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歧途的“绍述”政治（二）

重在敛财的经济改革

徽宗时期的变法是北宋历史上规模仅次于王安石变法的改革运动，其内容包括官制、学校、科举、礼法等诸多方面。蔡京是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上台的，其中经济改革自然成为他改革活动的中心。自宋朝开国以来，每当财政出现困难的时候，朝廷在财赋的分配上，一般都会采取重中央轻地方的手段，以支持中央财政，这是典型的削弱地方而充实中央的传统国策。食盐属于国家专卖产品，其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朝政府历来对食盐收入特别重视，尤其是在蔡京当政后，他为了搜刮全国的财富，以夸耀富强，从而保住受宠的地位，便更改盐法，以便最快捷、最有效地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使得宋朝强干弱枝的倾向更加明显。此前，陕西因连年用兵，粮草供应紧张，官府便实行折中法，商人可将军需物资运至边地，按货物价值换成盐钞（一种领取、运销食盐的凭证），或者直接到京城榷货务（专门负责国家专卖产品的机构）交纳现钱购买盐钞，然后到解州（位于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盐池，凭借盐钞运盐到内地指定区域销售。由于贩卖食盐有利可图，因此从事运粮贩盐的商人趋之若鹜，宋朝边备也无匮乏之忧，还大大节省了朝廷向西部输送财赋的耗费。但蔡京当政时，解州盐池已被雨水冲坏，不能产盐，这一方面确实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另一方面以解州盐池为基础的盐钞法发生了根本动摇，商人凭借原来的盐钞也买不到盐。同时，东南一带的海盐还是以官府自行运输到各地销售的直接专卖制度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改革盐钞制度迅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崇宁二年（1103），蔡京在京城榷货务设立买钞所，印制新盐钞，收换旧盐钞，全面推行盐钞法。新的盐法规定，凡是从事贩盐者，要先到买钞所交钱购买新盐钞，再到产盐州、县获取食盐，而旧盐钞一概作废。此后，蔡京不断发行新盐钞，迫使商人必须购买新钞才能使旧的盐钞有效，旧钞必须加钱才能另外兑换新钞；而新钞随即又宣布作废，须再度加钱，才能与更新的盐钞搭配使用，人为地促使旧钞不断贬值，从而牟取暴利。其实质就是利用不断变更盐钞的手段，把财政困难转嫁于商人，再将商人的盐利转移给朝廷。这样，朝廷的收入自然迅速增加，仅崇宁三年（1104）一年的盐钱收入就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盐钱税收。蔡京在徽宗朝始终执掌政权，与他善于措置财计有直接关系，而盐法改革无疑是他重要的经济政策。但屡次变革钞法，直接给盐商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越来越多的商人赔本破产。后来，商人输钱三次，才能得到一次贩盐机会，有的商人因无钱更换新盐钞，已经输纳的钱便被没收。数十万盐券一旦废弃，富商巨贾朝夕之间沦为乞丐，投水自尽者甚多。随之，钞法自身的信誉渐趋扫地，这不仅造成了经济秩序混乱，还导致边储失备，严重影响了边防的稳定。

在进行盐钞法改革的同时，蔡京还对币制、赋税、茶法等实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蔡京是在为国理财，结果却事与愿违，这些改革反而成为官员盘剥百姓的幌子，不断引起社会的不安，宋朝的经济体系也因此遭到严重破坏，北宋王朝埋下了覆灭的祸根。

以“丰亨豫大”为名的放纵享乐

蔡京工于心计，深谙为官之道，他一切投宋徽宗所好，以得到宋徽宗的宠幸。为此，蔡京在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后，引经据典，编造说《易经》上有“丰亨豫大”之说，意思是在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作为帝王要敢于大肆挥霍钱财，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这其实是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年轻的徽宗皇帝起初尚不习惯，但蔡京等人经常向皇帝灌输“陛下当享天下之奉”“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何必自寻烦恼”的思想。不久，宋徽宗胆子就大了起来，居然全盘接受了这套消极的享乐思想，慢慢过上极度荒淫的生活，荒废了朝政，其中蔡京等人的劝诱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北宋朝廷大兴土木，铸造九鼎，修建明堂，制作礼乐，以夸耀、粉饰太平，徽宗统治集团的奢侈、腐败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政和七年（1117），朝廷开始在京城汴京东北、景龙江之南修建规模宏大的万岁山。据说，宋徽宗继位之初，皇子不多，道士刘混康建言，京城东北角正处在八卦的艮位之上，如果能将其地势垫高，便会有多男之祥；如若修建成假山园林，国家必将繁荣昌盛。这本是道士信口开河，宋徽宗却深信不疑。自从将此地增高为土岗之后，宋徽宗果然连连得子，兴奋之余，宋徽宗下令崇奉道教，大建宫观。同时，征发大量士兵、工匠，继续修建万岁山，这项浩大的工程直至北宋灭亡前的十年间一直在进行，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万岁山建成之后，更名为“艮岳”。方圆十余里，最高峰达八九十步，其中有芙蓉城、灵璧城、慈溪、景龙江等胜地。设计更为精巧的亭台楼阁，不可胜数，山高林深，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富丽堂皇，奢华至极！正是这些大型土木工程的兴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著名的“花石纲”正是为了满足这些工程对奇花异石的需求而设。徽宗专门在苏州设置应奉局，源源不断地把江南的奇花异石运到东京。从朝廷到地方，船只不断被征调，以保证及时满足宫廷的需要，连运粮船也不例外。沿途百姓被迫服各种苦役，无疑是额外增加了一项负担。各级地方官也乘机敲诈勒索，致使许多稍有奇花异石的民户倾家荡产，东南地区民怨沸腾。到宣和二年（1120）十月，终于引发了方腊起义。

宋徽宗在重用蔡京等人的同时，又极力推崇道教。徽宗崇奉道教，始于哲宗元符末年。崇宁四年（1105）五月，宋徽宗赐道士张继先号“虚靖先生”，开始优待道士。原来僧道地位相等，不分伯仲，但宋徽宗为了推崇道教，便下了一道谕批：道士、女冠（女道士）序位在僧尼之前。这显然是利用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人为地把道教抬到了佛教之上。接着，宋徽宗颁布了一系列鼓励道教发展的诏令。先是创置道流官阶，有先生、处士等名，品级和朝廷命官中大夫至将仕郎相当，共有二十六级。同时要求各地挑选道士数人，送往京师集中学习道教礼仪，学成之后，再返回原地加以推广。随后，又下令免除道士迎接地方长官的仪式，地方长官不得向道观征税，不得骚扰道教信徒，还要为道士出行提供车、船方便。更荒唐的是，如果有人触犯法律，只要逃离世俗，皈依道门，官府将不再追究。既然加入道教有这么多好处，许多军人、工匠、贫民，还有乞丐，自然纷纷皈依道教，甚至佛教弟子也愿意加入道教。

与此同时，道教经典也受到了特别重视。宋徽宗不仅将《道德经》分章节刻在石头上，竖立于京城神霄玉清万寿宫，还令各州学校设置道学博士，由州官兼任，全国在校学生也要学习道家经书。尤其到了政和、宣和年间，宋徽宗更是近乎疯狂地扶植和推广道教，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崇奉道教的热潮。宋徽宗为表示自己是虔诚的道教徒，将道家的修行、礼仪和生活方式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道教地位的迅速提高，道士格外受到徽宗垂青，道士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在徽宗朝，权势煊赫的道士很多，最为跋扈的是林灵素。林灵素是温州人，出身寒微，少年时曾入寺庙做和尚，因不能忍受师父的鞭笞和辱骂，转而加入道教。政和初年，林灵素来到京城开封，居住在东太乙宫。此时，道士王仔息已经失宠，左街道录徐知常遂向宋徽宗推荐林灵素。林灵素的出现，把宋徽宗时的道教热推向了高潮。宋徽宗召见林灵素，感到似曾相识，便问他：“你过去做过官吗？曾经见过我吗？”林灵素向来胆子极大，他回答说：“我往年在玉帝那里当差，曾经侍奉过陛下。”宋徽宗又说：“我隐隐约约还记得那段往事。我记得你曾骑一头青牛，现在青牛在哪儿？”林灵素回答说：“它暂时寄居在外国，不久就会来此。”宋徽宗大为惊喜。林灵素还自称懂得仙术，吹嘘“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意思是他无所不知，并大言不惭地对宋徽宗说：“天有九霄，神霄最高，神霄玉清王是上帝的长子，主持南方，号称长生大帝君，就是陛下。”又说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吏，童贯等人也都名列仙籍。正被宋徽宗宠爱的刘贵妃是九华玉真安妃。而他自己则是神霄玉清王府的仙卿，名叫褚慧，如今下凡到人间辅佐帝王进行统治。这一席无稽之谈竟然让宋徽宗非常高兴，他立即封林灵素为元妙先生，并赐金牌，随时可以出入皇宫，还为林灵素修建通真宫，赏赐优厚。自此，林灵素的地位迅速上升，他每次出门都是前呼后拥，颇为壮观。由于权势煊赫，林灵素被京城人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他可以和宰相分庭抗礼，可见其权势之大。许多人为谋得一份美差，争先恐后投奔林灵素门下，他在京城的弟子就有二万多人。

在林灵素等人的一再怂恿下，宋徽宗为表示对道教的虔诚，降下御笔：我经常朝见上帝，亲自接受上帝的命令，促使风俗转好。我其实是上帝长子，为太霄帝君，看到中华大地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深感怜悯，于是恳求上帝，愿意做人间帝王，使天下归于正道。上帝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你们（指林灵素、蔡攸等人）可上表章，尊我为教主道君皇帝，只在道教奏疏中使用，不得涉及政事。在皇帝的授意下，道录院册封宋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至此，宋徽宗集皇帝、道教教主、上帝长子于一身，将君权与神权完整地融合在了一起。直到宣和末年金人南侵，宋徽宗才停止了对道教的狂热推崇。此时，朝政已经荒废，北宋命运岌岌可危。

蔡京在徽宗朝，四次出任宰相，前后执政二十年，成为宋朝名副其实的第一位权相。之后继任宰相的是王黼。王黼依附大宦官梁师成，并拜他为父，称其为“恩府先生”。在梁师成的鼎力举荐下，王黼很快拜相。他升为宰相后，借宋徽宗的名义大肆搜刮天下财物，而献给徽宗的不过十分之一，其余尽归自己所有。他还公开卖官鬻爵，并标有定价，当时民间有歌谣“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意思是当时的官职是明码标价的，只要出钱就可以买得到。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北宋晚期的士大夫并非以天下为己任，而是谋求升官发财。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使用任何卑劣手段。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堕落，士风大不如从前，而这无疑也是促成北宋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