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相权”：王安石的权力和去位（二）

“陛下已不能无惑矣”：王安石的去位

随着变法的不断推进，新政触犯了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因而招致反对的呼声日益激烈，甚至有人将日食、山崩地裂等自然现象说成是上天对变法和人世间的警告。反变法派官员的纷纷攘攘无疑给王安石制造了很多麻烦，但最令他伤脑筋的还是宋神宗的动摇。“变法”虽被确定为国是，但只是一个大方向，如何变、变什么、由谁主导、各方权力如何分配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予以明确。对于一些新法措施，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存在不少分歧，特别是那些明显有违宋朝“祖宗家法”的变法内容，神宗更是表现出深切的疑虑。熙宁三年（1070），韩琦上书言青苗法给民间带来了很大不便，神宗不知有心还是无意，拿着韩琦的奏疏对王安石等人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一度要停止青苗法。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又想要废罢市易法，经王安石苦苦劝说才最终作罢。宋神宗的犹豫动摇，使王安石感觉到人言纷纷之下，“陛下已不能无惑矣”，他因此多次提出辞职，但都经神宗极力挽留而留任。

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不断经受着考验。司马光《涑水记闻》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神宗向王安石询问一件外廷发生的事，王安石问他从何处得知，神宗不愿回答。王安石道：“陛下与他人为密，而独隐于臣，岂君臣推心之道乎？”神宗这才说：“得之李评。”王安石由此嫌恶李评，不久将他外放任职。另一天，王安石向神宗询问一件隐秘之事，神宗也问他从何处得知，王安石不肯说，神宗道：“朕无隐于卿，卿独隐于朕乎？”王安石不得已答道：“朱明之为臣言之。”神宗由此嫌恶朱明之。透过文字，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已经出现了某种猜疑和嫌隙。

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神宗的动摇，使王安石陷入去与留的矛盾之中。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也愈发困难。熙宁六年（1073）秋到次年春，久旱不雨。在古代中国，根据天人感应的说法，灾异的发生往往与朝政阙失联系起来，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此次也不例外。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向神宗献上了《流民图》。他描述了各地百姓因旱灾而流离失所的景象，并把灾害归罪于王安石领导的变法。据说疏奏既上，神宗夜不能寐，反复观图，长吁短叹。第二天，神宗下诏罢方田、保甲等法，凡十八事。因吕惠卿、邓绾等人力争，最后只废除了方田均税法。

外廷议论纷纷，宫中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向神宗哭诉“王安石变乱天下”，使神宗对新法愈发怀疑，于是他不得不命令王安石裁减新法条目。王安石再次提出辞职，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出知江宁府，这是他第一次罢相。在王安石的举荐下，宋神宗任命吕惠卿为参知政事。韩绛、吕惠卿继续主持新法及其相关事务，时人将韩绛称为“传法沙门”，将吕惠卿称为“护法善神”。

王安石离开后，朝中形势发生了急遽变化。吕惠卿意图大权独揽，与韩绛和另一位变法派大臣曾布多次发生龃龉，为了防止神宗复用王安石，吕惠卿还对王安石百般诋毁。韩绛向神宗建议召回王安石，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王安石回到京城后，惊讶地发现已经物是人非，除了要面对反变法派一如既往的非议与抨击，还要面对变法派内部的分裂。王安石复相，断绝了吕惠卿升迁的可能，吕惠卿因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用人和措置新法等诸多问题上，吕惠卿故意制造事端，甚至以辞职相要挟，在神宗面前巧言攻击王安石。一次，他竟对神宗说了这样一番话：“此次王安石复相，长期托疾，无所事事，与以前大不相同。当年王安石尽心竭力为陛下谋划治国之术，今日反而成了这个样子，必定是心里有不如意的事情，所以不能安于相位。大概是因为微臣在朝中担任要职，才惹得王安石不高兴，使他不能像以往那样尽心竭力地分担陛下的辛劳。朝廷可以没有吕惠卿，但不能没有王安石，这就是我要向您辞职的原因。”吕惠卿这番话的确很巧妙，他在看似不经意间便向宋神宗透露了王安石此次复出为相，没有尽心效命的信息，而且还隐晦地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王安石嫉妒自己的才干和能力。他自己则做出了高姿态，以大局为重，先行辞职，来挽留王安石继续辅佐神宗进行新政。显然，吕惠卿的这种伎俩是以退为进，蓄意在神宗面前丑化王安石的形象，进而达到固宠保位的目的。后来，在诸多方面，吕惠卿无不与王安石严重对立，并继续恣意离间神宗与王安石，节外生枝，制造矛盾。总之，吕惠卿已经完全与王安石离心离德，反目成仇，这直接导致了变法阵营内部分裂，进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王安石复相后，宋神宗对他比从前疏远得多。经过多年的历练，宋神宗已积累起足够丰富的政治经验，为了维护皇权，他基本上是自作主张、自行其是了。时人吕本中曾有这样的说法：王安石再次为相，神宗对其多少有些厌烦，处理政事，多不听从他的建言。王安石也对身边的人感叹：“陛下对我的信任，哪怕只有从前的一半也就足够了。”由此可见，王安石对政事更加心灰意冷。熙宁九年（1076）六月，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去世，年仅三十三岁。王雱自幼聪慧过人，深得王安石的钟爱，他的去世使王安石再受重大打击。种种因素累加起来，使王安石精神上倍感疲惫，也坚定了他的退隐之心。王安石屡次乞解机务，甚至请好友王珪代为陈情，最终在熙宁九年（1076）十月，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第二次罢相。

这次罢相后，王安石一直赋闲江宁，在此地度过了他略显凄凉的晚年。他彻底摆脱了政治的种种困扰，读书著述，寄情于山水之间。王安石在江宁城外营建了宅舍，取名“半山园”，虽然简陋，但他却非常满意。半山园北面是谢公墩，相传是东晋名臣谢安的故宅；南面有定林寺，王安石常在寺庙中读书；附近还有孙权墓、宝公塔等古迹。这些都是王安石常去游览的地方。早年间因为变法而与王安石争吵不断的苏轼，后来特意去看望王安石。两人一起谈论文学、研读佛经，非常投机。苏轼给友人写信说：“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他甚至也想在江宁买地建宅，以便接近王安石。作为同时代出类拔萃的文人代表，放下政见分歧，他们很容易在精神上找到契合点。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王安石撰写挽词，满怀感情地回顾了与神宗的过往：“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次年四月，王安石也于江宁病逝。自王安石罢相，昔日门生故吏大多弃他而去，因此葬礼冷冷清清。张舜民为王安石撰诗哀吊，讽刺地写道：“门前无爵罢张罗，玄酒生刍亦不多。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又道：“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这两首诗形象地刻画出了曾经胸怀大志的王安石去世之时形单影只的悲凉景象，同时也表达了诗作者对死者的无限怜悯之情，更道出了宋代仕宦之人的冷暖人生际遇。

结语

在宋代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人物像王安石一样引起当时以及后世如此巨大的争议。在提出变法主张之前，他与周围的士大夫们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在士林享有极高的声誉，包括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等知名文人都对他极为看重，曾公亮甚至推许他为“时之全德”，评价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他被视为未来的政治翘楚、文坛领袖，乃至公议以他不为宰相为屈。然而变法开始后，平素交游甚厚的朋友转眼成为水火不容的政敌。用王安石自己的话说，“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国事相绝”。王安石也迅速由“天下之人素尊”的“一世之伟人”变成“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的伪君子。降至南宋，宋高宗君臣更把北宋亡国归罪于王安石，指责王安石任用奸人，变乱“祖宗法度”，最终招致“靖康之祸”。这种看法在此后成为很多史家的共同认知，明清时期的士人学者大多承袭此说，对王安石及其新法全盘否定。清人蔡上翔感慨道：“世人积毁荆公，几同于詈骂，不啻千万人矣。”在他看来，无论是宋人，还是后代之人，他们都在不间断地诋毁王安石，用的均为谩骂之词。这无疑是有失公允的，于是他决心著书立说，为一代伟人王荆公翻案。

一直到近代，在清末民初“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西方近代经济学、社会学理论的启示下，在变法图强的社会思潮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才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来重新审视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和意义。站在时代潮头的梁启超由衷地赞叹道：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

个人的际遇、毁誉固然让人唏嘘，但就长时段而言，个人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更加值得关注。王安石虽然早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其影响却没有因此消减丝毫，反而愈加强烈。一直到北宋灭亡的这段时期，庙堂之上的人们都以王安石为目标：一方高举王安石的大旗呼唤变法，尽管他们的主张和动机已经与王安石全然不同；另一方视王安石为罪魁祸首，一心要“除奸惩恶”。这种争斗发展到后来，已经与治国利民毫无干系，而是演变为攫取私人利益的政治手段，最终导致宋朝政治步入歧途，数十年间并没有任何实质有效的治国之政付诸实施，宋朝积弊越发深重，终于酿成“靖康之难”。

围绕王安石变法的争论究竟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继续深入挖掘的课题。反变法派虽在北宋中后期的政争中暂时失利，但在长远而言的意识形态领域，却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上风。南宋以降，王安石的理论被唾弃，司马光的看法得到了绝大多数统治者的认同，受反变法派舆论的影响，王安石和司马光各自成为“误国小人”与“救世君子”的代名词。对王安石的詈骂与对司马光的赞颂背后，凝聚的是对变革与守成的价值评判和道德固化，变革与变乱、祸国、小人画上了等号，守成则是极大的政治美德，代表着稳定、持重、得体。这种价值判断对中国此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颜元说：“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搘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其实又岂止是宋之不幸而已，明清两朝，也无不潜移默化地受此影响。直至清末，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体验到西方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极大冲击后，知识分子们才真切地感受到因循守成给国家带来的伤害。严复于1895年在《原强》一文中反思：“王介甫之变法，如青苗，如保马，如雇役，皆非其法之不良、其意之不美也，……而昧者见其敝而訾其法，故其心不服，因而党论纷殽，至于亡国而后已。而后世遂鳃鳃然，举以变法为戒，其亦不达于理矣。”变革图强被引以为戒，保守因循被视为正途，终于导致中国近代以后远远落后于世界，这既是围绕王安石变法的争论给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是人们应该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