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宋辽间长期和平协议签订

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宋辽关系从和平共处转变为兵戈相向，其主要根源在于燕云十六州。宋朝希望通过武力收复燕云地区，重新掌握对辽防御的主动权，而辽朝为了便于南进中原，自然不甘心放弃占据战略地位且资源丰富的燕云地区。在这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下，宋朝又于太平兴国年间与雍熙年间两次北伐，宋辽间兵戈相向就不可避免了。

对北宋来说，高梁河之战与雍熙北伐这两次军事失利，严重挫伤了太宗收复燕云地区的雄心，北宋对辽由攻转守。对辽朝来说，两次阻击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君臣士气，巩固了辽对河北、河东北部的统治。同时，辽朝君臣也清晰地意识到了北宋收复燕云的强烈愿望。为了彻底断绝北宋对于燕云地区的“幻想”，辽圣宗君臣逐渐改变了之前与北宋相安无事的做法，不时寻找时机南下掠夺北宋河北州县，宋辽之间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不断。辽圣宗统和十七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辽军南下，于瀛州俘虏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辽圣宗统和十九年（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又胜宋军于淤口、益津。多次小规模的军事试探之后，辽朝君臣决定集中兵力，对北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圣宗、萧太后以收复被后周夺取的瓦桥关为名，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辽军前锋萧挞凛攻破遂城，生俘宋将王先知，攻入望都，俘虏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辽军势如破竹，一路南下，兵临澶州城下，北宋朝廷大为震动。宋真宗畏敌如虎，不敢迎战，朝中一些大臣纷纷要求迁都避敌，宰相寇准坚决反对，他联合部分要求武力回击的武将，强烈建议宋真宗前往前线，与辽朝展开针锋相对之战。在寇准等人的强烈推动下，宋真宗不得已宣布御驾亲征，来到澶州督战。

宋真宗亲临前线，鼓舞了宋军将士士气，辽兵深入宋境，担心陷入重围，希望迅速结束战斗，双方展开激战。十一月，辽军在朔州为宋军大败，岢岚军的辽军因粮草不继被迫撤军。辽军主力猛攻瀛州，宋军守将李延渥死守城池，辽军激战十多天都未能攻下。辽将萧挞凛、萧观音奴率军攻克祁州，萧太后等人率军与之会合，合力进攻冀州、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宋军调集多方兵力前往增援，双方再次激烈交战。辽军攻克德清军（今河南省清丰县），三面包围澶州，宋将李继隆死守澶州城门。

当时宋辽双方隔河对阵，辽将萧挞凛恃勇，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巡视，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辽军士气受挫。北宋降将王继忠乘机居中调停，力主南北议和。辽圣宗与萧太后鉴于宋军顽强死守，辽军前锋殒命，也同意与北宋议和，于是王继忠致书宋真宗，通报辽方有息民止戈之意。宋真宗原本对与辽朝开战心怀忐忑，看到辽朝有意议和，大喜过望，赶紧要求臣僚与辽朝接触，商议和谈之事。经过反复谈判，宋辽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结束了军事对峙状态，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规定：一、辽宋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以齿论。二、宋辽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藏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三、宋方每年向辽朝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澶渊之盟是在辽宋都无力消灭对方、完成统一的情况下签订的和平协议，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此后辽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双方统治者得以集中精力治理国内，双方人民也免受战乱之苦。对辽朝来说，北宋每年提供的银、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压力，同时盟约对于双方边界的划定，也彻底宣告了燕云地区属于辽朝。对武力不振却经济繁荣的北宋来说，用微不足道的钱、绢换取长期的边境和平，从经济角度看，也是比较划算的事情。只不过燕云地区北宋以后不能再行收复，这一从五代以来的中原国家心中的隐痛虽然在澶渊之盟和平协议下被忽略，但在北宋君臣内心深处，永远是一道抹不去的伤痛。

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总体上维持和平共处关系，但仍有摩擦发生。辽兴宗继位后，辽朝国力强盛，此时北宋陷于与西夏的战事之中，接连在三川口（今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东，延川、宜川、洛川三河汇合处）、好水川（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西北）遭遇败仗，大批宋军被牵制在西北一线。辽朝君臣得知这一情况，一部分大臣认为“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有可乘之机，便向北宋重提索取后周占领的二州十县，力图谋取利益。北宋忙于西北战事，也担心辽朝乘虚而入，便加强了河北一带的防御，这自然给了辽朝口实。

辽兴宗重熙十一年（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正月，辽朝遣南院宣徽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指责宋于河北“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要求宋朝交还关南十县。同时会兵南京，声言南伐。北宋一面调兵遣将、修路治河，作军事防御的准备，一面派出谈判使者。

六月，北宋使臣富弼、张茂实至辽，见到辽兴宗，富弼以“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的道理打动辽兴宗，同时允诺北宋政府可以提供金帛，要求辽朝放弃军事行动，辽兴宗表示同意。九月，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宋辽双方再订盟约。辽放弃对关南十县的要求，北宋则“别纳金帛之仪，用代赋税之物，每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辽朝同时迫使北宋将所输银绢名目改为屈辱性质的“纳”“贡”。辽宋双方关系再次恢复正常。

宋神宗继位后，起用王安石实行新法，派遣王韶经营熙州（今甘肃省临洮县）、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地区，成功地招抚和征服了这一带的吐蕃部落，增强了宋朝在黄河上游地区的实力，对西夏的西部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宋夏双方再定誓约，关系也趋于缓和。辽朝长期以来推行利用西夏牵制北宋的政策，此时辽朝已经渐趋衰落，看到北宋积极开边西北，担心北宋对自己存有军事意图，为了试探北宋的军事动向，同时分散北宋经略河西的精力，辽朝以北宋边民侵耕辽属土地为借口，挑起了河东地界的纷争。

辽道宗咸雍十年（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辽朝派遣林牙萧禧使宋，指责宋朝在“雄州拓展关城”，在应、朔、蔚州辽境一边“营修戍垒”“存止居民”，要求双方派员“同共检照”。宋神宗许以雄州“创盖楼子箭窗等，并令拆去”。神宗又先后两次遣使至河东边界与辽方共同勘验地界，都没能解决问题。宋神宗担心与辽朝交恶会影响对西夏的战略部署，便满足了辽的要求。除重熙年间新定地界外，又承认了辽在应州、武州南界侵占的宋边地。宋神宗熙宁八年（辽道宗大康元年，1075），宋廷派遣知制诰沈括使辽回谢，次年双方再遣使者，按新定地界重新分划，北宋又向辽朝出让了大片领土。

辽此次与宋交涉，其目的不在得地，而在窥探北宋的军事动向，确认北宋是否仍坚持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的协议，这与辽朝自身实力的衰落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