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歧途的“绍述”政治（一）

“朕岂不能主张神宗”：蔡京的复起

向太后死后，宋徽宗失去了约束，徽宗本人早有绍述神宗变法之意，他曾与曾布谈及，茶马法、免役法、常平法等新法措施都不应该更改，司马光“诋毁神宗，变乱法度”，罪莫大焉。尚书右丞范纯礼当时就意识到：“上有所涵蓄，恐彻帘后，必更有所为。”徽宗继位第二年，他改年号“建中靖国”为“崇宁”，显然是尊崇熙宁的意思。由此，新一轮党争又开始了。一系列权力斗争之后，蔡京脱颖而出，在徽宗皇帝身边第一大红人、宦官童贯的帮扶下，蔡京终于进入权力中枢，成为宋代有名的权相，影响了徽宗一朝的政局走向。

向太后去世不久，宋徽宗在杭州设立明金局，由宦官童贯主持，专门搜罗珍品玩物。蔡京是宋朝历史上的书法名家，据说他深得书圣王羲之的笔意，能写一手好字，自成一家。童贯的到来对正苦于官场失意的蔡京来说无异于天赐良机，不容错过。于是蔡京刻意交结童贯，与他昼夜相处，还通过童贯将自己所写的条屏、扇带等书画作品送给宋徽宗，以此表明对皇帝的忠心，蔡京还帮助童贯出谋划策，把杭州民间收藏的几件珍品字画弄到了手。童贯回京复命时，除了向宋徽宗奉上蔡京的书画作品外，还称赞蔡京是国家栋梁之材。宋徽宗作端王时，就很喜欢蔡京的画，曾出高价买过一幅，此时见到大量蔡京佳作，他惊喜异常。蔡京与宋徽宗性情相近，宋徽宗便有意重用蔡京。此外，蔡京又通过赠送字画的方式结交宫人、内侍及皇帝近臣，由此他们也众口一词地称誉蔡京，蔡京很快东山再起，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知州，随即又升迁为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知府。

蔡京是一个政治投机者，向太后垂帘时，他作为章惇、蔡卞集团的核心成员，处心积虑地投到向太后门下，倚恃向太后的庇护来抵挡政治浪潮的冲击。然而他虽身处向太后阵营，却并未放弃向徽宗示好，他通过交结徽宗身边的亲信内侍冯说等人，窥伺着徽宗的动静，徽宗绍述神宗变法的心意很快引起他的注意。元符三年（1100）五月，就在朝中对蔡京的弹劾日趋激烈时，蔡京却暗度陈仓，瞒过韩忠彦、曾布等人的耳目，数次借面对机会向徽宗陈说继述神宗变法之意，获得徽宗信任。徽宗对他说：“朕尽解此，独母后之意未听，卿姑待焉。”蔡京此举无异于一次政治赌博，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政治嗅觉是非常敏锐的，这次冒险得来的成功，为他复起打下了基础。此前，徽宗虽执意将他外放，但并非针对蔡京本人，而是为了迫使向太后放权。

徽宗和蔡京共同主导了北宋晚期的政局，共同的政治倾向是徽宗倚重蔡京的重要原因。蔡京把自己打造成王安石新法思想的正统继承人，徽宗想要绍述神宗之政，便必须由蔡京来主持。邓绾之子、起居郎邓洵武预料到蔡京不久会东山再起，重新执掌朝政，便刻意巴结蔡京。一次宋徽宗召邓洵武，邓洵武乘机向徽宗进言：“陛下乃神宗之子，宰相韩忠彦是韩琦之子，当年神宗皇帝变法利民，韩琦坚决反对，如今韩忠彦依然反对新法，这是子承父志，陛下作为天子，难道不能继承父志吗？”显而易见，这是鼓动徽宗疏远宰相韩忠彦，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徽宗不禁为之动容。邓洵武接着又劝说徽宗道：“陛下如果诚心继承先帝的事业，非重用蔡京不可。”善于察言观色的邓洵武在退朝后又画了一幅《爱莫助之图》献给徽宗。这幅图仿照《史记》年表的体例，分左右两栏，左边列元丰旧臣，只有以蔡京为首的五六人而已，右边列元祐旧臣，举朝宰执公卿尽在此列，差不多有一百余人。宋徽宗见元祐党人明显要比元丰党人多，便怀疑元祐诸臣相互援引，朋比为奸，于是决定起用蔡京为相。岳珂说：“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

蔡京的机会来自韩忠彦与曾布的纷争。建中靖国元年（1101），向太后去世，作为旧党代表的韩忠彦很快失势，与变法派骨干右相曾布产生冲突。曾布为扩充自己的势力而极力拉拢蔡京，在他的举荐下，蔡京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又回到中央。崇宁元年（1102）五月，曾布指使谏官弹劾左相韩忠彦变更神宗法度，韩忠彦出知大名府，蔡京递补升任尚书左丞，位列执政。不久，蔡京揭露曾布任用亲家陈祐甫为户部侍郎，质疑“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曾布遂被罢相，蔡京取代曾布为右仆射，晋身宰相。“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蔡京成为韩、曾之争中的受益者。随后，蔡京入宫拜谢宋徽宗。徽宗面谕蔡京说：“神宗皇帝创立法制，先帝继承父志，其间遭遇两次变故，国是未定，我想继承父兄遗志，你如何帮我？”蔡京已猜透徽宗的意图，他立即起身顿首说：“一定竭心尽力。”显然，宋徽宗对与自己趣味相投的蔡京十分信任，他们是艺术上的知音，也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爱好，他们成了至交，这也是维系以后君臣良好关系的纽带。从此，蔡京长期把持朝政近二十年，徽宗对他虽有不满，但信任之深却无人能比，北宋末期的政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的印记。

朋党政治再起：《元祐党籍碑》

有了徽宗皇帝的强有力支持，蔡京开始推行所谓的改革。君臣二人打着绍述神宗改革事业的旗号，禁用元祐法令，恢复绍圣年间的免役法，仿照熙宁条例司故事，于尚书省设置讲议司作为实施“新法”的领导机构。在蔡京的倡议下，还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位在孔门七十二贤之上，后来王安石之子王雱也配享孔庙，并在政和三年（1113）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

蔡京深知要推行新法，必须摆脱反对派老臣的干扰，使权力归于皇帝，然后才可为所欲为。因此，打击与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排斥异己，成为蔡京当政后的主要活动之一。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宋徽宗便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法的诏书，一反往日谦逊与温和之态，措辞严厉而强硬。正是蔡京和宋徽宗合谋炮制的这道诏书，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打击迫害反变法派人士的“元祐党案”。

宋徽宗继位之初，向太后倾向于反变法派，她以四月初一将出现日食为由，下诏让朝廷内外官员直言朝政得失，以消弭天灾。当时正值向太后当政，应诏上书的人非常多，实际上，这是变法派和反变法派对宋神宗、王安石的改革事业及高太后、司马光废除新法的一次大规模辩论。反变法派人士纷纷上书指斥朝政，虽也有改革派人士肯定朝政，但人数不多。结果，肯定高太后、司马光者取得了相对胜利，变法派官员蔡卞被贬谪，蔡京也被降职，闲居杭州。蔡京对此耿耿于怀，他在升任右相两个月后，即崇宁元年（1102）九月，就将元祐及元符三年（1100）当政的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秦观、曾肇等文武官员及一些宦官，共计一百二十人编为一籍，称为“奸党”，其中还包括新党陆佃（王安石的学生）等，又请宋徽宗御书刻石，竖立于端礼门外，号称“党人碑”。其后又对元符三年（1100）曾上过书的人分等定级，将拥护“新法”的钟世美等四十一人列为正等（分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级）；而将反对“新法”的范柔中等五百余人列为邪等（分为邪上、邪中、邪下三级）。凡是列入“正等”者，升官晋爵；列入“邪等”者，皆遭禁锢。这是继东汉之后，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

崇宁二年（1103）四月，宋徽宗下诏销毁司马光等人在景灵西宫的画像，蔡京又进一步怂恿徽宗，下诏焚毁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以及马涓等人的文集等，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最初也在焚毁之列，但因其序文为宋神宗所作，最后才得以保留下来。

元祐党人既遭迫害，其亲属子弟也随之受到牵连。崇宁年间，宋徽宗多次下诏，凡是奸党子弟，不论有无官职，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也不准擅自来到京城；宗室子弟不得与奸党子弟联姻，双方已订婚但尚未成礼的，必须解除婚约；等等。以上情况，知情不报者处斩。此外，党人子弟在科举考试中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崇宁二年（1103），李阶参加礼部考试，他本已中举，但因是奸党李深之子，又是奸党陈瓘的外甥，被宋徽宗夺去进士出身而转赐他人。同时，这榜考中的黄定等十八人也被列为上书邪等。宋徽宗临轩申斥他们：“你们可以诋毁我，但神宗、哲宗哪里对不住你们！”在蔡京的建议下，徽宗将他们一并罢黜。这样，凡属于奸党子弟亲属的，彻底被禁锢。

崇宁三年（1104）六月，宋廷重定元祐、元符及上书反对“新法”者，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章惇本是主持变法的新党领袖，可徽宗为了报复他阻止自己继位，授意将他也列入“元祐党籍”。蔡京更是借圈定党籍之机一逞私意，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合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素来主张变法的曾布、张商英都因与蔡京不合而被列入“元祐党籍”，初与蔡京相好的张庭坚，也因后来不听蔡京调遣，位列其中。宋徽宗亲自书写党人姓名，刻于文德殿东壁，再由蔡京抄写颁示州县，令各地皆刻于石碑之上，昭示天下。

“元祐党案”前前后后持续了七年之久，徽宗、蔡京对所谓“元祐党人”的倾轧，实际上已经与变法关系不大，更多是出于徽宗特别是蔡京排斥异己的需要。徽宗、蔡京集团正是通过这场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用暴力方式暂时结束了由延绵不息的党争造成的混乱局面，建立了统治集团的权威，同时，这也为宋徽宗君臣实行黑暗、腐朽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各地“奸党碑”逐渐被销毁。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国内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碑，位于广西桂林市东七星山瑶光峰下的龙隐岩，这是南宋庆元四年（1198）元祐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依据家藏旧本重刻的。这块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石碑，距地面一丈有余，虽久经风雨，但字迹清晰，上有蔡京手书“元祐党籍”四字，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