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的陨落：兴文抑武国策下狄青的命运（二）

“朝廷疑尔”：狄青的罢任

平定侬智高之战，将狄青的功业推到顶点，也使他与兴文抑武的传统国策以及由此引发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狄青获胜的消息传至京城，宋仁宗对宰相说：“速议赏，缓则不足以劝。”狄青出征前已经官至枢密副使，宋仁宗想要再擢升他为枢密使，这又招致了文官群体的集体反对。庞籍提出，太祖时大将慕容延钊、曹彬立下大功，但都没有得到枢密使的官位，狄青的功劳不及二人，若用为枢密使，则“名位极矣”，万一今后更立大功，“欲何官赏之”？他同时指出，狄青出身行伍，任命其为枢密副使已经招来很多人议论纷纷，现在狄青立了大功，刚刚平息了众人的非议，如果再提升为枢密使，又会招致人言，不如破格提拔狄青诸子作为补偿。

宋仁宗对庞籍的建议赞赏有加，称其“深合事宜，可为深远矣”。然而不久，参知政事梁适为了排挤政敌枢密使高若讷，向仁宗密奏狄青功高赏薄，“无以劝后”，又暗结内侍制造舆论，抱怨南征将帅奖赏太薄。宋仁宗听闻这些传言，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又召庞籍说，“平南之功，前者赏之太薄”，仍要以狄青为枢密使，乃至“声色俱厉”。庞籍提出要“退至中书商议”，宋仁宗道：“勿往中书，只于殿门閤内议之，朕坐于此以俟。”最终，在众议纷纷的舆论环境下，狄青被擢升为枢密使。

狄青在枢密使的位置上前后共四年时间，但史书中几乎没有留下其任何活动，一些迹象表明，在普遍的“兴文抑武”背景下，狄青也只能碌碌无为、平淡度日。嘉祐元年（1056），宰执集团讨论为宋仁宗立储之事，却没有与枢密院长官王德用和狄青商议，王德用听说后，合掌加额曰：“置此一尊菩萨何地？”有人告诉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鄙视地说：“老衙官何所知？”诸如王德用、狄青这样的武将，虽然备位国家二府，看似地位尊崇，但实际上却不得不忍受来自文官集团的轻蔑乃至侮辱。狄青最初担任枢密副使时，京城鄙人蔑称军人为“赤老”，时人因此戏称狄青为“赤枢”。一次，狄青宴请韩琦，一个名叫刘易的低级文臣也在座。酒宴中有伎人以儒者为戏，刘易大怒，指着狄青骂道“黥卒竟敢如此”，把酒杯摔在地上不辞而去。而狄青“笑语益温”，第二天亲自登门向刘易赔罪。史书称赞狄青有容人之量，但其背后也未必不是无可奈何的隐忍。

尽管要忍受来自文官集团的鄙视，但狄青在广大士兵和普通百姓中却有着极高的声望。士兵把狄青视为英雄，百姓也为其勇武所折服，每次狄青出门，总能吸引大批人观望，以至道路壅塞。狄青的战功和他受到的拥戴刺激了文臣集团脆弱的自尊，如果武人的军功业绩成为世人崇拜的对象，无疑会威胁到宋初以来辛苦营造的“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也会触及文人辛苦获得的独尊地位和附着于其上的利益，因此关于狄青的种种流言很快在社会上风传起来。有人称看见狄青家的狗长出角来；知制诰刘敞说狄青宅第到夜晚常发出奇光，与当年梁太祖朱温称帝前情景类似；又有人称看见狄青在相国寺身穿黄袍起居行止。一时间讹言四起，朝野哗然，刘敞和殿中侍御史吕景初不断上奏，要求将狄青逐出京城。北宋名臣范镇在其《东斋记事》中也记载，有人为了陷害狄青，夜间高唱：“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因为狄青姓狄而为汉人，面有刺字不肯除去，他的故乡又在汾河，所以此歌被用来影射狄青心怀异志。

在狄青被罢免的过程中出力最大的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早年曾对狄青评价颇高，称“伏见国家兵兴以来五六年，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但到了至和三年（1056），欧阳修连上三道奏章，要求宋仁宗罢免狄青。第一篇《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堪称宋代文臣论奏武将的代表作，欧阳修在文中危言耸听，把狄青视为对北宋政权的现实威胁，刻意夸大捕风捉影之谈，对狄青进行诬陷，要求宋仁宗“戒前世祸乱之迹”，“销患于未萌，转祸而为福”。欧阳修在文中对狄青极尽贬损之能事，称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虽“比其辈流又粗有见识”，但“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又言狄青本武人出身，“不知进退”。此封奏疏没有得到宋仁宗的许可，随后，欧阳修又以当时水灾为名，套用“天人感应”之说，连上两道奏章劝说宋仁宗罢免狄青。

欧阳修的奏疏体现并进一步强化了文臣集团对武将的轻蔑意识，他的说法成为文臣集团的主导意见，宰相文彦博劝说宋仁宗将狄青以两镇节度使出知外藩。狄青闻讯面见宋仁宗，诉说“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罪而出典外藩”的委屈，宋仁宗亦以为然。宋仁宗将狄青的话转告文彦博，并且称赞“狄青忠臣”。文彦博回答：“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这与当年赵普劝宋太祖罢免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兵权的话如出一辙，宋仁宗听后默然。狄青还未得知宋仁宗与文彦博的此次面谈，他亲自去见文彦博自辩，文彦博直视狄青道：“无他，朝廷疑尔。”狄青听到这一露骨的回答，大惊失色，“却行数步”。嘉祐元年（1056）八月，狄青被罢免枢密使之职，出判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他在离行前悲楚地对人说：“青此行必死。”尽管被贬离开封，但在文彦博等人看来，心腹大患仍未完全去除。文彦博派宦官每月两次至陈州“抚问”，不停地对狄青实施心理打击和精神迫害，狄青每次听说朝廷使臣到来就“惊疑终日”，不过半年便抑郁而终。

结语

狄青一生的际遇，折射出武人在崇尚文治的宋代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也反映出宋朝立国体制的某些深层次弊端。经过宋初几代帝王“兴文抑武”的努力，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军功战绩不再是衡量人才高下、功业、声望的准绳，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成就。韩琦面对狄青为焦用求情，轻蔑地脱口而出：“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尹洙也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终于从唐末五代“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的窘迫境况中脱身而出的文化精英们，不断地强化着文学至上的理念，巩固他们得来不易的国家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在这种局面下，五代时期颐指气使的“武夫悍将”们不复其猛悍之气，不得不在文臣的轻蔑甚至侮辱下退缩避让，小心翼翼地仰人鼻息。宋初功业过人的大将曹彬，“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甚至在街市上与官阶较低的士大夫相遇时，也主动做出退避让路的姿态，其为人所称道的居然是“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宋真宗时期在西陲和河北边境颇有战功的名将马知节，任职枢密院期间与文臣王钦若、陈尧叟议事不和，王旦之子王素追忆，他入朝时见王钦若正“喧哗不已”，马知节则在旁“涕泣”。久而久之，武将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处处表现出谦恭无能的姿态，“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让，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宁愿有过，但求无功，以免有“功高震主”之嫌。武将为了躲避擅权的嫌疑而与士卒保持距离，大将知道“败可无咎，胜乃自危”，不惜牺牲士卒生命来保全自己，这无疑是一个病态的政治氛围。因此，狄青的遭遇不过是当时武人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个缩影，随着文官集团地位的稳固，武将的生存状态愈发压抑。

看尽了五代时期武将们凭借兵强马壮而易置天下的闹剧，文官集团希望永久性地消弭军权对政权的威胁，继宋初实现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兵将分离之后，他们继续在制度上进行探索，至北宋中期形成以文臣为主帅、武将为部将的统兵体制。狄青至西北参加宋夏战争时，就身处这样的体制下。大量不知兵机的文臣掌握了作战指挥权，武将的命运已经不由自己掌握，如果遇到范雍这样的无能之辈，覆军杀将就是等待他们的必然结局。类似李复圭之流的文官，尚且敢于充满自信地授予武将阵图、方略，失利之后又不惮于推诿塞责，无怪乎宋军对外作战屡遭挫折。饱含自尊的士大夫们面对着军事上的不断失利，又不甘心放弃已经到手的地位与特权，只能以自我吹嘘的方式自欺欺人，幻想着战场上的敌人在自己的智谋韬略下望风而降，但幻想终究难以弥补现实的残酷，体制上的积弊也一天天地丧失了救治的良机。

狄青的经历显示，远在前线的武将们想要获得升迁，必须有文臣统帅的提携。然而与其说这是文臣对武将的认可，毋宁说是一种充满优越感的居高临下的施舍。施舍永远是有限的，文臣已经为武将的活动范围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在文臣掌控的界限之内，甘心居于从属的武将可以加官晋爵；而一旦他们超越界限，与文臣分庭抗礼，立刻会招致文臣群起而攻。这种界限经由国家制度的强化上升为国家意志，文官群体仍然在不断地收紧缰绳，武将的生存空间愈发逼仄。从枢密院的人选来看，经过宋太宗、真宗两朝，文臣逐渐掌握了枢密院的支配权，武官被弱化为陪位的角色，宋仁宗时期，武职出身者在枢密院已完全处于被压倒的局面。西夏元昊自立，宋仁宗召枢密院长官询问边备，诸人竟然都无言以对，宋仁宗愤而将枢密院长官四人尽皆罢免。或许是出于对其他大臣的失望，宋仁宗对狄青的信任是发自内心的，但即便是他，也难以扭转整个文官集团的意志，如狄青这样的良将，仍然难免沦为摆设。从仁宗嘉祐元年（1056）罢去狄青、王德用枢密使之任后，一直到北宋覆灭，枢密院几乎成为清一色的文臣衙门，在七十余年的时间里，只有郭逵和种师道两位武将在其中任职。郭逵在宋英宗治平时任同签书枢密院事一年多，大部分时间以陕西四路沿边宣抚使的身份出镇在外；种师道在金军大举攻宋时，被授予同知枢密院事的官职，率军解围，显然也是挂名虚衔。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枢密院，居然完全没有富于军事经验的武将参与其中。

狄青在其仕宦生涯中，大体上与文官集团维持了比较融洽的关系，最初在陕西得到尹洙的推荐，韩琦、范仲淹的赏识，其后又有余靖为其撰写《平蛮碑》。从狄青生前和身后士大夫集团对他的评价来看，文官集团对他的功业整体而言是认可的。因此，包括余靖、欧阳修等人对他的污蔑乃至谩骂，并非源自私人恩怨，而是出于维护文官集团对国家领导权的独占的需要，是维系兴文抑武的国家体制的必需。狄青的功业越盛，官职地位越高，对文官集团的威胁就越大，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冲突就越激烈，正如欧阳修所说：“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狄青存在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其个体的范畴；罢免狄青的意义，也不限于个人得失。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在士大夫集体攻击狄青时，尹洙、余靖等与他关系密切的文官们并没有为他发声。站在整个文官集团、国家体制的对立面，狄青的悲剧性结局无法避免，他的遭遇反衬出体制的冰冷和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冷酷。

然而就长远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言，狄青并不是唯一的失败者，文臣对从中枢决策机关至地方统兵体系的独占，最终给宋王朝带来恶劣的影响，王夫之评论说：“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而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之邪说摇动之，而不安于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当面对金人的虎狼之师时，不知兵机的文臣统兵者们犹如待宰之羔羊，相对于个人而言无可撼动的体制，终究无法抵挡历史的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