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成名：得君之专的前半生

从太宗晚年到真宗末年这一宋朝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几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口，都有寇准置身其间，他的才能甚至缺点都深刻地影响到历史的走向，使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他身上，可以透视出时代发展的脉络。

在宋代历史上，真宗朝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宋朝由创立期向承平期过渡的阶段，经过太祖、太宗两位创业之主的拨乱反正，各项制度走向完备和定型，宋朝自己培养出来的士大夫阶层取代五代精英，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具有宋代特色的新型士大夫政治揭开了序幕。其次，贯穿于宋朝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内政始终处于外交的压力之下，这在真宗朝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典型，澶渊之盟的达成，在当时和后来都给宋朝内政带来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期，出现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大臣——寇准，其政治活动跨越了太宗、真宗两朝，参与了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宋朝君臣关系的定型，乃至宋朝国运的走向，都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考察他的活动，我们可以明晰新旧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

少年登科，得君眷顾寇准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登进士第，这一榜中，寇准、李沆、向敏中、苏易简、宋湜、王旦等相继位列宰辅，此外还有张咏、晁迥等众多名臣，因此被称为“龙虎榜”。寇准中进士时刚刚十九岁，他后来写诗自矜，“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国章”。如此年轻便高中进士，在有宋一代都不多见，同榜的李沆此时已经三十三岁，张咏三十四岁，相比之下，寇准可谓年少成名，的确有理由骄傲。

寇准的仕宦生涯从基层起步，他及第后就被派往归州巴东县任知县，五年后又被调任大名府成安知县。寇准在两处知县任内颇有政绩，不久升迁郓州通判，在此期间得到宋太宗召见，开始了与宋太宗的君臣际会。宋太宗召见寇准，事关一个重大的政治难题。宋太宗苦于“东宫”行为不端，颇有僭越之举，想要废掉他，又担心太子府中亦有甲兵，因此询问寇准如何妥善地解决，不致引发动乱。寇准回答道：“请某月日令东宫于某处摄行礼，其左右侍卫皆令从之。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之器，俟还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废之，一黄门力尔。”

宋太宗时期，立储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各方势力明争暗斗。宋太宗为何以如此重大私密的问题向名不见经传的寇准咨询，原因已很难确言，但寇准的回答显然令宋太宗非常满意，自此以后，宋太宗对寇准始终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信任与眷顾。这次召见以后，寇准进入仕宦生涯的快车道，“给札试禁中，授右正言”，既而充三司度支推官，不久转盐铁蠲司判官公事。恰逢朝廷下诏令百官上书言边事，寇准论述与契丹关系的利弊，再次得到宋太宗的器重。

通过这两次交往，宋太宗对寇准极为赏识，他问宰相：“朕欲擢用准，当授何官？”宰相建议任命寇准为开封府推官。开封府推官隶属于开封府，以开封地区的狱讼刑罚、户口租赋为职掌，位置虽然不低，却是一个职事繁剧的办事官，与当时文人看重的“清要”官职有很大差距。这一官职显然与宋太宗对寇准的期许不相符合，宋太宗因此很不高兴，反问道：“此官岂所以待准者耶？”宰相于是复请任用寇准为枢密直学士。枢密直学士隶属于枢密院，是皇帝的顾问官员，班位仅次于翰林学士，为诸阁直学士之冠，属于职事轻简、地位尊贵的“清贵”侍从官职，是宰执的晋升之阶。宋太宗沉思良久，勉强答道：“且使为此官可也。”从宋太宗的表现来看，他对这一任命还是不太满意，只是考虑到寇准此时资历尚浅，不便任命他担任更高的官职。

任性凌人，难处同僚

寇准在此时就已经表现出性格中偏执、使气的特点。一次殿中奏事，寇准与宋太宗意见不合，宋太宗愤然起身欲走，寇准竟然动手拉住宋太宗的衣服，强迫宋太宗再次坐下来听从自己的意见，“事决乃退”。犯颜直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屡见不鲜，但真正到了动手拉皇帝衣服的程度，却并不多见，特别是对象还是手段强硬的宋太宗。宋太宗对寇准的行为居然也未生气，反而赞叹寇准“真宰相也”，又对左右说，“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郑公（魏徵）也”。或许正是宋太宗对寇准的“纵容”，鼓励了寇准性格中任性凌人的一面，为他此后的仕宦生涯埋下了隐患。

有了宋太宗的欣赏，寇准的仕途一帆风顺。淳化二年（991），是宋太宗后期政争最激烈的一年。宰相吕蒙正的妻舅宋沆上书请立元僖为太子，引起宋太宗对吕蒙正的猜疑；寇准揭发同年王淮盗用财物，借以打击王淮兄长、当时专权任事的参政王沔；王沔又与刚刚升任参政的同年张齐贤、陈恕互相攻击。结果，宰相吕蒙正、参政王沔、陈恕等人分别被罢职，寇准则成为政争的最大胜利者，于当年四月升任枢密副使，成为同榜进士中首位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人，此时他还不到三十岁。

年少成名，又得到皇帝的赏识，使寇准不免有些骄矜之气，与自己的上司、知枢密院事张逊发生了矛盾，屡次于宋太宗面前争论。一天退朝后，寇准与同为枢密副使的温仲舒一起骑马回家，途中一个狂人突然拦住马首，高呼万岁。这对敏感的宋太宗而言是极忌讳的事，张逊于是唆使街使王宾上奏。寇准与张逊在宋太宗面前各执一词，甚至互相揭发隐私，惹得宋太宗大怒，将两人分别罢职，寇准以左谏议大夫出知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

寇准走后，宋太宗时常想起他，郁郁不乐。他问左右侍从：“寇准在青州乐否？”左右回答：“准得善藩，当以为乐也。”过了几天，宋太宗又问，左右仍回答如初。几次以后，有人揣测宋太宗准备再次召用寇准，于是说：“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置酒纵饮，未知亦念陛下否？”宋太宗听后默然不语。尽管如此，宋太宗也没有改变对寇准的赏识，出守地方不到一年，寇准就被召回，担任参知政事，再次进入执政集团。宋太宗特地对宰相解释：“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朕尝谕之以协心同德，事皆从长而行，则上下鲜不济矣。”

未终其事的定策之功

宋太宗这次召回寇准，是有一件大事要借寇准之力来决断。宋太宗早年征辽时身被箭创，此时复发，不得不考虑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而宋太宗对寇准始终信任有加，立储之事，其他人提起会引起宋太宗的猜疑，但宋太宗却心甘情愿与寇准商议。寇准自青州回到京城后，入见宋太宗。宋太宗解衣给寇准看他的箭疮，并问寇准：“卿来何缓耶？”寇准答以“非召不得至京师”。宋太宗又问：“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寇准回答：“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宋太宗思索良久，屏退左右问：“襄王可乎？”寇准回答：“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宋太宗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确立其储君的地位。此处史料的记载颇为委婉，另有证据表明，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实系出于寇准的直接提名。寇准对宋太宗说：“臣观诸皇子，惟寿王得人心。”宋太宗才下定决心。

太宗晚年，围绕立储一事，朝廷内外结成了多股势力集团。后宫李皇后是开国功臣李处耘的女儿，她外倚掌管侍卫马军司的长兄李继隆，内恃执掌皇城司、控制皇城保安的宦官王继恩，同时交结朝中胡旦等大臣，一意要复立被废的长子元佐；而寇准和参政吕端则是拥立元侃的旗手，两派的明争暗斗异常激烈。寇准在回答宋太宗问询时提到的“妇人”、“中官”和“近臣”，其实并非泛指，而是影射李皇后、王继恩和胡旦等人。对于宋太宗来说，虽然李皇后等人为元佐说了很多好话，但由于元佐此前的表现，他优先考虑的还是三子元侃，寇准的回答更坚定了他的决心。

寇准官拜参知政事后，得君之专，信任之隆，众所瞩目。宋太宗下诏，命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押班，赋予寇准等同于宰相的权力。这一制度完全是为寇准而设，目的就是让寇准合法地当权，寇准下台后，宋太宗立刻取消了这一制度。到宋神宗时期，为了让同样为参知政事的王安石名正言顺地实行变法，神宗才又援引了寇准的例子。

有了寇准的支持，元侃储君的位置不易动摇，李皇后等人想要拥立元佐上位，首先要除掉寇准。率先发难的是胡旦同榜进士冯拯，但最终坏事的还是寇准偏执的性格。至道二年（996），行郊祀大礼，百官依例要加官进秩。寇准刻意压制冯拯，冯拯乘机弹劾寇准弄权。宋太宗本想压下此事，但寇准却觉得受到冤枉而不依不饶，宋太宗气极而叹曰：“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次日，寇准抱了一堆中书档案到宋太宗面前，非要辩个是非曲直。此时，参知政事张洎忽然揭发寇准私下曾多次诽谤宋太宗，结果宋太宗“大恶准”，遂罢免了寇准的职务。

寇准倒台后，继任参知政事的温仲舒和王化基只求自保，并不像寇准那样维护元侃，吕端则年迈力衰，看起来“糊涂”怕事。李皇后等人遂明里暗地攻击元侃，谋立元佐。宋太宗至此似乎也有所动摇，甚至一度想要罢免维护元侃的吕端，只是因病重而没有实施。不过元佐本人早已看破功名，始终都没有介入李皇后要扶立他的活动中，宋太宗也在改变主意之前，于至道三年（997）三月病逝。

太宗病笃时，李皇后和王继恩联合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人欲有所图谋。吕端预先警惕，先将前来传信的王继恩监禁起来，方才入宫。没有了王继恩的宫廷武力支持，李皇后对吕端无可奈何；李皇后束手，外廷的李昌龄、胡旦等人也就无计可施。真宗既立，垂帘见群臣，被宋太宗誉为“大事不糊涂”的吕端此时异常谨慎，犹且立而不拜，命人将帘子卷起，上殿看清楚确是元侃后，才率领群臣拜呼万岁。在吕端的尽心扶助下，元侃得以顺利继位。

另一方面，寇准在被罢免参知政事后，出为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知州，不到一年，太宗便去世了，此次罢政也就成了寇准与太宗的永诀。宋太宗对于寇准，始终存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眷顾，即便是对他人讳莫如深的立储之事，也愿意听从寇准的意见。以太宗后期围绕立储问题的复杂政治斗争和李皇后一派强大的势力而言，如果没有寇准的支持，真宗能否被立为太子，又能否顺利继位，都将是一个疑问。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是寇准“引导”了赵宋王朝历史的走向。

寇准在太宗朝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巅峰，也第一次经历了从巅峰跌落的痛苦，此时他也才刚刚三十六岁。这一过程中，寇准性格中的缺点和作为政治家的不成熟已经充分暴露。与寇准同榜的北宋名臣张咏对寇准曾有过评价，“寇准真宰相也”，“人千言而不尽者，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学耳”。年少成名又遽得擢用，致身通显又得君之专，使得寇准个性中偏狭、任性、使气的特点无限扩大，也使他失去了学习政治经验、提升自身修养、磨炼自身性格的时机和动力。这种性格中的锐气推动他领袖群伦，也容易使他成为他人攻击的对象，寇准一生的际遇，在太宗朝其实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