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二）

李纲复职后，重新布置东京防务，下令能杀敌者给予重赏，于是京城军民抗金热情重新高涨。东路金军统帅斡离不考虑到汴京军民士气高昂，而北宋“勤王”军数倍于己，久待城外于己不利，又因宋廷已答应割地赔款，且持有人质肃王赵枢、太宰张邦昌，不等赔款金帛全部送到，就匆匆退兵北回。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宋钦宗、李邦彦等人拒绝采纳李纲和种师道提出的建议，即乘金军北渡黄河之际邀击金军，从而失去了一次痛击金军的良机。尽管如此，宋朝军民还是取得了第一次开封保卫战的胜利。

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八月，金太宗再次下诏伐宋，斡离不率领东路军从保定南下，粘罕（完颜宗翰）率领西路军从大同出发，以雷霆万钧之势倾巢南犯，兵锋直指开封。第二次南侵的部署与第一次基本一致，但鉴于上次东西两路未能遥相呼应会师于开封的情况，这次南侵更注重两军的协调作战，以实现两路夹攻、夺取开封的目标。因此，其战略重点在于首先攻取河东重镇太原，扫清西路军南下的障碍。太原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九月三日，太原终因粮绝而失陷。

太原之战的结局，对宋金双方都意义重大。金人第一次进攻开封时，因受阻于太原城下，东西两路军队会师开封的计划落空，英勇的太原军民将西路金军主力死死拖住，使其滞留在太原，动弹不得，这为整个宋朝的抗金战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得益于此，以陕西军为主的宋朝各路勤王部队迅速云集开封，宋朝取得了第一次开封保卫战的胜利。如今太原一破，金人扫除了西路军长驱南下的最后一个障碍，都城开封直接暴露在金兵铁骑之下，并且金军控扼潼关，阻挡着宋朝陕西精锐部队入援京师，与东路军再会开封城下已十分容易。此外，太原之战中，宋军几次大举增援太原都被击溃，损失约二十余万，大大消耗了宋军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太原失守，宋亡遂成定局。

太原失守后，朝野震惊。然而，宋廷诸臣至此仍然坚持和议，接连派人前往金营讲和。老将种师道料到京城难以支撑，一面檄召各地率兵勤王，一面请求宋钦宗暂避长安。当时开封城显然已经不可能组织有效的防御，退出开封，进行长期抗战，仍不失为上策。然而，几位辅臣反而攻击种师道怯懦，宋钦宗遂将他召还，令范讷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种师道见沿途毫无准备，内心忧愤不已，回到京城不久，便染重病身亡。开封第一次被围时，全仗李纲、种师道二人主持，此时，种师道已死，李纲又被贬出朝廷，形势比第一次更为严峻。

十一月，宋钦宗让宋徽宗劝说九弟康王赵构割地太原、中山与河间，出使金国，同时又派耿南仲和聂昌出使，割让河北与河东。康王赵构与金军反方向行至相州，与知州汪伯彦歌舞升平，同终日巡城的宋太宗六世孙通判赵不试形成鲜明对比。后来康王至磁州（今河北省磁县）宗泽守地，宗泽劝其利用身份召集周围五州兵力出师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围魏救赵，分散金军进攻开封的注意力。康王不愿出兵，只求自身安全，回到相州整日花天酒地。奉命割让河北的耿南仲被卫州（今河南省卫辉市）人驱逐，也来到相州，与耿延禧父子团聚，而另一奉命割让河东的聂昌却被当地人杀死。至此割地计划无一成功。

金兵自北宋靖康元年（1126）冬闰十一月二日围困开封，昼夜攻打，宋金双方互有胜负。先前，宋朝南道总管张叔夜、陕西制置使钱盖接到种师道生前发出的勤王檄文后，各自率兵前往开封。然而主持议和的耿南仲、唐恪等人认为，既允诺割让三镇，再派兵护卫京师，难免给金人以口实，况且京城粮草匮乏，十几万大军的给养也不好解决，于是命令各地勤王兵不得妄动，原地待命。结果，当金军第二次围困开封时，城外连个勤王军的影子都没有，而开封城内仅有卫士及弓箭手七万人左右。这时，同知枢密院事孙傅保举了一个市井游民郭京，说他能施六甲法，可以退敌。宋钦宗对此深信不疑，或许是出于无可奈何，遂命郭京为成忠郎，赐金帛数万，令他自行招募士兵。郭京不管武艺如何、年龄大小，只要符合生辰八字，即可充选，结果招募的全是市井无赖之徒。他还夸下海口，非朝廷危急，他不出兵。宋钦宗也感到郭京难以依靠，接连遣使携带蜡书到相州，任命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要他火速入援京师，同时再次下诏各地勤王，但这一切为时已晚，派去的使者多被城外的金兵截获，于是，开封成了一座孤城，几乎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二十五日，郭京打开宣化门，令六甲神兵出城攻击金兵。还未开战，六甲神兵已被吓得四处逃窜，多半坠死于护龙河。郭京欺骗张叔夜说，金兵如此猖獗，待我出城作法，一定退敌。他出城后一溜烟向南逃跑了。金兵乘势攻入宣化门，占领城垣。统制姚友仲死于乱兵；宦官黄经国赴火自尽；统制官何庆言、陈克礼，中书舍人高振与金人激战，连同其家人皆被杀；四壁守御使刘延庆夺门突围，被金兵追骑所杀；张叔夜身披数创，仍率子力战，但无可挽回，开封外城就这样被攻破。

在攻下开封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未立即攻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宣称只要所索取的财物得到满足就可以退兵。金人索要犒军绢一千万匹，金一百万锭，银一千万锭（金银每锭各五十两）。对金人抱有幻想的宋钦宗，答应金人条件，先后两次亲自到金营求和，同时下令在开封府内大肆搜刮民间财物以满足金军要求，不足的部分甚至以妇女冲抵。金军拿到宋钦宗的降表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进入开封内城，北宋就此灭亡。

金人在撤离开封时掳走宋徽、钦二帝以及后妃、宗室、大臣，朝廷上下为之一空，此外还有大量工匠、妇女，被驱掳的百姓男女不下十万人。宋徽宗父子一路颠沛流离，受尽屈辱，最后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

北宋亡国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朝政腐败，军备松弛，无法抵挡金人进攻。其次是朝中大臣忙于内斗，皇帝又在战、和之间不断摇摆，造成了许多决策失误。长远来说，北宋制度重在防范内患，对外患认识不足，最终酿成了苦果。

结语

元代康里巎巎评价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可谓入木三分。平心而论，宋徽宗并非晋惠帝那样的无能之辈，也不是如孙皓之流的暴虐之主，甚至可以说，他的才智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步。面对继位初年错综复杂的形势，在政坛摸爬滚打多年的一众大臣环伺身边，作为一个年仅十九岁、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少年，宋徽宗没有表现出任何慌乱无措，反而举重若轻，波澜不惊地度过一次次政治风浪，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

宋徽宗的问题在于，他并不想承担帝王的责任，不愿把才智用于劳心费神的治国理政上，而是沉醉于湖光山色、金石书画的世界。蔡攸曾对宋徽宗说：“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徒自劳苦！”徽宗深以为然。在宋徽宗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角色的错位，他分明是一个放浪逸豫、风流蕴藉的魏晋名士，却不幸成为一个君临天下、生逢国难的帝王。北宋末年，积弱积弊的王朝就像一个久染沉疴的病人，指望着徽宗来妙手回春，扶大厦于将倾，显然不切实际。

历来人们检讨北宋灭亡的原因，都将其归因于徽宗君臣确定的联金灭辽政策，这值得仔细思考。联金灭辽之策的提出，并不是一个轻率鲁莽的决定，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的。就动机而言，宋朝与金订立海上之盟，目的就在于收复燕云地区。燕云地区的战略意义已无须赘述，靖康之难已经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展现出该地区对中原王朝的重要性。燕云一日不收复，宋朝便无一日之安宁，所以宋自太祖建国起，便孜孜不息以收复燕云为念，即便宴安如徽宗，看到机会也不惜一战。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朝做出联金灭辽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

以当时的战争形势而言，联金灭辽并不为失策。摆在宋朝面前的选择，无非是“联金灭辽”“援辽抗金”“保持中立”三种。假如在金、辽交战初期，宋、辽能够联合起来，在军事和外交两方面给金朝施加压力，辽、宋的覆亡或许可以避免。但彼时辽朝统治者盲目自大，并没有把女真放在眼中，不可能寻求宋朝相助；宋军在技术上也不可能跨越辽境与金交战。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辽朝败局已定，宋朝与之联合也不可能再改变局势，只能开罪金朝。因此，援辽抗金其实只是一种纸面上的选择，实际中没有可操作性。而且即便宋朝保持中立，辽朝也一定会亡于金朝之手，这是可以断言的，届时宋朝将一无所获。所以，综合衡量各种选项，宋朝其实没有其他选择。

“靖康之难”的发生，并不能简单归因于联金灭辽的政策，而另有其他原因。首先，徽宗君臣对周边形势的发展缺乏前瞻性的预判。辽朝的灭亡已经注定，但宋朝中央对辽朝灭亡以后的形势将如何演变却没有任何思考。高丽国王早就提醒徽宗女真的虎狼之性，宋人却并未在思想上和军事上有所准备，反而宴然自安，笃信金朝必定信守盟约，己方可以不劳而获地收回燕京旧地。金军南侵是有计划的行动，宋方则戒备松弛，没有针对性的御敌准备，这是“靖康之难”发生的重要原因。

其次，“靖康之难”的发生，根本上在于宋朝军事实力的孱弱。宋军连苟延残喘的辽军残部都不能战胜，反而遭受惨败，更遑论锐不可当的女真了。这种军事上的弱势不能完全归咎于徽宗，宋自建国以来的“祖宗家法”难辞其咎。“以文治武”，于是统兵大员必以文官担任，士人竟趋科举而军士为人所贱。有才能的将领受到猜防，一代名将狄青乃至贬抑而死，得到任用者只能是一些才干平庸之辈，即便是志在大有为的神宗皇帝，也不免用李宪、王中正等宦官为将。宋朝由“以文治武”衍生出“重文轻武”乃至“兴文废武”的国策，这些政策导致武将声势日趋衰弱，给国家带来了巨大伤害。

“强干弱枝”的国策更是宋代诸多弊病的根源。太祖收天下精兵于京师，勤加训练，养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禁军。但太宗两次北伐失败，中央禁军损失大部，后来增补的军队素质不能与此前相比；又自澶渊之盟后国家承平日久，训练废弛，将不识兵，兵不识战，战斗力已极为低下。中央禁军的衰落，直接造成宋代军威的不振。而地方在经过宋初收缴权、财、兵以后，更是日渐困弱，守备废弛，无力自保。这些制度性的因素致使宋朝军事实力大损，积弊日久，又恰逢徽宗这个无意于治国理政的皇帝，积弱之势遂不可救治。而徽宗在强敌压境之下的一系列举措，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撤离京城，徽宗将皇位禅让给钦宗。但钦宗毫无治国理政经验，识见不明，犹豫而寡断，在危急存亡之秋，避敌、战守迟疑不决。徽宗逃到东南地区后，隐然另立一中央，父子间产生尖锐冲突。钦宗不得不时时防备肘腋之变，自然也不愿听从徽宗出幸避敌的意见，最终被困于强敌围困的孤城中，父子双双沦为阶下之囚，北宋国祚也至此告终。

靖康之难的惨烈给宋朝君臣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南宋一百五十余年间，人们始终对此耿耿于怀，报君父北虏之仇、雪百年含垢之耻的呼声不绝于耳。在宋人眼中，“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仇”。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是否主张北伐已经成为评判忠奸的政治标准。理宗时期，乔行简权衡局势，提出：“蒙古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我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也就是说，金朝虽与南宋有深仇大恨，但现在已成为屏蔽蒙古的藩篱。然而受仇金情绪的影响，很多人无法理性地思考这一策略的可行性，太学生竟群体上书请诛乔行简以谢天下。经历了孝宗隆兴、宁宗开禧两次北伐失败以后，终于在理宗端平年间，在宋、蒙夹击之下，与赵宋王朝对峙了一百余年的金朝灭亡了。金哀宗遗骨、法物等被送到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理宗在徽、钦二帝画像前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南宋举国上下沉浸在报仇雪耻的喜悦中，可他们却全然忽略了“与大敌为邻，抱虎枕蛟”的严峻形势，很快就不得不应付另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