛杀岳飞的想法。

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宋廷得知金人愿和，对偏安东南有了把握，故而加快了收兵权的行动。三大将被召回杭州，张俊第一个到达，韩世忠次之，岳飞最后。张俊首先入见，宋高宗对他说：“（郭）子仪方时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在接见岳飞时，宋高宗又旁敲侧击：“李、郭在唐俱称名将，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负不释位之衅，陷于嫌隙；而子仪闻命就道，以勋名福禄自终，是则功臣去就趋舍之际，是非利害之端，岂不较然著明！”宋高宗以唐代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例子来警诫三大将，又明确说三人所管之兵乃朝廷之兵，其中之意已昭然若揭。

宋高宗借口奖赏柘皋之捷，任命张俊、韩世忠担任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自北宋实施重文轻武的政策以来，枢密使多由文臣担任，这一安排对三位大将而言自然是一项殊荣。宋高宗表面上让他们参与最高军政决策，“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但实际却是明升暗降，迫使他们离开军队。与此同时，宋高宗下诏：撤销三大将主持的宣抚司；命他们的副将各统所部，自成一军，改称统制御前军马，直接隶属于中央；负责筹运各军钱粮的总领官由中央任命，并扩大其职权，成为实际上的监军。

三大将中，张俊最善察言观色，他率先表示拥护中央，交出所管军马，暗地与秦桧达成默契，“约尽罢诸将，独以兵权归俊”。韩世忠和岳飞二人，就成为宋高宗和秦桧忌惮的对象。秦桧首先授意韩世忠旧部胡纺诬告韩世忠亲校耿著散布流言，图谋由韩世忠重新掌兵，意图牵连韩世忠。但这项阴谋却被派去按阅韩世忠军的岳飞发现，与岳飞同行的张俊暗示：“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军，朝廷意可知。”岳飞却不肯同流合污，回复秦桧说：“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并派人送信给韩世忠。韩世忠得讯后立刻向高宗表明心迹，他是勤王大将，又曾参与平定苗刘之乱，与宋高宗关系深厚，宋高宗于是命秦桧放过韩世忠。韩世忠力请辞职，此后闭门谢客，口不言兵。

秦桧谋害韩世忠未果，遂转而对付岳飞。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言官万俟卨、何铸、罗汝檝等人弹劾岳飞在宋金之战中不听号令等罪名，宋高宗罢免了岳飞枢密副使的职位。接着，张俊胁迫岳飞部将王贵、王俊等人诬告岳飞部将张宪阴谋发动兵变，进而构陷岳飞谋反。宋高宗亲自下旨，将岳飞下大理狱审讯。经过两个多月的讯问，秦桧上奏建议将岳飞斩首，张宪绞刑，岳飞子岳云徒刑。宋高宗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一代名将岳飞含冤而死。

朱熹后来评价：“诸将骄横，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

韩世忠、岳飞二人的隐患俱已消除，张俊立有大功，倚恃与秦桧的幕后协议，赖在枢密使的位子上不走，秦桧指使台谏官将他劾罢。至绍兴十二年（1142）十二月，宋高宗终于得意扬扬地对秦桧宣称：“唐藩镇跋扈，盖由制之不早，遂至养成。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

苗刘之变、郦琼兵变以及岳飞之死，这三大事件是观察南宋初期政局变化的关键，前两次事件不仅与宋高宗杀岳飞有关，对南宋政局的影响亦不逊于杀岳飞案。南宋建立之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需要借助武将的力量来自卫，却也逐渐出现了大将专兵的现象，与北宋以来“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家法相悖。苗刘之变的发生，使宋高宗警惕武将对政权的威胁，谋求防患之策。局势稍有好转时，便在张浚的主持下开始收夺大将权力。然而大将与军队之间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私人关系，一旦处置不当，极易引发军心变动和疑惧，因此导致了郦琼兵变的发生。

郦琼兵变对宋高宗调整宋金关系与收夺兵权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兵变使南宋的内外政策有了很大改变，人事更迭只是表面现象，更具根本性的是宋高宗从此放弃主战，积极谋和，迁都临安，奠定了偏安东南的基础。经过这次挫折后，宋高宗起用秦桧，采取阴柔迂回的策略：一面对金讲和，纾解外来压力；一面兼用“推恩”和抚循偏裨的办法，使大将脱离军队，让军队直隶中央。宋高宗终于结束了武将专兵的局面，使宋朝重回“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老路。

结语

金人的入侵结束了北宋的统治，康王赵构抓住机遇，建立起南宋王朝。南宋与北宋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与宋太祖和宋高宗两位“开创之主”的性格和能力密切相关。宋太祖拥有卓绝的政治军事才能，宽广的心胸和眼界，他从一开始就对军队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依靠着实力超群而又忠心耿耿的军事力量，在诸割据政权中脱颖而出，再造一统。宋太祖将他的自信、从容注入国家政权的性格中，在他统治之下的宋朝，始终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上升势头和横扫六合的帝王之气。

相比之下，宋高宗只是生长于富贵之家的纨绔子弟，如果没有“靖康之难”，他只会在悠游无事中度过平凡的一生。时势的无常以及偶然的际遇，将他推上了皇位，却未能赋予他相应的才能与气度。他生逢国家丧乱，从继位开始就在金人的威逼追击下辗转逃徙；他手中没有可靠的军事力量，不得不处处仰人鼻息，忍受武将们的倨傲不臣。在艰难的环境中，他能考虑的仅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所谓的“恢复”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当面临保全自身与恢复祖宗社稷的选择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保，头也不回地逃到江南，对身后陷落的大片土地和子民弃若敝屣。

宋高宗的皇位和权力来源并不“合法”，他没有得到来自父兄的传位，援立他的只是一个甚至连自己身份都存在瑕疵的前朝废后，不得不时时面对敌方乃至己方臣下对其皇位正当性的挑战和质疑。他心心念念的，只是如何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当金人终于同意承认南宋政权的存在时，他立刻“不惮屈己”，也要迎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以完成宗庙祭祀的一贯性。宋高宗不自信和自保的性格，塑造了南宋的基本格局，使南宋只能成为一个偏安东南一隅的江南政权。

南宋与北宋之间又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来源于政治主体和他们的集体记忆。宋太祖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的弊端，定下“以文治武”的国策，罢去统兵大将的兵权。宋太宗两次征辽失败，对“内忧”和“外患”的重要性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从宋高宗的言行中，明显可以看到宋太祖、太宗思维的延续，与金对峙的“外忧”固然重要，但大将专兵的“内患”才是致命的威胁。郦琼兵变释放出兵柄倒持的危险信号，高宗马上调整重心，与金展开议和，而加速收兵权的进程，这一决策显然影响了南宋政权的格局。

南宋政权最大的政治基础，是士大夫们对于宋王朝的深厚信赖，在几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并没有背离宋朝，“于天下虽无片土之安，而将帅、牧守相持以不为女直用”。士大夫们在归附南宋的同时，也带去了有关“祖宗家法”的集体记忆。北宋仁宗时，武将狄青由于战功而被擢任为枢密使，引起士大夫们的集体抗争，欧阳修曾有过如下议论：

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自其初掌机密，进列大臣，当时言事者已为不便。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推其所因，盖由军士本是小人……且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

南宋初年，罢大将兵权而收归中央，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意见，而是士大夫群体的集体呼声，其逻辑与欧阳修同出一辙。在他们的措置下，诸大将被迫离开军队。王夫之感叹道：“呜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在“祖宗家法”的强大约束力下，岳飞等人被罢去兵权有其必然性，然而罢去兵权与岳飞之死又并非必为因果。岳飞之死，实是宋高宗君臣个人胸襟、能力的展现，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从容自若相比，更于连续性中展现出两代君主的悬殊差距。汉初韩信说：“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宋高宗君臣在狡兔未死、高鸟未尽、敌国未破之时，自撤藩篱，已安于一个江南政权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