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身奉上，佐国遭忧

寇准被罢免的同时，王钦若又被召回，再任枢密使。王旦倾尽余生的力量，阻止王钦若势力的进一步膨胀。以王钦若的资历，本来早已可以拜相，宋真宗也有此意，可由于王旦的反对而迟迟未能实现。不过，到了天禧元年（1017），王旦已经心力交瘁，当年八月，王钦若终于登上相位，九月，王旦病逝。

迎难而上，再回中枢

王旦病重时，宋真宗问以后事：“卿今疾亟，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王旦并未贸然举荐，答以“知臣莫如君”。宋真宗一一列举大臣的名字，但王旦都没有表态。宋真宗最后说：“试以意言之。”王旦这才坦言：“以臣之愚，莫若寇准。”宋真宗对寇准仍心怀芥蒂：“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王旦固执地坚持：“他人，臣所不知也。”王旦对寇准的节操和能力应该是真心推许的，他或许希望寇准能够在他之后继续与王钦若一伙斗争，可是身后的政局，已经不是他能预料和掌控的了，寇准也只能继续“终年深隐养天机”，等待机会。

天禧三年（1019），寇准所在的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内有个叫朱能的巡检，与内侍周怀政暗中联系，诈称发现了天书。寇准的女婿王曙与周怀政相善，多次劝寇准向宋真宗上奏。寇准既不甘寂寞，也有点清除“朝中奸佞”的使命感，于是依言而行。此前的天书封禅劳民伤财，人心已倦，所以这次天书一降，“中外咸识其诈”，可唯独宋真宗对天书事件深信不疑。当年四月，宋真宗迎导天书入禁中，寇准随后也回到京城。

寇准靠伪造天书而还朝，被后人视为其政治生涯的一个污点，欧阳修就讥讽他“老不知退”。但从种种迹象来看，寇准此次还朝，很可能是由宋真宗一手策划的。整个天书事件过程中，有着诸多疑点。此前的天书或降于京城，或降于泰山，为什么此次“恰好”在寇准所在的永兴军出现？朱能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地方巡检，如何能攀附上远在京城且“权任尤盛”的入内副都知周怀政？天书事件没有给周怀政带来任何好处，他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已明知天书实为“人道设教”，此次天书人人都明知为骗局，为什么“上独不疑”？他的目的是什么？这诸多疑问，都指向同一个解释，即此次“天书事件”是由宋真宗背后主持、周怀政居中联络实施的，事件的最终目的就是把寇准调回朝廷。

宋真宗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是由于当时政治局势复杂，他已经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行使手中的皇权。王旦去世后，宋真宗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后宫刘皇后越来越多地参与前朝政事，联络大臣，培植安排势力。甚至宋真宗素所倚信的王钦若，也与刘皇后勾结。宋真宗仅有一子，尚未成年，他一方面眼看着皇权逐渐旁落，日益不满且心有不甘；另一方面也忧虑自己百年之后，幼子能否顺利继位，为患唐室的“武韦之祸”会否再度上演。寇准为人虽偏狭，但忠心公亮、明敏善断却是众所公认的，因此宋真宗想把寇准召回朝廷，阻止刘皇后专权，辅佐儿子顺利继位。可是刘氏出身寒微，当年被册封为后时，寇准等一干大臣坚决反对，刘皇后对寇准心存忌恨，王钦若也与寇准有宿怨，二人当然不愿让寇准再回中央。由于二人的阻挠，宋真宗才绕了如此大的一个圈子。

鉴于朝中复杂的政治斗争，寇准此次还朝，其前路之凶险可想而知。寇准启程赴京前，已有门生劝他不要去蹚浑水，给他设计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在途中称病，不要进京，请求外放为地方官，远离朝中是非；中策是入朝以后，主动承认天书为诈妄之事，犹可保全一生名节；下策才是入朝为相。可是寇准已预知此行的政治使命，当然不会半途而废。

行事粗疏，功亏一篑

寇准五月抵达京城，六月王钦若就因贪赃而被罢免，寇准取而代之成为宰相。与寇准拜相同一天，丁谓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转任枢密使。丁谓早年颇得寇准赏识，寇准还专门向时为宰相的李沆推荐他，可后来丁谓投向王钦若，大造天书，寇准即与丁谓决裂。丁谓为人阴险，表面上刻意讨好寇准，甚至在一次聚会时替寇准拂拭被菜羹弄脏的胡须，可寇准却当众奚落他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丁谓于是彻底倒向刘皇后一方，一意对付寇准。

这样，朝中权力结构渐趋明朗，一方以寇准为首、以宋真宗为后盾，包括同为宰相的向敏中、参知政事李迪、同知枢密院事周起、签书枢密院事曹玮和翰林学士杨亿；另一方则是以丁谓为首、以刘皇后为倚靠的后党，包括枢密使曹利用、同知枢密院事任中正和翰林学士钱惟演。以实力对比而言，尽管刘皇后权势增大，但寇准、向敏中二人占据相位，力量上亦足以抗衡。不幸的是，向敏中于天禧四年（1020）三月病逝，寇准一方实力大损，一些大臣见风使舵，倒向丁谓阵营，胜利的天平开始向丁谓一方倾斜。

天禧四年（1020）仲春，宋真宗病势加重，寇准单独面奏，请求让太子监国。寇准的计划是，让太子监国，则必定由他和身兼太子宾客的李迪辅政，他就可以借助太子的名义来制衡刘皇后一党。在得到宋真宗首肯之后，寇准令杨亿起草诏命。可这样一件隐秘之事，却由于寇准的大意而功亏一篑。寇准酒后忘情，失言泄露了机密，被丁谓的党羽听到，丁谓慌慌忙忙地半夜乘牛车前往曹利用家中商量对策。此后，丁谓等人入见宋真宗，揭发寇准密谋政变，力请罢免寇准。史书中称宋真宗“病昏”，不记得曾与寇准有过约定，因此答应了丁谓等人的要求。所谓“病昏”，恐怕只是史家为宋真宗找的借口。宋真宗以病重之躯，独处深宫，面对着刘皇后、丁谓一伙的包围，身边无人相助，实已无力抵抗。

丁谓当场召来钱惟演，撰写罢免寇准的诏书。宋真宗尽管已无力回天，还是尽可能地维护寇准，把他留在了朝廷。钱惟演提出，寇准罢任后中书只有李迪一人，应该再任命一位宰相，想要乘机将丁谓推上相位，可是宋真宗并没有同意。宋真宗的态度模棱两可，寇准又在旁伺机而动，这些都令丁谓集团不安，他们加强了对寇准的攻势。然而宋真宗虽被迫任命丁谓为首相，曹利用为枢相，但始终“待寇准者犹如故”，不同意将寇准外放。

最终导致寇准被远贬的是周怀政。寇准被罢相后，周怀政忧惧不已，竟然策划了一个政变的阴谋。他计划刺杀丁谓等人，复以寇准为相，奉宋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并废掉刘皇后。这样复杂的一项计划，显然并不是一个内臣所能实施的，他只能和几个宦官商量，并找客省使杨崇勋相助。结果，杨崇勋向丁谓告发了周怀政的阴谋。周怀政被杀，寇准虽然并不知情，也不免受到牵连，终于被贬出朝廷，降授太常卿、知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与河北省临漳县一带）。寇准一派的周起、曹玮等人也相继被罢政。

寇准的垮台，使刘皇后为首的后党占据了优势，朝中虽仍有人不依附于他们，但已很难动摇刘皇后的地位。乾兴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久病的宋真宗驾崩于延庆殿。他的儿子，年仅十三岁的赵祯继承了皇位，是为宋仁宗。只不过赵祯虽然继承了皇位，但皇权仍然掌握在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手中。史书记载，宋仁宗的一举一动，都由刘太后亲自调护。即便只是暂时离开左右，刘太后也必遣人询问宋仁宗的状况。宋仁宗身边的服侍之人，都由刘太后精心挑选，日夜教导仁宗恭恪之道。这既可以说是关爱，但也未尝不是控制。

作为失败者的寇准，被贬到相州后，又徙往安州，再贬道州司马。寇准的这些遭遇，都非宋真宗本意。相传，寇准被贬岁余，宋真宗忽然问左右：“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皆不知如何应对。宋真宗去世后，寇准又被贬为远在岭南烟瘴之地的雷州司户。第二年，寇准在雷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三岁。

随着宋仁宗逐渐长大，他对贪恋权位、不思归政的刘太后的不满情绪也日渐增加。刘太后终于在明道二年（1033）去世，宋仁宗继位十一年以后才得以真正掌握皇权。他没有忘记寇准当年推动自己亲政的努力，为寇准赐谥号为“忠愍”，又亲笔为寇准墓碑撰写了“旌忠”二字。根据宋朝谥法，“危身奉上曰忠”，“佐国遭忧曰愍”。寇准的功绩和冤屈，终于得到认可和洗雪。

结语

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人物，往往让人感觉千篇一律，或为正襟危坐、行为世范的谦谦君子，或为蝇营狗苟、寡廉鲜耻的小人，缺乏个性和生气。可是在这些脸谱化的人物之中，寇准却是一个敢言敢做、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异类。寇准是一个长处与缺点同样明显、不加掩饰的率真之人，在每个人都努力用各种各样的面具将自己的真面目遮掩起来的名利场，这样的个性尤其让人觉得珍稀。

寇准异于常人的才能是得到时人认可的，他十九岁登进士第，不到三十岁便置身二府，是很多同时代的人不敢想象的。寇准的才能表现在“临事”方面，无论多么错综复杂的乱象，他都能迅速厘清头绪，同榜的张咏称赞他说，“人千言而不尽者，准一言而尽”；宋太宗夸奖他“临事明敏”；毕士安也推许他“能断大事”。正因如此，每当面对重大难题，人们都会想起寇准，寇准也总不会让人失望。对他来说，最理想的角色，就是如同在澶渊之役中一样，坐镇帐中，指挥若定。

可现实总是比理想要复杂得多，个中原因就在于人的复杂性，偏偏寇准最大的短处就在于“临人”。寇准的性格中有一种锐气，做事时这种锐气驱使他全力以赴，临人时则使他率性自肆，忽视他人感受，招致了很多麻烦。宋代庙论主于安静，同时有鉴于唐代士人的浮薄、奔竞之风，对官员的品格更是以温和、持重相尚。寇准的同年李沆和王旦，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李沆被宋人称为“圣相”，王旦是“平世之良相”。相比之下，寇准充满棱角的性格更显得他与环境格格不入，使其在政坛屡遭挫折。

抛却寇准的个人际遇，他的政治活动跨越太宗、真宗两朝，太宗为创业之主，真宗是守成之君，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寇准作为宋朝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士大夫的代表，其行为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准则。他敢于拉住宋太宗的衣角，强令其复坐，也敢于挑战皇权，“左右天子”。其过激的行为固然可以争议，但其中蕴含的担当意识，却是为当时乃至其后的士大夫们所公认的。毕士安赞他“天资忠义”，“忘身殉国，秉道嫉邪”；张咏赞叹“面折廷争，素有风采，无如寇公”。寇准给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在他以后，包拯与宋仁宗因用人而发生争执，“音吐愤激，唾溅帝面”，仁宗也只得忍让；王安石与宋神宗论事“辞色皆厉”，一定要神宗服弱才罢休，神宗“辄改容为之欣纳”。正因为有类似寇准这样的榜样为先驱，后代士大夫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出“为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豪言，也才能够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从这个角度来说，寇准的行为，对宋代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

寇准突出的政治才能，总能够使帝王们在遇到难题时想起他。因为寇准的坚持和维护，宋真宗才得以顺利地继承皇位。宋真宗时期，在刚刚稳定的国家因为契丹的入侵而面临生死存亡时，又是寇准指挥若定，使国家渡过了难关，推动宋朝平安地渡过历史的拐点。试想如果没有寇准，宋真宗在王钦若、陈尧叟等人的劝说下南逃，宋朝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能都不是现在看到的样子。到宋真宗末年，面临着“武韦之祸”的潜在威胁，宋真宗又想起寇准曾经对自己的保佑之功，利用又一次“天书事件”，他成功地把寇准召回朝廷，却没想到也把寇准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寇准此前的仕宦生涯已经清楚地表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周密慎重的政治规划，正是行事粗疏的寇准最不擅长的。宋太宗末年他就因此而被人设计排挤出朝廷，未及看到宋真宗亲政；澶渊之盟后也很快就挥霍掉巨大的政治资本，出守外藩。这次也不例外，寇准很快败下阵来，身后留下宋朝第一次女主临朝的政治格局。如果寇准的行事再缜密一些，真宗末、仁宗初年的政局恐怕就会完全不同，幼主继位、强臣秉政的局面恐怕会再次出现，只是它对于宋朝历史的发展究竟是福是祸，已不是今天能够想象的了。从太宗晚年到真宗末年这一宋朝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几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口，都有寇准置身其间，他的才能甚至缺点都深刻地影响到历史的走向，使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他身上，可以透视出时代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