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王室：“嗣我朝之大统”

南宋延续北宋的国祚，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水到渠成，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下，其实潜伏着多种可能性。面对金朝的威胁，南宋主战派与主和派遵循各自的政治理念，为存续政权进行了不同的努力。

北宋靖康年间，金军攻破宋都开封，宋徽、钦二帝被掳，延续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北宋宣告灭亡。此时，康王赵构由于受命至金营议和，恰好不在京城，幸运地躲过了被俘的噩运。战乱之中，赵构继位，并一路逃到南方，建立起后世所称的“南宋”王朝，赵构就是宋高宗。南宋延续北宋的国祚，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水到渠成，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下，其实潜伏着多种可能性。面对金朝的威胁，南宋主战派与主和派遵循各自的政治理念，为存续政权进行了不同的努力。以南宋初年的和与战为线索，我们尝试走进那个时代。

“天人之心未厌赵氏”：康王继位

赵构（1107—1187），字德基，是宋徽宗第九个儿子，宋钦宗同父异母之弟，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被封为康王。赵构为亲王时，除了写得一手好字和对骑马、射箭略有所长外，其他方面表现平平。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康王赵构奉钦宗之命，以人质身份前往金国攻宋统帅斡离不（完颜宗望）军中。据史书记载，一日，赵构与斡离不一起射箭，赵构连发三箭，俱中的。此举引起斡离不高度重视，认为他并非整日养尊处优的皇室子弟，而是赵宋宗室中擅长武艺之人假冒的，留之无益，便将赵构放归。

十一月，金军分东、西两路逼近开封。情势危急之下，宋钦宗再派赵构使至河北金营，以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和尊金帝为皇叔等条件，向金军请和。赵构一行离京北上，十一月二十日抵达磁州。磁州知州宗泽认为金军已经迫近，再去金营也无济于事，劝阻赵构不要北上，赵构随即回到了相州汪伯彦处。闰十一月末，金军会师于开封城下，宋钦宗出手诏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率军救援开封。赵构利用朝廷诏令，迅速召集了上万人的部队。但他并没有马上率部赶赴京城勤王，反而离开相州，由大名府逃往山东，远避金兵，只让宗泽带领数千人马前往救援。次年正月，赵构抵达东平府（今山东省东平县），在汪伯彦的建议下，由将领张俊护卫南逃至济州（今山东省巨野县）。同年三四月间，宋徽、钦二帝被金军掳掠北去，北宋灭亡。

金军虽占领了开封，但实际只控制了河北、河东十多个府州，大部分州县仍然在宋臣掌控下固守待援。金朝因兵力有限，扶植北宋宰相张邦昌建立傀儡政权，国号为楚，随后撤回北方。没有金军支持，张邦昌自知难以服众，主动退位，请因出家而幸免于难的宋哲宗废后孟氏回宫，尊为“宋太后”，垂帘听政。孟氏发布诏书，归“神器”于康王，“嗣我朝之大统”。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登坛受命，即皇帝位，沿用大宋国号，将年号改为“建炎”。

“建炎”年号是反复讨论和仔细斟酌的结果。最初黄潜善建议为“炎兴”，耿南仲指出这是三国蜀汉用过的年号，他进而提出：“故汉光武中兴，改元建武。大王再造王室，宜用光武故事纪元。”此外，宋太祖建国后改元“建隆”，而按五德始终说，宋属火德。综合这些因素，应改元为“建炎”。因此，“建炎”这一年号既寓寄着赵宋传统，又隐含光武中兴汉朝故事，具有说明赵构继位的正当性和招揽人心的功能。正如宋高宗在继位赦书中说：“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考光武纪元之制，绍建隆开国之基。用赫丕图，益光前烈。”此后，“光武故事”屡被提起，成为宋高宗重要的政治口号之一。

赵构的登基是在十分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实现的。北宋的灭亡由外力作用导致，并不是自身统治从内部崩溃的结果，宋朝臣民并未丧失对赵宋政权的信赖，这一点即便是金人也有清醒的认识。金将粘罕（完颜宗翰）说：

“天生华夷，自有分域。中国岂吾所据，况天人之心未厌赵氏。”由于金人扶植的伪楚政权不被中原军民所承认，尖锐的民族矛盾使人们强烈要求恢复赵宋统治，而当时在开封的宗室诸王都被金军俘虏，赵构由于偶然的机会滞留在外，结果意外成为帝位继承人。同为赵宋宗室的赵子崧致书赵构：“国家之制，素无亲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大元帅之权，此殆天意。”

神道设教：“泥马渡康王”

尽管如此，赵构的即位仍然可以说是“非法”的，宋徽、钦二帝仍然健在，很多人期盼“迎回二圣”，赵构本人也并没有得到徽宗或钦宗传授帝位的授命。赵构叔祖辈的宗室赵仲琮直言：“今二帝北迁，大王不当即位，只宜用晋武陵王故事，称制行事，不改元。”后来太学生陈东也指责赵构“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宋钦宗）来归，不知何以处？”

正因为权力的来源缺乏权威性，此后南宋君臣便想出种种策略，来证明赵构的继位是天命所归，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神道设教”。南宋一朝，“泥马渡康王”的传说流行甚广，这一传说源于赵构在磁州的事迹。在磁州期间，宗泽陪同赵构拜谒了当地崔府君庙，该庙位于通往邢、洺州的驿道侧旁，当地百姓担心赵构取道继续北行，聚集在庙宇周围号呼劝谏。进入祠庙后，赵构卜得“吉”签，庙吏抬崔府君轿舆、拥庙中神马，请赵构乘归馆舍。纷乱之中，力主使金的副使王云被杀。

事件本来是当地百姓劝谏赵构不要北行，但经过后人的渲染，其中的神话意味变得丰富起来。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程卓撰《使金录》，其中写道：“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这是有关“泥马渡康王”的较早记载，但即便是程卓自己，恐怕也很难确指神马助赵构所渡之河究竟是哪一条。后来《靖炎两朝见闻录》的记载更为离奇，其中说金将斡离不派人催促赵构北行，赵构躲避在崔府君庙休息小睡。忽然有人大喝：“速起上马，追兵将至矣！”赵构叫苦道：“无马，奈何？”其人答曰：“已备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赵构环顾，果然有一匹马立于身旁，纵身上马，一昼夜行七百里。这时只见马僵立不动，原来是崔府君庙内的泥马。

所谓的“泥马渡康王”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它在南宋广泛传布且得到官方的积极肯定，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正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盖建炎之初，流离溃败，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实事。”换句话说，它的目的是向金人以及赵宋臣民证明赵构登基是受命于天、名正言顺的。

巡幸东南：江南政权规模初现

赵构继位后，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为了网罗人心，同时也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安全，他下诏起用曾经在北宋都城保卫战中立功、深孚众望的著名抗战派大臣李纲为相，借重李纲的名声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赵构不敢和强大的金国公开决裂，下诏封被金国册立的原伪楚皇帝张邦昌为太保、同安郡王，希望借此向金国示好，换取求和机会。

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到达应天府，见到宋高宗。李纲以积极恢复南宋国力，营救徽、钦二帝为己任，他向宋高宗进呈十项建国之策，希望高宗能够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讲究战守之计，积聚力量，最终寻找时机报亡国掳君之仇。在李纲推荐下，忠心报国的宗泽被任命为东京留守，防守东京；河北设立招抚司，河东设立经制司，负责招募、统领河北及河东各路民兵。为了鼓舞人心，李纲多次建议赵构回到北宋都城开封，朝觐太庙。在李纲的措置下，刚刚成立不久的南宋政府初具规模。

李纲虽出任宰相，却未能完全掌握以赵构为中心的政治集团，与他针锋相对的是以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侧近集团，他们自相州就开始追随赵构，在拥立赵构为帝的过程中立有大功，深得赵构信赖。在对金问题上，黄、汪二人力主请和，“画河为界”，割让河东、河北。李纲则认为和议的决策大错特错，倡议采取守策，加强防卫，“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与人”。两个集团在政策纲领、目标方向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两条路线之间的取舍，也最终决定了南宋政权的基本格局。

建炎元年（1127）秋，双方在皇帝驻跸地的问题上产生了直接冲突。辗转于各地的南宋朝廷，究竟应以何处为皇帝驻跸之所，关系着王朝未来的展望与走向：是逃避？是战？是守？还是和？黄潜善、汪伯彦积极鼓动巡幸东南（扬州），逃避金军压力。李纲担心如果向东南避退，“恐中原非复我有”，主张暂时驻守在南阳，“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选任将帅控扼要害之地，然后回到开封，“天下之势遂定”。宋高宗显然更加信任以黄、汪为首的侧近集团，黄潜善与汪伯彦“力请幸东南，上意中变。于是纲所建白，上多不从”。在他们的力劝之下，宋高宗决定去扬州，李纲任相仅七十五天便辞职。

驻跸东南，“去中原益远，而民心易摇动”，实际上等同于放弃河北、中原地区。作为南宋开国皇帝，高宗在保全自己和守住祖宗故土之间选择了前者，也在政权中注入了自私保守的性格，这决定了南宋作为偏安东南的江南政权的基本规模。巡幸东南和李纲辞职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一直力请还都开封的宗泽，在得知宋高宗去往扬州的消息后，“忧愤成疾，疽作于背”，于建炎二年（1128）七月去世，他所整编的开封守备勤王军队旋即瓦解，北方抗金力量大为削弱。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很快被裁撤，刚刚聚集起来的地方民兵又处于无政府状态。很多民兵组织转化为流寇和土匪，给当地百姓和南宋政府带来极大的威胁。宗泽之死与开封守军的溃散，又成为促使金军正式南进的契机，“金人闻宗泽死，决计用兵”。金太宗说，“康王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命粘罕率兵南征。于是金军自建炎二年（1128）秋至翌年春，大举南下。

另一方面，宋高宗抵达扬州后，自以为已经脱离险境，并不考虑如何防御金兵南下，更遑论收复北方失地与营救被俘虏而去的父兄。他任命黄潜善、汪伯彦为宰相，将国事完全托付于两人，称“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黄、汪二人“惟务偷安”朝夕，一心只想通过与金人求和来换取和平，不思恢复、自保之计，对张浚等人“以备不虞”的提醒，“笑且不信”，甚至不断打击要求抗金的臣僚。朱熹后来批评说：“高宗初启中兴，而此等人为宰相，如何有恢复之望！”宋高宗君臣文恬武嬉，防御松懈，给南下的金兵以可乘之机，金兵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南宋建炎三年（1129）正月，金军急袭扬州，黄潜善、汪伯彦以为是流寇李成余党，毫不在意。二月初一，数百金军前锋遭遇江淮制置使刘光世统帅的十万御营军。御营军闻悉金兵逼近，不战自溃，望风解体，金兵前锋距扬州仅数十里之遥。初三，正在淫乐的赵构得知金兵已经来到扬州，惊慌失措，在御营司都统制王渊和宦官康履等五六人陪同下，匆忙披甲乘马逃出扬州城，换乘小船继续南逃。黄潜善、汪伯彦闻悉赵构已经逃跑，顾不得一切，也仓皇出逃，一时间扬州城一片混乱。大批从各地搬运至扬州的银、绢等物资堆积如山，无人管理，全部落入金兵手中。从京城搬来的太庙神主，也被丢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赵构以“钱塘有重江之阻”，自镇江转往杭州。

赵构君臣一路南逃，甚至一度不得不避敌于海上，狼狈不堪。赵构给粘罕的乞和书中写道：“自汴城而迁南京，自南京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迁江宁。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金军在渡江以后一路追击，逐渐显露出疲态，由于士兵不适应江南的气候，密布的江河湖泊也不利于骑兵驰骋，再加上遭到宋朝军队的顽强抗击，金军开始北撤。南宋将领韩世忠率水军在镇江府拦击，双方相持四十日，金军才击破韩世忠的船队。此后，岳飞又率军克复建康，将金军逐出江南。赵构得知金军北撤的消息后，自温州北上，经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回到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海上流亡生活，东南的局面逐渐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