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战时和：复杂多变的宋夏关系（二）

宋仁宗闻知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十分愤怒，下诏贬谪韩琦、范仲淹等人，在边境采取守势。西夏于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获胜后，气势愈盛。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西夏中书令张元向李元昊献计，乘宋精兵尽集边地，关中空虚之机，深入宋朝腹地，东阻潼关（今属陕西省），隔绝两川（今四川省中部），占据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李元昊采纳了张元的建议。

同年闰九月，李元昊调集十万西夏军，兵分两路，一路出彭阳城，一路出刘璠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北），夹击镇戎军（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企图诱使宋军出击，聚而歼之。北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西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从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至瓦亭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东北）阻击。初九这一天，葛怀敏进抵瓦亭寨，会合该寨都监许思纯、环庆都监刘贺部。葛怀敏见宋军人数众多，于是冒险出击，率军进屯五谷口（瓦亭寨北）。王沿得知消息后赶紧派遣使者持书告诫葛怀敏勿再深入，命其背城为营，示弱诱敌，设伏奇袭，攻其不备。葛怀敏破敌心切，会同知镇戎军曹英、泾原路都监赵珣、西路都巡检李良臣、孟渊等部，集兵数万，继续北进。

二十日，葛怀敏率军进至镇戎军西南，走马承受赵政认为距西夏军已近，不可轻进，葛怀敏乃趋养马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北）。不久，宋军泾原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镇戎都监李岳等亦自镇戎军率军赶至。诸将闻知李元昊移军新壕（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北古长城壕）外，商议次日黎明前往袭击。赵珣以为西夏军远来，利于速战速决，建议依马栏城（今陕西省旬邑县东北）布栅，扼其归路，固守镇戎，以保障粮道，待其兵疲出击。葛怀敏不听，命诸将兵分四路趋定川寨。二十一日，沿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行至赵福新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北），遭到西夏军截击，退守向家峡（赵福新堡附近）。元昊乘势挥军抵新壕，向北宋中军进逼。葛怀敏、赵珣、曹英等人坚守定川寨。西夏军破坏宋军粮道和归路，又断定川寨水源。葛怀敏率军列阵出击。元昊集兵分别进攻宋军诸部，先败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北清水河）西刘贺军，再击阵于寨东葛怀敏军，当时狂风突起，飞沙弥漫，宋军部伍相失，营阵大乱，士卒惊骇，争相入城。混乱之中，葛怀敏为众军所拥，几乎被践踏致死。幸亏将领赵珣率领刀斧手和勇士依靠门桥生死搏杀，西夏军队才稍稍后退。

当夜，西夏军队围城。葛怀敏看到形势危急，忙与诸将商议对策，计划突围奔走镇戎军。赵珣料定途中必遭西夏军截击，力主出其不意，迂回笼竿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北）前往，诸将不从。二十二日黎明，葛怀敏下令宋军以曹英、赵珣为先锋，刘贺、许思纯为左右翼，李知和、王保、王文等殿后，结阵东进。临行之际，部下再次拦马进谏，请求转道而行，葛怀敏不从，策马东南，驰行二里，发觉长城壕桥已断，归路被阻。看到归途无路，宋军士气顿时受挫，埋伏的西夏军队乘机四面夹击，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曹英、李知和、赵珣、王保、王文、刘贺等十六将阵亡，此役宋军丧失兵马近万人，只有走马承受王昭明、赵政等退保定川寨，后军一部迂回笼竿城，幸免于难。

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连破数寨，直抵渭州，宋军新败，士气低落，不敢应敌，皆壁垒自守。李元昊虽然获胜，但惧于川陕一带数十万宋军，也不敢深入，大掠而还。

宋朝在讨论对夏的攻守之策时，也充分考虑了辽朝的态度。知延州范雍主攻，认为宋朝久以恩信对待辽朝，可遣一介之使，令其出师相助。如击败李元昊，则增金帛十万与辽。于是，宋先遣使以出师伐夏相告。辽朝的态度却出乎夏宋双方所料，它不倾向任何一方。宋兵败于好水川，西夏遣使献宋俘，辽的态度随之明朗。次年，辽遣使至宋，指责宋朝兴兵伐夏，以此作为索要关南十县的一个借口，迫使宋每年增加二十万两的岁币。

辽朝既已从宋夏交兵中得到了实惠，又知宋不会对己方构成军事威胁，而西夏军事力量增长却于己不利，于是，辽朝将防御的重点转向西夏，一方面限制边境吐蕃、党项向西夏卖马，一方面遣使令西夏与宋讲和。辽与宋的矛盾冲突缓和而与西夏的关系开始紧张，最终双方爆发两次军事冲突，西夏虽然凭借地理之势获取胜利，但国小力弱，难以与辽朝持久抗争。北宋看到辽与西夏交恶，也希望辽夏“自相杀伐，两有所损”。于是宋仁宗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北宋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宋夏和议成。通过宋夏、辽夏和议的签订，西夏成为辽宋双方的臣属。它无力取得与辽宋平等的地位，不能不接受这一既定事实。但是，西夏不敢轻易对辽动武，却不断袭扰宋朝边境，这就使辽得以坐制宋夏两方。辽朝既不能以武力征服西夏，又重视与宋朝的和好，还可以利用宋夏矛盾从中渔利。所以，尽管两次在对夏战争中失利，辽朝却是三方中得利最多者。这一结局客观上对巩固辽夏、辽宋、宋夏的既定关系都有好处，也稳定了辽、宋、夏鼎立的局面。

自辽兴宗与夏毅宗重定和议后，辽夏宗藩关系稳定发展。西夏依靠辽朝为后盾，不断骚扰宋朝边境。宋英宗治平四年（辽咸雍三年，西夏拱化五年，1067），宋神宗继位，七月，知青涧城种谔突袭西夏，收复绥州，西夏闻讯后发兵攻宋，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宋神宗久有削平西夏之志，采纳王韶“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建议，致力于河、陇，同西夏、辽争夺吐蕃部落。宋以王韶兼管勾秦凤路缘边安抚司，负责招纳蕃部、市易、营田等事。王韶先后取熙、河、洮（今甘肃省临潭县）、岷（今甘肃省岷县）、叠（今甘肃省迭部县）、宕（今甘肃省宕昌县）等州，降抚吐蕃俞龙珂（包顺）、瞎药（包约）、瞎吴叱（赵绍忠）、巴毡角（赵醇忠）等部，加强了宋在甘肃一带的实力，对西夏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辽朝不愿看到西夏被过度削弱，故意与北宋挑起地界之争，牵制北宋的战略部署。

宋神宗元丰四年（辽大康七年，西夏大安七年，1081），夏惠宗秉常为其母所囚，宋大举伐夏，期在荡平，结果未能成功。此后，夏屡受宋朝攻击，银、夏、宥诸州曾一度为宋军攻陷。夏多次向辽求援。此时辽境内也爆发了反抗斗争，自顾不暇，只好连续遣使至宋为夏人请和，同时要求西夏配合讨伐拔思母等反叛部落。此时，辽、夏国力都已大不如前，宋朝实行变法后实力却有所增强，宋徽宗在王韶经营熙河的基础上，继续招抚西蕃部落，加强了对西夏的军事压力，夏崇宗李乾顺多次遣使向辽求援。辽朝天祚帝继位后，国势日益衰败，辽朝既不能向夏提供军事援助，只好遣使为夏请和。宋朝认为，要解除辽的威胁，必须先制服西夏。当辽、夏均已衰弱之际，宋朝的态度却强硬起来。

金收国元年（辽天庆五年，1115），金朝立国，开始发动对辽的进攻。辽保大三年（西夏元德五年，1123），辽天祚皇帝兵败逃到西夏。同时金使到西夏劝李乾顺将辽帝擒拿送往金，以保障西夏不被金攻击，李乾顺看到辽败亡之势已不可挽回，答应了金的条件。从此西夏归服金。南宋建立后，曾经派人前往西夏，意图联合抗金，结果遭到西夏拒绝，双方从此断绝来往。

结语

两宋时期，赵氏政权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同宋王朝并立的不同民族政权相继出现。北方先后有契丹建立的辽国和女真建立的金国，西北方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两宋时期重要的历史线索。10世纪以降，契丹于北方崛起，建立起地跨草原与中原的政权，与宋朝长期对峙，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局面。

宋太祖、太宗扫平五代以来的南方割据政权后，平定北汉，随后将目光投向契丹辽朝占领下的燕云十六州。宋太宗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付出过艰辛的努力，但宋代君臣错估了辽朝的国内形势，认为辽朝主少国疑，女后摄政，是伐辽的天赐良机。而事实上，辽朝在萧太后的统治下政治清明，正值兴盛。雍熙三年（986），宋军兵分三路，大举北伐。北伐之初，宋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宋朝皇帝极力防范武将，每次出征前都制定了兵法阵图，让将领们依计行事，完全不顾前线战场的变化，严重束缚了将领们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加之各路将士各自为战，缺乏协作，因此被辽军各个击破，由此，声势浩大的雍熙北伐以惨败告终。宋真宗继位后，无心谋划北伐，最终与辽朝订立了澶渊之盟。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但又有积极意义的盟约，从其订立的过程和内容来看，宋辽双方都有一定的妥协，而这种妥协是以宋辽双方实力相当为基础的。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基本上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战事，两国保持了近一百二十年的和平与稳定，直到金朝崛起。这种局面对于经历了数十年战争的两国来说，都极为珍贵，宋辽双方都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发展国内经济，治疗战争留下的创伤。盟约签订后，边境地区趋于安定，宋在边境开放榷场，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加强了联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北宋的对外策略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逐渐由积极进攻转变为消极防御。尽管澶渊之盟以来，宋辽双方维持了百年和平，辽朝却并未停止对宋朝的军事讹诈，这深深地刺痛了宋朝君臣的心理。北宋后期，辽朝境内女真族崛起，宋徽宗君臣开始谋划联金灭辽。在宋金的联合进攻下，辽朝覆灭。金朝取代辽朝，成为宋朝在北方的又一威胁。

西夏与宋、辽、金朝关系的变化，使得时局更加纷繁复杂。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夏州统治者与宋朝基本保持着友好往来关系。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党项新任首领李继捧入宋献地，引起族人李继迁的强烈反对。李继迁为“恢复祖宗基业”，起兵对抗宋朝。宋仁宗在位期间，李元昊脱宋自立，正式建立西夏政权。经过数年的战争，宋夏、辽夏先后达成和议，西夏成为宋辽双方的臣属，斡旋于宋辽之间，宋、辽、夏鼎立的局面逐渐稳定。12世纪初，西夏见辽朝大势已去，归服金国。不久，金人攻陷汴京，宋、金、夏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