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以文治武的老路：宋朝第二次收兵权（一）

北宋末年，经过镇压方腊起义，以及宣和年间的征辽战争，宋朝禁军已经损失相当多的人马。接下来，金军的两次入侵又导致宋军伤亡惨重，开封陷落后，曾经雄极一时的宋朝禁军完全崩溃，溃兵余卒成为“兵匪”，流浪于江淮之间。与宋太祖起家于职业军人，自始便掌握了一支忠心不二的武装力量不同，赵构虽被宋钦宗封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但几乎是个光杆司令，手下能控制的兵力不过一万左右。南宋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如何重建军事力量并将之牢牢掌握在手中，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这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问题，也影响到宋金对峙的形势。

五代乱象重现：苗刘之变

赵构继位后，原本康王府的宦官权势日盛，与外臣勾结，肆无忌惮。宋高宗南下逃窜时，宦官们沿途“以射鸭为乐”“强占居民，强市民物”。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从扬州逃往杭州，宦官们自恃保驾有功，“益自炫，愈有轻外朝心”。由于对金人的进攻防备不足，宋高宗罢免了黄潜善和汪伯彦，任命朱胜非为右相，同时在宦官康履的推荐下，以王渊为签书枢密院事。

当时宋高宗手下只有一支戍卫部队，由苗傅、刘正彦统领，他们一方面“以赏薄怨望”，另一方面对王渊的任命不满，于是发动政变。两人率兵一举杀死了王渊和众宦官，在闹市张贴榜文，宣称为民除害。苗傅、刘正彦逼迫宋高宗退位，重弹让赵构耿耿于怀的老调：“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他们请出“元祐皇后”孟氏再次垂帘听政，由宋高宗三岁的幼子赵旉继位，改元“明受”。这次叛乱称为“苗刘之变”，又称“明受之变”。

这次叛乱是由赏赐不均和人事纠纷引发的，苗傅、刘正彦虽挟制朝廷，但其实并无深谋远虑。得知叛乱的消息后，正在江宁府的江东制置使吕颐浩和驻扎在平江府的礼部侍郎张浚，与大将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等联络，组织勤王军，向杭州进发。苗傅、刘正彦仓皇出逃，宋高宗得以复辟，恢复建炎年号。吕颐浩、张浚、韩世忠亲至行宫，宋高宗步行出宫门与众人相见，握着韩世忠的手恸哭。

苗刘之变给刚刚登基不久的赵构极大打击，使其终生难忘。这种唐末五代时期常见的武将带兵逼宫事件，已经绝迹一百六十余年，居然在此时复现，使得高宗极端震骇。宋高宗本人对于这次叛乱的感受，和参与平叛的将领们大不相同。韩世忠奉命追击叛军时不屑地说：“金人固难敌，若苗傅，但有少许汉儿，何足畏者！”而对宋高宗来说，最难忍受的不是向敌国乞怜，而是受迫于肘腋之变。苗刘之变使赵构的心态有了深刻的变化，他难以忘记所受到的威胁和羞辱，更对武将专兵的状况心生警惕，一旦环境许可，他就会着手限制乃至剥夺武将权势。

“朝廷无意恢复”：淮西兵变的影响

对于北宋末年出现的流民、溃军和叛卒，南宋朝廷的政策，是允许统兵大将采用或抚或剿的策略，将他们收编。由于策略得当，曾经无所统制、不断扩散的军事势力，陆续地被淘汰、整理，逐渐集结在有力的军事将领之下，形成所谓“家军体制”。“今日之兵，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诸大将声势和武力不断壮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一向为宋廷所忌讳的现象，即大将专兵、地方权重，这和宋代立国的基本政策“强干弱枝”是相互矛盾的。

到绍兴五年（1135），这种内轻外重的情况特别明显。除四川外，南宋全部兵力约二十万，其中所谓“四镇”即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的兵力总和就达到十八万。大将的军队总数远远超过朝廷直接控制的兵力，况且在乱世中，大将在驻地拥有民政、财政和军政大权，遂使军队与主将的关系密切，而与朝廷的关系疏远，对中央政府形成潜在的威胁。

不少士大夫对此都有相当的关切，汪藻就说：“自古以兵权属人，久而未有不为患者。岂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耶！”他们尝试通过拔擢偏裨将校来分散诸大将的兵权，但在外患内乱接踵而来的绍兴初年，中央政府既要依赖大将稳定政局，又无法完全控制大将及其部队，这种策略便无法推动，只得消极地谋求加强中央兵力。绍兴二年（1132）起，南宋设立直隶中央的御前忠锐十将，恢复三衙制度，并增强其兵员，不过这些措施和大将大肆增兵的幅度无法相比。

张浚掌理军政大权时，想借御敌平乱的军事行动，将大军手中的军队收归中央，扼守淮西的刘光世成为他的目标。绍兴七年（1137）二月，有臣僚弹劾刘光世在宋与伪齐会战淮南时擅自撤退，“几误大事”，又言其“军律不整，士卒恣横”。张浚趁机上奏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高宗命刘光世为万寿观使，封荣国公，罢去其兵权。然而在处置刘光世所部的过程中，却产生了波折。宋高宗一开始许诺让岳飞统领刘光世军，在张浚的提醒下，又很快收回成命，将刘光世军重编为六军，由张浚心腹吕祉节制。

吕祉是一个文官，志大才疏，在这样敏感的时刻，将兵权交到一个从无带兵经验、又与刘光世部素无往来的书生手中，很多人都感到忧虑。岳飞反对说，“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变乱反掌间耳”。但张浚仍一意孤行。刘光世罢去兵权后，部将王德和郦琼为争夺指挥权发生激烈抗争，吕祉匆促被派往刘光世军驻地庐州进行调处。他行事向来过激，又不懂军政，到军中后“简倨自处，将士之情不达”，调停失败。吕祉密奏宋高宗请求罢免郦琼等人，奏折却被郦琼得到。郦琼于是杀掉吕祉，率所部四万人渡过淮河，投降伪齐。这一事件就是“郦琼叛乱”，又称为“淮西兵变”。

淮西兵变完全是一个突发事件，其直接原因就是张浚和吕祉的处置失当。数万装备精良之军投敌，使南宋两淮防线出现巨大空白，对南宋政权产生极大冲击。主导这一事件的张浚立刻遭到罢免，故相赵鼎被疾速召回朝廷。兵变暴露出南宋中央政府还没有能力统制家军，也使宋高宗再次意识到，将军事力量收归中央控制之下，是政权确立的根本条件，其他一些目标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淮西兵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宋朝廷的最高国策，“北伐之谋日以益衰，顾望中原，坐失机会”。张浚被罢相，其所主张的积极恢复政策破产，宋高宗原本已经被张浚说服，移跸到建康，以展示进取的姿态，却于兵变后很快返回杭州。赵鼎劝他：“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意恢复。”高宗回答：“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之地，而坏事多矣。此等议论，不足恤也。”此后，宋高宗再也无意采取对金积极作战的方针，对诸大将也充满不信任。绍兴七年（1137），宋徽宗的死讯传来，赵鼎想要召集诸大将商议恢复中原之计，宋高宗一口回绝：“不须恤此，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淮西兵变的冲击，使宋高宗坚定了放弃恢复中原的想法，一心只想与金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