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和议（一）

宋高宗赵构自登基之日起，就不断向金朝派遣使臣请和，以求保住帝位、偏安一隅。在宋、金双方实力此消彼长之间，和议的时机逐渐成熟。与此同时，南宋虽然在很多方面承袭了北宋的传统，但也呈现出独特的气象。

北宋灭亡后，金朝先后在原北宋中原地区扶植伪楚和伪齐两个傀儡政权，希望其既作为自己与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带，也作为自己南下攻宋的急先锋。伪楚政权仅存在一个多月便宣告结束，伪齐政权虽然在金朝支持下一度屡屡攻宋，但统治基础并不稳固，且连年攻战，损失惨重。宋高宗赵构自登基之日起，就不断向金朝派遣使臣请和，以求保住帝位、偏安一隅。在宋、金双方实力此消彼长之间，和议的时机逐渐成熟。与此同时，南宋虽然在很多方面承袭了北宋的传统，但也呈现出独特的气象。以宋高宗为突破口，可以追溯南宋初君臣究竟如何巩固其政权，历史又究竟怎样走向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条道路。

“早遂休兵”“不惮屈己”：绍兴八年和议

南宋建炎、绍兴年间，宋、金之间的力量经历着此消彼长的变化。南宋逐渐从动乱中稳定下来，在江南地区建立起比较稳固的统治；金朝国内政局发生动荡，军队在连年征战之下疲态尽显，双方达成均势，为和谈创造了条件。

绍兴七年（1137）正月，被扣留在金朝的宋朝使臣何藓、范宁之忽然被释放归国，并带回了金右副元帅兀术的信，告知宋徽宗及宁德皇后的死讯。宋徽宗其实早于绍兴五年（1135）四月就已去世，金朝一直封锁消息，此时突然告知，显然别有用意。宋人杨炜说：“见报以太上之丧，以探朝廷意，谓我若遣使而有请，则唱为议和。”宋高宗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不饭食者数日”“号恸擗踊”。在此后数年中，迎还徽宗梓宫和高宗生母韦太后，就成为南宋政权面临的重要课题。

宋徽宗死讯传来时，正是张浚等对金强硬论者主政，他们主张借机伐金，恢复中原。张浚上言，“天子之孝与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庙、奉社稷者”，要求高宗“挥涕而起，敛发而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荆南知府王庶则提出“奉衣冠弓剑，起灵庙”，为徽宗建衣冠冢，然后遣使向金国讨还徽宗梓宫，若金人不同意，“则以大兵蹑之，问罪致讨”“因神民痛愤之情，刷宗庙存亡之耻”。

但宋高宗本人却并不这样想，而是力主请和。他事后对张浚说：“去岁上皇讣至，朕若不遣使，天下谓朕何？”为此，他特地找来刚被任命为枢密使的秦桧商议。秦桧早年随徽、钦二帝被掳，建炎四年（1130）自称杀掉守兵逃归南宋。当时有人质疑秦桧穿越千里之遥的金军占领区，“全家同舟，婢仆亦如故”，显然不合情理，怀疑他是金朝派回来的奸细。秦桧初见高宗，就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倡议与金讲和。宋高宗拿着他的奏折气冲冲地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但世易时移，此刻议和时机已经成熟，宋高宗在与秦桧商议后，于二月任命王伦为使节，到金朝商讨和议。

绍兴七年（1137）四月，王伦出发使金，宋高宗特别命他给兀术和挞懒（完颜昌）传信：“河南之地，上国既不自有，与其封刘豫，曷若归之赵氏。”请求金朝废掉伪齐政权，将其领土归还南宋。王伦出使途中被伪齐扣留，在金朝的过问下，才终于在当年九月抵达涿州，见到金帅挞懒。王伦对挞懒说，刘豫曾经在宋朝任台谏官，其人外朴内奸，营私掊刻，“方欲吞噬两朝，能保他日不为大国之患乎？”挞懒问道：“若将豫与南宋，能制之否？”王伦回答：“皇帝（宋高宗）圣孝神武，卧薪尝胆，志在恢复，但以天下为度，不忍轻以动兵。豫之父子，忘背国恩，孰不愿食其肉。倘欲驱除，何难之有？”向挞懒反复陈说利害。

通过王伦，宋朝的意向传送至金朝，双方议和的障碍，只剩伪齐刘豫政权。由于金朝国内形势的变化，刘豫的支持者粘罕去世，女真贵族早有取消伪齐政权的打算。南宋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挞懒和兀术率兵至开封，将刘豫废为蜀王。挞懒令王伦还朝转达口信：“归报皇帝，强梗扫去，自此和议无复间沮。”王伦归朝后报告宋高宗：“金人许还梓宫及皇太后，又许还河南诸州。”

王伦留滞伪齐、金时，南宋政局也发生了巨变。淮西兵变的发生，使宋高宗对积极的军事行动产生怀疑，张浚下台，重归庙堂的赵鼎以“镇静”为首务，对金政策趋于和缓。因此，王伦回国时，宋金议和的背景条件已经具备：南宋国内对金积极路线退潮，伪齐刘豫政权垮台，金朝许还宋徽宗梓宫及宋高宗生母韦太后。从绍兴八年（1138）开始，宋金迅速展开缔结和议的行动。

绍兴八年（1138）正月，宋高宗再次派遣王伦出使。王伦于五月会见金熙宗，金朝派乌凌噶思谋等为使，与宋朝议和。宋高宗对王伦和金使说：

“早遂休兵，得免赤子肝脑涂地，此朕之本意也。”虽然表面上以求得百姓安宁为借口，但宋高宗真正在意的是韦太后的生还，他对接伴金使的范同坦承：“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见，故不惮屈己，以冀和议之成者，此也。”

议和的决定在南宋朝廷激起强烈的反对，金使入京时，“物议大讻，群臣登对，率以不可深信为言”。但高宗意志非常坚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在宋高宗看来，宋金并存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外国之与中国，如阴阳消长，岂能偏废。若可剿除，汉唐之君，行之久矣。”不过以赵鼎为核心的一派官员致力于整备军队，重建集权国家，以图恢复中原，他们并不支持宋高宗议和的构想。

赵鼎等人对和议的反对，给了秦桧可乘之机。绍兴八年（1138）十月，秦桧单独觐见，称宋高宗如果决心讲和，要求“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预，则其事乃可成”，宋高宗答应：“朕独与卿。”秦桧担心高宗心意未定，施展欲擒故纵的计策，反复令高宗仔细考虑，最后宋高宗降下手诏，由秦桧全权主持和议，不许他人干预，赵鼎因此而罢相。至此，宋高宗和秦桧在议和的国策上形成排他性的联盟，秦桧借机将其他政治势力排除。此后，虽仍有臣僚反对议和，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秦桧的主张就是高宗的意见，攻击秦桧就是批判高宗，要求罢免秦桧也就等于要求高宗退位。

绍兴八年（1138）第一次宋金和议非常粗略，金使张通古十二月抵达杭州时说：“先归河南地，徐议余事。”其基本任务只是传递金朝国书。在金人看来，国书的接受已经可以视为和议的成立。因此，绍兴八年和议的最大争议，就在于宋朝应该以何种礼法接受金朝国书。金朝方面把南宋与伪齐刘豫政权同等看待，金、伪齐约定为君臣关系，但刘豫不只尽臣下之礼，“又为大朝（金）之子”。金朝要求南宋遵守与刘豫相同的礼法，由宋高宗“北面拜诏”。

南宋朝野上下，都将刘豫视为宋朝逆臣，要宋接承其位，显然难以接受。消息传出，舆论立刻沸腾起来，“军民时出不平之语，闻之有可骇者。上自大臣，下至百执事，朝夕惴惴，恐此礼一行，或生意外之变。阖城百姓，有终夜不能寐者。而近甸、常、润、会稽之间，民悉不安”。禁军将领杨沂中、解潜、韩世良向秦桧心腹勾龙如渊进言，皇帝如行屈己之礼，受纳金朝国书，恐怕将有不测之事，并表示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虽在外地，但恐日后被他们斥责，因此难以协助。勾龙如渊不得不向三人保证：“第令计议使取国书，纳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礼数。”他向宋高宗上奏：“此和议固不可坏，而礼文之间，动辄过当。若不度利害，勉而从之，则堂堂中国，一旦遂为敌人屈己。”

秦桧此时根基尚不稳固，不敢公然违背公议，一度向宋高宗请求辞职。惶惑之间，给事中楼炤对秦桧说：“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这是《尚书》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殷商高宗武丁服丧三年，这期间沉默不语。秦桧顿时醒悟，借口赵构正为宋徽宗服丧，不得行礼，由自己代替宋高宗接受国书。十二月二十八日，秦桧至使馆见金使，“受国书以归”，终于解决了受纳国书的难题，“人情始安”。根据议和条件，金朝将原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划归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绍兴八年（1138），宋金和议在宋高宗的力主下完成，他以孝道作为和议的理由，“向日讲和，本为梓宫、太后故，虽屈己卑辞，有所不惮”。和议虽招致一片反对之声，但终究不能扭转宋高宗的心意。对宋高宗来说，缔结和议固然有骨肉亲情的原因，同时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前文提到，赵构继位没有徽、钦二帝的授命，其皇位来源最大的合法性支柱，就是“元祐皇后”孟氏的援立。可即便是孟氏自己的身份，都是存在争议的。孟氏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被册立为皇后，绍圣三年（1096）被废，此后几经反复，以废后的身份居于瑶华宫。陈寅恪先生指出，援立赵构继位的《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此文之发言者，乃先朝被废之皇后。以失去政权资格之人，而欲建立继承大统之君主，本非合法，不易立言”。也正因为如此，宋高宗急于将徽宗梓宫和生母迎回，借助宗庙祭祀的连续性来确立自己继位的正当性。

和议引起很多大臣批评，甚至有人提出皇位乃天下之公器，高宗不得专擅的说法。方庭实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纵忍为此，其如中国何，其如先王之礼何，其如天下之心何。”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人们尽管不甘于成为金朝附属，但对于和议放弃河北、河东、山东等北宋领土、民众，几乎没有任何反对之声，甚至表现出极端的冷漠。吕中后来说：“朝廷弃三路如弃土梗，弃两淮如弃敝屣。”这种情况的出现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就客观来看，宋高宗证明自己皇位合法性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与金议和的国策，议和又意味着南宋放弃恢复中原，成为偏安江南一隅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