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天才

“靖康之难”的发生，根本上在于宋朝军事实力的孱弱。宋军连苟延残喘的辽军残部都不能战胜，反而遭受惨败，更遑论锐不可当的女真了。这种军事上的弱势不能完全归咎于徽宗，宋自建国以来的“祖宗家法”难辞其咎。“以文治武”，于是统兵大员必以文官担任，士人竟趋科举而军士为人所贱。

徽宗皇帝作为亡国之君，常被拿来和南唐后主李煜比较，两人都是无可争议的艺术天才。宋徽宗工于书、画，更在书法上独创“瘦金体”，但这些才能都与治理国家关系不大。如果事情仅此而已，北宋也未必会走上灭亡之路，问题在于宋徽宗用他艺术家的性格来处理政事。他好大喜功，却又厌倦繁杂的行政事务。他爱好艺术，竟用举国之力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宋神宗以来的党争愈演愈烈，不同于当初王安石与司马光这样的新、旧党领袖只是政见不同，党争已经演变为大臣争权夺利的工具。以蔡京为代表的权臣抛弃了原本的政治理念，不择手段打击政敌，结党营私，使得朝政滑向腐败的深渊。这样虚弱的帝国根本无法抵挡北方新兴的女真人的冲击，再加上自恃聪明的徽宗君臣一连串的决策失误，终于酿成了“靖康之变”的悲剧。

“轻佻”端王君临天下

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宋哲宗驾崩。宋哲宗没留下子嗣，显然继承者只能从他的兄弟中选择。宋神宗共有十四子，当时在世的包括端王赵佶（宋神宗第十一子）在内有五人。宋哲宗去世的当天，宋神宗的正宫皇后向太后召集群臣商议后事。宰相章惇主张，按照礼法，应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无嫡立长，则应当立申王赵佖为帝。向太后看中的则是赵佶。赵佶并非向太后所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向太后坚持立赵佶为帝，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这可能与赵佶杰出的书画才能和他在向太后心中留下的良好印象有关。赵佶在向太后眼中，是既聪明又孝顺的孩子，他每天都到向太后住处请安，因此向太后特别偏爱赵佶。在她看来，上述人选都是神宗的庶子，不能区别对待，更何况申王眼有疾病，不便为君。章惇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是将攻击的矛头直接转向了赵佶的人品，而向太后却不以为然，仍然固执己见。双方为此僵持不下，互不相让。关键时刻，知枢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章惇势单力薄，只好不再争辩。十九岁的赵佶就这样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徽宗皇帝。

章惇之所以对赵佶有轻佻的批评，恐怕与赵佶从小的爱好有关。赵佶生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花花公子习性。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亲神宗皇帝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赵佶，“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某些李煜的影子。宋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宋徽宗表现出了非凡的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佶变得越来越沉迷于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赵佶具有艺术家放荡的气质，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汴京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藩邸，长期据为己有。

宋徽宗继位之初，还是做了一番励精图治的样子，他屡次下求直言诏，广开言路，平反冤狱，贬窜奸佞，选贤任能，俨然一个中兴天子。假如他能够持之以恒，不受奸佞宵小左右，吸取历史上那些亡国之君的教训，北宋末年的政局将是另一种面貌。令人扼腕的是，这段清明政治并没有维持多久。

帝、后共政带来的“建中之政”

宋徽宗如愿继位，但面对的形势仍十分复杂，以赵似、朱太妃为首的政治集团窥伺左右。赵似不甘心失败，“有不顺之语”；朱太妃在宫中小动作不断，“禁中有放火者”；章惇、梁从政一内一外把持大权，“惇为首相，从政握亲兵，内怀反侧，但无可为尔”，“外则宰相，内则都知，皆在众人之上，又皆异意之人，朝夕亲近，岂得稳便”。

徽宗是由亲王身份入继大统，从执政班底到施政方针都准备不足，他对自己孤立的处境心知肚明，再三恳请向太后垂帘听政，目的是借助向太后之力来安抚各方。曾布对徽宗的心理看得最透彻：“皇帝践祚，内外皆有异意之人，上识虑高远，以此坚请太后同听政。不然，谁冀与为助者？”太后听政本是嗣君年幼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徽宗即位时已年满十九岁，完全没有这种必要，所以向太后一再拒绝：“皇帝年长聪明，不须更如此。”但徽宗再三坚请，向太后只得同意，并明确表示待哲宗下葬后就将撤帘还政。

向太后听政仅半年，当年七月便卷帘，但短暂的帝、后共政格局，仍然给徽宗初年的政治打下深刻的烙印。向太后对哲宗时期的朋党之争并无过激偏见，政治上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有甚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但是者则用，不是者则不用，更不必分别此时彼时。”不过她在感情上毕竟偏向旧党，对章惇、蔡卞多有指责。徽宗政治上倾向于新党，可是一方面他羽翼未丰，要遵从向太后旨意；另一方面与向太后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即打击阻止他继位的章惇及其同党。章惇、蔡卞等人都是新党中人，强调“谨守神宗法度”，徽宗要疏远他们，自然不便主张他们的政治纲领。正是向太后的正面牵引，与章惇等人的反面推动，使徽宗也进入“中间路线”的轨道。

宋徽宗与向太后各有所偏，但都主张“调一两党”，达到了一定的平衡，促成了“建中之政”的实现。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徽宗下诏“元祐、绍圣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宣布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这一年号寓意深长，“中”就是不偏不倚，寓含了调停两党、以平宿怨的愿望。在人事安排上，蔡卞、章惇解职后，韩忠彦、曾布分任首相、次相。韩忠彦身材伟岸，曾布身形短瘦，时人称为“龟鹤宰相”。二人并相是“建中之政”的象征：韩忠彦是旧党中人，但并不极端，与向太后关系密切；曾布虽是新党成员，可并不标准，与徽宗关系更亲近。韩、曾并相，既有利于保持新、旧两党的平衡，又是所谓“大公至正之道”的体现。

“建中之政”虽然主张“政无新旧，惟义理是守；人无彼此，惟贤材当用”，但人们的议论仍以赞誉元祐、非毁熙丰为主，贬黜者多是新党中人，升迁者多是旧党官员，因此“建中之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偏向旧党的。

举重若轻：向太后被迫撤帘

向太后在历史上以不贪恋权力著称，她在垂帘时极谦挹，仅过半年便主动撤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垂帘徒有其名。她与徽宗围绕当时的政事，特别是蔡京的去留而进行的争论，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对此后的政治路线变化有重要影响。

蔡京，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人，二十四岁时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时为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蔡京权力欲极强，早在青年时代就是个十足的官迷。蔡京并无固定的政治见解，其言行以向上爬为终极目的，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

蔡京最初依附王安石得以升迁，其弟蔡卞更是王安石的女婿，是典型的新党。宋神宗死后，高太后掌权，反变法派得势，蔡京遂见风使舵，转而投靠司马光以求保住官位。当时司马光要求在五日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其他官员纷纷表示，短时间内难以如期完成，而担任开封知府的蔡京立刻转变态度，于五日内恢复了差役法。司马光对蔡京大加赞赏，蔡京因此躲过了旧党的迫害。

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行绍述之政，变法派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宰相章惇想改革差役法，但仍犹豫不决，刚出任权户部尚书的蔡京却即刻表示，如今是恢复先皇神宗的旧制，又不是另外实行新法，根本无须商讨。于是，蔡京又成为最积极恢复免役法的人。前后相隔不足十年，蔡京的主张竟如此截然相反。尽管蔡京早年以摇摆不定著称，却并没有很快实现出将入相的理想。

元符三年（1100）三月，韩忠彦和曾布谋求将蔡京贬出京城，却意外地遭到向太后拒绝。曾布亲自至帘前极力劝说，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但向太后的态度却“毅然不可夺”，丝毫不顾及曾布的颜面。向太后表面上的理由是要留蔡京修完《神宗实录》，但更重要的是，蔡京与向太后弟弟向宗回、向宗良及宦官张琳、裴彦臣交通往来，是向太后保持与外朝联系、控制朝政的重要棋子。向太后不但不放蔡京离京，甚至想要安排蔡京升任宰执，在韩忠彦的劝说下，才打消这一想法。

曾布对此显然并不满意，他指使殿中侍御史龚夬和左正言陈瓘等人连续弹劾蔡京。向太后对朝堂上的纷争不能无动于衷，她不待哲宗祔庙，七月便提前宣告撤帘。徽宗原本设想太后撤帘后便退居宫闱，可向太后名义上归政，实际却预政如故，徽宗向曾布诉苦说：“（向太后）外间差除自不与，惟禁中及内臣事必须关白，凡章疏亦须呈单子来取看，稍不如意，煎迫极甚。”在徽宗策划下，朝堂再次掀起攻击蔡京的浪潮，目标却指向退居幕后的向太后。

陈瓘首先弹劾蔡京与向氏兄弟和宫中宦官内外勾结，指责向太后通过他们干预朝政。向太后大怒，“哭泣不食”，意图逼迫徽宗拔擢蔡京为执政。徽宗则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他表面上重责陈瓘，将他贬出京城，实际上却是通过此举刺激台谏官员，将他们的怒火引向太后。他在接见臣僚时，露骨地暗示蔡京不能外放和陈瓘被贬都是太后的主意，自己无能为力，御史中丞丰稷和殿中侍御史陈师锡遂分别向太后上奏，言辞激烈地要求太后戒饬向氏兄弟和身边亲信，贬逐蔡京。徽宗又直接授意曾布及其弟弟曾肇上书太后，要太后“退安房闼，不与外事”。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向太后不得不妥协，表示如果再有大臣上书反对，便不再插手政事。不久，陈瓘在离京前再次上奏，指责蔡京“但欲陛下授柄于外家而已，此蔡氏之利，非宗社之福也”，继续向太后施压。徽宗对陈瓘的上书大加赞赏，“瓘言事极不可得，暂贬亦不久”，派人送给陈瓘黄金百两。十月，蔡京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终于被贬出京城，同时也意味着向太后彻底失去了对朝政进行干预的能力。

这场围绕蔡京去留的争论，背后其实是徽宗与向太后之间的较量。徽宗借助外朝宰辅、台谏之力取得完胜，结束了帝、后共政的格局。“建中之政”的形成，本身就是帝、后两方面力量势均力敌的结果，随着向太后一方的失势，“建中之政”失去了平衡点，朝政很快向绍述神宗法度方向倾斜。徽宗此后既无反对者，又无制约者，得以独断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