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元祐而实效之”：新党的报复性倾轧

元祐年间，旧党臣僚倚仗太皇太后高氏的庇护，沉迷于狂热的政治斗争，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高氏只是代行皇权而已，宋哲宗才是政治权力真正的原动力，他终有一天要亲政。当司马光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时，就有人不无忧虑地提醒他，“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司马光居然幼稚地回答，“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此后旧党臣僚甚至忘记了为人臣子的本分，言语间对宋神宗颇为不敬，“以先帝之法，一切为非，指斥点尘，无所不至……乃斥先帝以苛名，而自沽讦直之誉。陵土未干，肆为丑诋”。这些言行显然违背了君臣之道，无论如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臣子是不能丑化甚至谩骂前朝皇帝的，这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是严重的大逆不道之举。哲宗年纪虽小，却对父亲感情颇深。朱熹曾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宋哲宗经常使用一张旧桌子，已经有些坏掉了，高太后命人换一张新的，却被宋哲宗拒绝。当高太后问起缘由时，宋哲宗回答说，这是爹爹（宋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听了“大恸”。对于父亲留下的一张桌子，哲宗尚且如此眷恋，而旧党臣僚将神宗所立之法尽数废除，甚至对神宗“肆为丑诋”，哲宗的愤恨是可想而知的。

宋哲宗对旧党的不满还来自他日益成熟的帝王心态。王夫之说，旧党“拥女主以行其志，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隅坐画诺，如秉笔之内竖，奉教而行”。这真切地反映了宋哲宗在元祐年间的尴尬处境，当时大臣奏事，只向高太后面禀，而将后背朝向哲宗，哲宗问话也无人理会。哲宗多年后提起这些事情，还愤愤不平地说：“朕只见臀背。”这些行为无疑大大伤害了哲宗的自尊心，由此，哲宗逐渐滋生出反叛心理，上殿时往往一言不发。高太后问哲宗：“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谓何，奈无一语耶？”宋哲宗只说：“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这种沉默的背后，是对高太后和旧党诸臣日益增长的不满甚至是痛恨。

随着哲宗逐渐长大成人，高太后和旧党臣僚发现，哲宗的所思所想与他们所期望的大相径庭，更加不肯放手将权力交还给哲宗。他们刻意避而不谈哲宗亲政之事，这进一步加深了哲宗的愤懑情绪。后来哲宗亲政后，马上罢免了宰相吕大防，原因就是吕大防身为宰相，却未尝提议高太后撤帘归政。

从哲宗对他们的态度中，旧党集团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的杀气，他们虽然希望维持既有的权力格局，但终究无法扭转急转直下的政治局面。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驾崩，旧党的政治支柱轰然倒塌。受宋神宗和王安石重用的邓润甫上书：“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元祐九年（1094）四月，宋哲宗宣布改元“绍圣”，“绍”意为继述、继承，“圣”是指宋神宗，意思就是继承父亲神宗的事业。宋哲宗亲政后，立即任命章惇为宰相，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新党官员相继被召回朝廷，新党在沉沦八年后重新崛起。

新党官员经历了元祐时期反变法派的残酷迫害后，政治性格严重扭曲，他们复出时，与亲政的哲宗一样，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章惇就是其中的代表。熙宁初年，章惇深得王安石赏识，被委以要职。元祐元年（1086），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章惇与他们的冲突便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弹劾，称其有不恭之心，高太后大怒，立刻将章惇贬出朝廷，出知汝州。整个元祐时期，即使章惇已经被贬为无足轻重的地方官，仍不断遭到反变法派各种各样的迫害和弹劾，以致被一贬再贬，其怨愤之情可想而知。绍圣元年（1094），章惇回到朝廷后，对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旧党臣僚几乎无一幸免，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刘安世和范祖禹等人都被贬到岭南。绍圣四年（1097），章惇等人频频上奏，哲宗又开始对元祐大臣进行了新一轮的打击。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哲宗甚至还要开掘两人的坟墓，因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才作罢，但两人的后代都被牵连遭贬。当年蔡确被贬往新州时，范纯仁曾对吕大防说：“公若重开此路，吾辈将不免矣。”几年以后，范纯仁的预言成为现实，在新党的主持下，几乎所有在世的旧党重要人物都被贬到了岭南。在当时，将人犯贬到岭南，实际上与处以极刑无异，“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的诗便是南贬结局的真实写照。

章惇对反变法派还采取了一个极严厉的措施，即编辑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丰八年（1085）四月以后所有攻击变法派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奏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这一活动直到哲宗去世后仍在进行。不仅如此，绍圣时期，变法派还仿效反变法派在元祐年间罗织的“车盖亭诗案”，制造了一起“同文馆之狱”，对反变法派进行无情的打击，而力主其事的正是蔡确的次子蔡渭。

绍圣四年（1097）八月，蔡渭上奏宋哲宗称，其叔父蔡硕曾经在邢恕那里见到文及甫寄给邢恕的书信，其中有明确证据表明，反变法派官员刘挚、梁焘等人在元祐年间有阴谋废掉哲宗的企图。宋哲宗立刻下诏，命变法派官员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与权吏部侍郎安惇，在同文馆审理此案。其实，刘挚等人早在绍圣初年（1094）就已被贬谪到岭南，此案经蔡京等人审理穷治，也并未找到刘挚等人谋反的确凿证据，但是宋廷仍然将刘挚等人的子孙一并禁锢于岭南边远之地，以示惩戒。到此，这一政治迫害才告一段落。此案因在同文馆审理，故而得名。“同文馆之狱”由个人书信引发，是一起颇为特殊的文字狱。它不仅表明两党之间争斗的手段增多，更意味着围绕最高权力的党争进一步激烈化。尤其是到了宋徽宗时期，蔡京专权，文字狱更加盛行，各种文字都可能成为打击政敌的借口和工具。为避免旧党后裔复起，新党对他们的子弟也进行禁锢，将大批旧党后代和亲属逐出官僚队伍。

事实上，宋哲宗如此重视此案，显然另有深意。蔡确一案牵扯到了宋神宗元丰末年的皇位继承问题，而蔡渭这一奏书不仅明确牵涉宋哲宗的皇位，同时也是旧事重提，有借以表彰其父蔡确策立哲宗之功的用意。更为重要的是，“同文馆之狱”为进一步清算和打击高太后及旧党的势力做了铺垫。不久，章惇、蔡卞等上奏称元祐时期，司马光、刘挚、吕大防等人曾经勾结高太后身边的宦官陈衍、张士良，怂恿高太后，阴谋废掉哲宗。哲宗立刻又命蔡京和安惇严加审理。蔡京将张士良抓入大牢，在其面前摆满了鼎、刀、锯等多种酷刑所用的刑具，并威胁劝说道，只要你张士良承认此事，即可官复原职；若不承认，就马上大刑伺候。显然，蔡京是想通过威逼利诱，使张士良就范，进而掌握反变法派和高太后密谋废帝的确凿证据。但是，张士良却誓死不从，当即仰天大哭道：“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意思是说，宁肯一死，也不能昧着良心诬陷太皇太后。蔡京见张士良态度非常坚定，也就无可奈何了。

于是，章惇、蔡卞便自作主张，起草了废高太后为庶人的诏书，奏请宋哲宗恩准。此时，宋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已经就寝，她听闻此事，立即请宋哲宗前来，厉声道：“我日日侍奉高太后，青天白日，这些事情我为何就一点也不知道？如果陛下定要如此行事，将来又欲如何对待我！”宋哲宗听罢，恍然大悟，当即将章惇、蔡卞的奏疏就着蜡烛烧掉。次日上朝，章惇、蔡卞又重新上奏，力主宋哲宗废掉高太后。宋哲宗将其奏章扔到地上，大怒道：“百年之后，你们让我有何颜面去见英宗皇帝！”正是由于向太后的干预，这件废除高太后尊号的事才最终作罢。

由此可见，宋哲宗对司马光“以母改子”的言行非常不满，对元祐旧臣早年冷落他而怀恨在心。可以说，宋哲宗对反变法派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祐时被残酷打击的变法派。绍圣元年（1094），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按照惯例，连死囚都会免去一死。于是，就有大臣请示宋哲宗，可否赦免贬谪在外的反变法派官员，宋哲宗当时回答得极为干脆，绝不可以。绍圣四年（1097），曾布向宋哲宗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迁到环境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地方，以显示哲宗的恩德。宋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尽管如此，宋哲宗虽然对高太后垂帘时压抑自己一直感到愤愤不平，但却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性，以致被变法派官员彻底牵着鼻子走。应该说，宋哲宗对旧党和高太后做了明显的区别对待。否则，如果新党章惇等人的挑拨得以成功，其政治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便如此，在经历了新、旧党人的相互反复清算后，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形势已经是每况愈下，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变得很难挽回了。

结语

北宋统治者推崇“防微杜渐”的驭臣之术，主张起用不同政见的大臣，相互牵制，以防止大权旁落至某一人或某一派系手中。王安石变法期间，为了维护绝对皇权，宋神宗有意保存朝堂中的旧党势力，牵制新党。随着新法的全面推行，新、旧两党围绕变法展开的政见之争逐渐演变为党同伐异。高太后自始至终都对变法持否定态度。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垂帘听政，陆续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旧党大臣，贬黜新党官员，开始逐步废除新法。神宗去世当年，宋廷先后下令，罢废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和保马法。同时，宋廷要求停止使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科举考试的根据，重新编纂《神宗实录》。在旧党的措置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大部分被废除，新党也纷纷被排挤出朝堂，新、旧两党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旧党的再度崛起源于高太后的青睐，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旧党臣僚对哲宗少了几分尊重，这在哲宗的心里烙上了深深的印迹。哲宗与新党在元祐年间的遭遇，使他们对旧党极为不满。司马光去世后，旧党也失去了凝聚力，结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少朝廷大臣按籍贯划分为不同的党派。如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其下大多都是程门弟子。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其下有苏辙、吕陶等。元祐年间，新、旧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旧党内部洛党、蜀党等不同派系的恩怨纠葛，强烈地冲击着北宋政治。

高太后去世后，新党对旧党的打击贯穿了宋哲宗亲政后的绍圣、元符七年间，而这些活动完全是对元祐间旧党做法的仿效。吕大防等人被贬后，曾布对宋哲宗说：“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等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元祐中旧党罗织“车盖亭诗案”，新党便也相应地制造了“同文馆之狱”；元祐中旧党将王安石、蔡确亲党“榜之朝堂”，绍圣初新党亦籍定旧党数十人。凡此种种，正如王夫之所云，“绍圣之所为，反元祐而实效之也”。绍圣、元符间朋党之争的非理性发展，与元祐年间旧党集团的作为有直接关系。正是旧党在荒谬的“君子”“小人”二元论基础上，不问青红皂白地对新党大加挞伐，才使北宋政治的发展步入歧途。此外，新、旧党之间的争斗甚至扩展到了军事领域。靖康之后，李纲说过这样一段话：用兵作战和士大夫的风气之间看似并无联系，其实二者互为表里。朝廷赏功罚罪，本应令人心服口服，但是，数十年来，士大夫之间相互攻讦，惑乱人主视听。元祐大臣一心为国操劳，如司马光等人皆是匡扶社稷的重臣君子，却被一概指为奸党，这使得是非颠倒、朝政混乱，最终导致了“靖康之难”的奇耻大辱，可见这并非偶然。姑且不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元祐旧党是否能被称作可以匡扶社稷的君子，但这番评论出自善于统兵作战的文臣李纲之口，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可以说，连绵不断而又酷烈异常的党争，对宋朝军政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给北宋的历史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党争的影响下，北宋王朝军政腐败的现象空前严重。虽然腐败这一恶疾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通病，但从元祐时期开始，宋朝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据南宋史家李焘记载，元祐年间，前线上报的军功几乎都存在虚报的嫌疑，或是夸大其词，或是张冠李戴。前线的指挥官对此则大多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而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知州章楶一反常例，在战役结束后据实上奏，很多人便怀恨在心，运用党争中两派都使用过的伎俩，恣意对章楶进行诽谤和攻击，指责他不能体恤下情，对所辖部属少恩，更严重的是，还有拉帮结派的嫌疑。

其实，鉴于唐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朋党倾轧，宋朝的最高统治者一直都非常重视防范群臣结党营私，奉行“异论相搅”的治国方略，并将其提升到了“祖宗家法”的高度。然而，这些措施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维护了宋王朝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使得唐中期以来那种独立于皇权的党派倾轧销声匿迹，却没有从根本上消弭统治集团内部以新形式出现的朋党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套“祖宗家法”反而成为滋生北宋党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从元祐时期开始，北宋的权力中心几乎没有平静过，全国规模的政治动荡层出不穷，党争成为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旋律。每一次最高权力的更迭都会导致党争进一步加剧和酷烈，由此，宋朝丧失了变法图强的契机，在党争所带来的一次次大规模的内耗与不断清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