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书封禅与真宗朝政局（二）

结语

五代时期，“五季为国，不四三传辄易姓”，君纲不振、名分隳坠；赵宋王朝则享国三百余年，其声教文明、典章制度、道德仁义之风，于汉、唐之盛世“盖无让焉”，文质彬彬，成就中国古代又一文化高峰。前后相沿的两个历史时期，却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其转折的关键，便在于宋太祖、宋太宗两朝。

宋太祖、宋太宗都生长于五代，在乱世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他们是五代培育出来的最后一代精英，其思维方式、行事作为不可避免地带有五代的印记。回到五代的历史背景，二人获得帝位的方式其实都是乱世形成的政治传统的延续。五代为国，兴亡以兵，唯力是上的功利主义的盛行与“君权神授”观念的转淡，催生出“无人不思为天子”的社会心理，“纷纷禅代事何轻”“将帅权倾皆易姓”，“陈桥兵变”不过是为这一传统又增添了一个注脚而已。客观环境的逼迫，使得五代时期的皇位传递观念发生改变，“国家多事，议立长君”成为时人的共识，最高统治者往往能够突破血缘关系的限制，更多考虑继任者的经验和阅历、才干和功业。太宗之继统出于篡位似已无疑，但不可否认的是，由太宗来继承太祖创立的基业，是被当事人所认可的一种选择。之所以这一过程引起众多争议，恰恰是因为它发生于历史长河从动乱走向承平的又一拐点，人们观察的立场不同而导致。

宋太宗以后，宋朝的皇位传递回归“父死子继”的正常轨道，这样的转折如何发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传统史家对宋太宗盖棺定论时不乏微词，武功郡王德昭之自杀、涪陵县公廷美之贬死是他被人们指摘的两大失德之处。但在道德批判的同时，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两个举措背后的必要性。“国家多事，议立长君”是五代乱世留给人们的经验，君位易置的变幻无常、强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使在位君主不得不扶植一个兼具经验阅历和资历威望的“长君”，以备不虞之时延续国祚。然而当国家已经步入长治久安的轨道之后，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长君”时刻在旁虎视眈眈，就已经不再是国家之福，而很可能转化为动乱之源。北伐期间发生的拥立德昭事件，廷美倒台后牵涉出来众多大臣，都在昭示着这一道理。无论是源远流长的家天下的政治传统，还是现实的政治环境，都在要求皇位传递从五代的“异常”回归“正常”，从这个角度来说，太宗在新的历史关口，推动了历史的转折。

自“安史之乱”起，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就开始下降，藩镇势力逐渐上升，终于演变为五代十国的乱世，经过宋太祖、宋太宗数十年的征讨，才再次实现中原地区的统一。宋朝能够再造一统，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结果。长时期的兵连祸结，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饱受战争之害的百姓渴求社会安定。忙碌于杀伐混战的诸割据政权也气势日颓，与赵宋政权的蒸蒸日上形成鲜明的反差，使赵宋王朝成为一时人心之所寄。统一局面的形成，离不开太祖个人超凡的政治军事才能，“先南后北”战略方针的确定，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战略战术的变化多端，更使统一战争势如破竹。相比之下，太宗的功业则要逊色得多。统一大业虽由太宗最后完成，但更多是延续太祖确立的势头而已，少有开创之举。两次大规模的北伐俱以惨败收场，伤动宋朝元气，使宋朝开拓进取的势头自此戛然而止，士气一蹶不振。宋朝在对外战争中的颓势，肇端于宋太宗时期。

宋人遇事喜言“祖宗”，尽管已有学者指出，所谓的“祖宗之法”，其实是一个不断层垒的过程，并不单指宋太祖、宋太宗所确立的法度，但二人对于宋朝特质的形成，无疑有着后世诸君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是宋朝“祖宗家法”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凝聚着宋初二帝于五代乱世吸取的教训与经验。五代之乱，究其原因大致有二：禁军为腹心之患，藩镇为肢体之疾。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禁军系统人事调整，在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一举扭转了武人干政、兴亡以兵之势，消除了困扰中原王朝近百年的重大隐患，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从根本上割断了藩镇赖以称雄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摧毁了地方的离心倾向，彻底终结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一个空前集权的中央政权。经过宋初的一番整顿，延至明、清两代，地方再也没有能力与中央对抗，这样一种趋势，是从宋初就开始奠定的。

五代乱世的形成，根源在于文武关系的失衡，武夫悍将左右政局，文教大衰。宋太祖欲求拨乱反正，遂倡导武臣读书，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其用意虽然更多地在于引导人们明尊卑之分、谨君臣大义，调整失序的文武关系，但终究树立起“文治”的政策导向，使读书人在五代的黑暗之后看到一丝希望。从五代到宋初，文臣群体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他们也在磨砺中有所成长，在国家事务中争取着更大的发言权。至太宗即位，时局的稳定太平使他有条件进一步“兴文教、抑武事”，大量通过科举出身的文臣士大夫进入仕途，取代了此前的五代人才，完成了一代人才的转换。至北宋中叶，几乎各个方面的重要职务都由文官担任，终于完全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成就了宋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特质。

陈寅恪先生曾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赵宋王朝承五代之乱世，终于免于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扫除了动乱的根源，建立起一个延续三百余年的大帝国。而作为一个以军人为首脑建立起来的国家，又偏偏在军事上无所作为，而在文化上达到中国古代的巅峰。历史的发展如何从动乱走向承平，武夫悍将的猛悍之气如何被消弭殆尽而臻于文化高峰，都要从太祖、太宗、真宗之世寻找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