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天子为大忠：澶州建功

宋太宗晚年，外有契丹虎视眈眈，内部也矛盾重重。他逼死侄子德芳、德昭和弟弟廷美，拒绝按皇后礼仪为太祖宋皇后发丧，引发皇室成员和太祖旧臣的不满；他任用亲信，架空政府，侵夺中书事权，也致使一般士大夫颇有异议；兼之水旱蝗灾接踵而至，连岁民饥，“群盗”蜂起。因此，宋太宗晚年的局势十分危险。宋真宗继位后的数年间，统治集团都以化解内外矛盾、稳定人心为要。经过七八年的休养生息，国家呈现稳定状态，民力渐苏。

“北敌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

在这样一个以“守静”为要旨的大环境中，任性使气的寇准显得格格不入，宋真宗对他的性格心知肚明，并未急于把他召回中枢。但宋真宗没有忘记寇准，从他继位后寇准的仕履来看，“真宗继位，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三年，朝京师，行次阌乡，又徙凤翔府。帝幸大名，诏赴行在所，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六年，迁兵部，为三司使”。三司使在宋代号称“计相”，掌管财政大权，寇准正一步步地返回权力中枢。

寇准重返权力核心，有赖于时代的推动，契机就是北部契丹的威胁。宋真宗继位后，整军经武，宋朝军队展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这一变化给边境对面的契丹带来巨大压力，据当时从契丹投奔宋朝的人说，“国中（契丹）畏陛下（宋真宗）神武，本朝雄富，常惧一旦举兵复幽州，故深入为寇”。契丹方面担心宋朝再次举兵进攻幽云地区，因此计划先发制人，掌握主动。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宋朝北部边境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辽军即将大举南下的消息不断传来，宋朝也加紧战备御敌。当此多事之秋，宰相李沆偏偏又于景德元年（1004）七月病逝。外有强敌，内无宰相，宋真宗面对日益紧急的边奏，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起“临事明敏”的寇准。

宋真宗对寇准刚强任性的性格心存疑虑，因此在任用寇准之前，他首先任命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毕士安为参知政事。毕士安是宋真宗的潜邸旧臣，为人宽厚，深得宋真宗信任，任命他为执政，意在对寇准进行一定的制衡，以毕士安的宽厚化解寇准的偏执。毕士安得到任命后入谢，宋真宗对他说，不久就将任命你为宰相，紧跟着又问：“谁可与卿同进者？”毕士安当然明白宋真宗的用意，马上推荐了寇准：“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臣所不如。”宋真宗把他的顾虑和盘托出：“闻准刚，使气，奈何？”毕士安开解宋真宗说：“准忘身徇国，秉道嫉邪，故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北敌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毕士安的话打消了宋真宗的顾虑，不久，毕士安与寇准同时拜相，寇准在时隔八年之后，再次登上权力巅峰。

左右天子，有澶州之幸

寇准拜相后，宋真宗的压力终于得到缓解，每得边奏，必令先送中书。寇准也积极备战，他的同年好友张咏、向敏中、马亮、边肃、张秉等人，分别扼守成都、长安、金陵、邢州和澶州等要地，做好了应对契丹入侵的准备。

北宋景德元年（1004）九月，契丹纠集兵马，大举南下，绕过河北边境诸城，长驱深入，“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面对来势汹汹的契丹军队，北宋朝堂议论纷纷。胆小怕事的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主张迁都，王钦若是江南人，倡议迁都金陵；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宋真宗以此询问寇准，王钦若、陈尧叟也都在场，寇准明知是这二人的建议，但装作不知，回答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

有寇准的力主和毕士安的支持，宋真宗于当年十一月御驾亲征。南征途中，边情日急，而宋朝调动的大军久久不至，宋真宗再度动摇。宋真宗身边的宦官劝他速还京师，宋真宗召来寇准问道：“南巡何如？”寇准坚定地说：“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老妇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

虽有寇准鼓励，但宋真宗意犹未决。寇准又找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一同面见宋真宗，对宋真宗说：“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高琼支持寇准，说道：“随驾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寇准又上言：“机会不可失，宜趋驾。”宋真宗内心仍未能决断，扭头看向侍立于侧的带御器械王应昌，王应昌遂说：“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若逗留不进，恐敌势益张。或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寇当自退矣。”宋真宗这才下定决心进军澶州。

澶州地跨黄河两岸，分南北两部分。契丹陈兵北城之下，所以宋真宗到达南城后，不愿过河到北城去。当时宋朝驻守军队都在北城，真宗如果不到北城去，士兵见不到他，也就失去了亲征的意义，寇准再次找来高琼帮忙。寇准说：“今渡河，则河北不劳力而定，不渡则虏日益炽，人心不敢自固。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高琼在旁大呼：“陛下听寇准语，准所言是也。”又说：“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丧考妣。”侍立于侧的签书枢密院事冯拯附和真宗，开口斥责高琼无礼，高琼当即反驳：“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敌骑耶？”

在寇准和高琼的推动下，宋真宗渡河来到北城，登上城楼检阅诸军。宋朝将士望到真宗的黄罗伞盖，群情振奋，“皆呼万岁，声震原野，勇气百倍”。此后，宋真宗把所有事都推给了寇准，这也正符合寇准独断专权的作风，他临阵掌兵，“号令明肃，士卒喜悦”。可宋真宗终究还是放心不下，常派人窥探寇准的动静，寇准每日饮酒谈笑，就寝则鼾声如雷，宋真宗得知以后也放松下来。

定盟澶渊，开百年太平

随着战争的进行，势头逐渐倒向宋军。宋军以逸待劳，兵精粮足，宋真宗御驾亲征，使军队士气大振；而辽军长途跋涉，沿途并未取得什么战果，甚至可以说是到处碰壁，已成疲惫之师。宋真宗抵达澶州后不久，辽军统军萧挞凛外出督战，被宋军用床子弩发射箭矢，击中额头，伤重不治。辽军临阵折将，士气大落，于是与宋朝商议求和。寇准本想乘此时机，逼迫辽朝归还幽云地区，长久地解决北部边境的防御问题，但消极的宋真宗只想早日结束战事，又有人诬陷寇准拥兵自重，无奈之下，寇准只得同意讲和。

辽朝虽然在战场上不占优势，却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议和条件，要求宋朝割让战略意义重大的关南之地。而可以给钱但不可割地是宋真宗坚守的原则。几番往复之后，辽朝不再坚持索要关南，宋真宗对议和使者曹利用交代了岁币的底线：“百万以下，皆可许也。”曹利用出使前，寇准把他叫去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曹利用至辽营后，果然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达成和议，即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从北宋历史的发展来看，澶渊之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经过太祖、太宗两位创业之主的南征北战，宋朝基本恢复了唐朝中原地区的版图，唯有幽云地区孤悬契丹；辽朝方面，同样对后周时期丢掉的关南地区耿耿于怀。由于这些领土争端的存在，宋、辽两国一直征伐不断。澶渊之盟规定了宋、辽的边界，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宋朝不再提收复幽云，辽朝也不再索要关南之地。它结束了两国之间长期的征战，使宋朝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进入王朝的承平期，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正因如此，宋真宗才在盟约达成之后，将两国誓书诏谕各地百姓，同时举行一系列祭天、祭祖典礼，告慰祖先。

盟约的达成，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寇准继协助宋太宗“定策”后，再一次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发挥了关键作用。寇准的后辈范仲淹赞叹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王安石也写诗叹曰，“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寇准临危受命，不负“中外以太平责焉”的期望，写下了从政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也为大宋王朝开创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将近一百年后，北宋官员陈瓘评价：“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