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弊之政：“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堪称宋代“祖宗家法”的核心原则，也是宋代政治体制重要的设计准则。这句话是宋太宗在其即位诏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描述宋太祖治国的核心原则。这八个字不仅概括了太祖一朝的政治原则，也反映出新的统治者所要努力的方向。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也可以称作“事为之制，曲为之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周代“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所体现的治国之法，简单来说就是“事事防范”的制度设计原则，在宋代便是重在防范内患的“防弊之政”。这一政治原则之确定其实是宋太宗在错综复杂的时局中做出的自然选择。当时，一方面，太宗继位存在争议；另一方面，北汉、辽依然威胁着新生的宋朝。

宋太祖死于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其弟赵光义即位为太宗。有关太祖的死因和赵光义继位是否合法，是宋代一大公案，在当时就有不少人心存疑虑，今天依然议论纷纷。

关于宋太祖之死，正史记载其为暴卒，他的死属于死因不明的突然死亡。皇位传弟而不传子的特殊状况使得太祖的死因疑窦丛生。有人根据太祖体形过胖、嗜酒等特点推测其可能死于心血管疾病，这有一定道理，但无法确证。野史则长期流传“烛影斧声”的说法，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太宗杀兄篡位的举动，这样的说法符合民间猎奇的口味，但同样无法证实。

其实，宋太祖之死引发怀疑，主要原因还是太宗继位存在不少非正常因素，不得不引人疑虑。父死子继早已是中国皇位继承的主流，况且太祖死时，两个儿子都已成年，德昭二十六岁，德芳十八岁。史书中用“金匮之盟”来解释为什么传弟不传子。所谓“金匮之盟”，是说太祖与太宗之母杜太后在临终前将太祖叫到跟前，问他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得天下，太祖归功于祖宗功德，杜太后此时说了一大实话，正是周世宗死后孤儿寡母掌握天下才使赵匡胤有机可乘。因此，杜太后提出要太祖将来把皇位传给弟弟，避免因继位皇帝年幼而造成的政局不稳，太祖同意了。这段话由当时在一旁的赵普负责记录下来，赵普在最后署上“臣普记”字样，然后太祖将这份记录藏在一个金匮之中，命人严加保管。这份“金匮之盟”同样问题多多，首先，杜太后死时，太祖三十五岁，太宗二十三岁，德昭十一岁，虽然当时德昭年幼，但太祖也正值壮年，杜太后如此说无疑是在诅咒自己的儿子，觉得他活不长，事实上太祖活了五十岁，死时德昭也已成年，不存在继承人年幼的问题。退一步说，假设杜太后当时只是担心太祖或者德昭、德芳可能会意外早亡，出于防患于未然，才这样说，那么她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太宗仅凭“金匮之盟”继位依然存在问题。其次，这份“金匮之盟”的公布时间存在问题。太祖死后，皇后宋氏命令宦官去通知德芳进宫，但这名宦官却没有去通知德芳，而是直接去通知了赵光义，由此，太宗得以抢先进宫控制了局势。木已成舟，宋皇后也只有接受这个结果，如果当时已有“金匮之盟”，赵光义为什么不拿出来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呢？“金匮之盟”的公布是六年后，罢相多年的赵普受到太宗接见，提到这一文件，太宗才在宫内找到。如果“金匮之盟”十分秘密，宋皇后和太宗都不知道，那赵普作为知情人为什么不在太祖死后就提出来，这可是邀功的好机会，拖了这么久，很可能是赵普为了恢复相位，揣摩太宗心思编造出来的。

太宗继位疑点还有他此后的许多行为，如尚未等到第二年就急于改年号，这在古代是对前任皇帝的极不尊重。侄子德昭和弟弟廷美的死都可以看出太宗因得位不正而产生的猜忌之心。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在消灭北汉后下令攻辽，企图一鼓作气解决问题。在随后的高梁河战役中，太宗中箭受伤，落荒而逃。军中的一些将领在太宗行踪不明的情况下，提议拥立正在军中的德昭，但未成功。太宗在安全归来后，听闻这一消息，可以想象他心中的疑忌。回京后，德昭向太宗建议封赏先前攻灭北汉的功臣，太宗大怒，说出了“等你当了皇帝再封赏也不晚”的话。德昭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是为了避免株连亲族，他选择了自刎。几年后，德芳也病死了。太宗又开始猜疑弟弟秦王廷美，指使亲信告发廷美企图谋反，将他贬为涪陵县公，后来廷美也忧悸而死。这样，太宗便扫除了帝位的威胁，为自己的儿子继位铺平了道路。太宗继位名不正、言不顺，在宋代就受人诟病，作为太宗子孙的南宋高宗赵构无子，在选择后继者时，就接受臣子建议，选择了太祖的后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看来，赵构也觉得自己先祖继位的方式不太光彩。

从种种情况来推测，太宗的继位应该存在问题，但限于史料，目前无法搞清具体细节。从这一点来看，太宗对内患的担心超过外患自然可以理解。太宗虽然灭了北汉，但在高梁河、岐沟关两次大败给辽军，他在伐辽连续受挫的情况下将精力转向国内，不难看出两者在他心中位置的高下。太宗认为外患是可以预防的，身边的威胁则很难察觉，因此从制度设计上强调各部门要互相牵制，不可使某一方独大。太祖时期的种种设计大部分是着眼于大局，并未形成完备的系统，太宗竭力完善了太祖开创的这一套“家法”，但在很多方面走得更远。例如收兵权虽然自太祖开始，但对军队的战斗力影响并不大，这与赵匡胤是个较为纯粹的武将有关。太宗则十分缺乏军事才能，在军中缺乏威望，他即位后不但排斥太祖的亲信将领，而且推行“将从中御”的政策。其具体内容为：主将在行军和指挥作战时，必须按照内廷所制定的方略或阵图办事，否则即属于违抗圣旨，即使打了胜仗也要受到处罚。在信息传递较为困难的古代战场上，这无疑是绑住了己方军队的手脚，贻害无穷。也许是自身能力的缺陷，太宗对于政事十分用心，他称自己即位后每天鸡鸣即起，处理政事没有一天放松，许多琐碎的事务他也亲自了解，生怕被臣下蒙蔽。太宗“武功”不行，但对文治的渴求却超过太祖，他改革科举，扩大取士，兴建三馆等藏书机构，编纂、校勘书籍，补足了太祖在这方面的一些缺陷。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要求以预防内患为主，尤其是威胁皇权的因素。前代宦官、外戚都曾造成大乱，宋初君主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太宗因为自身的原因对宗室的防范也十分严格，许多措施都是在太祖时开始、在太宗时完善的，这些措施的核心是给予宗室厚禄而不予其实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于官员的监察控制在历代都是大问题，在宋代，由于官员数量的膨胀，显得更加重要。宋代在中央设立御史台和谏院，合称“台谏”。御史台主要负责监察百官，最高长官御史大夫虚而不设，这样，副职御史中丞就成为实际的负责人。御史台下辖三院，即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长官是侍御史，殿院长官则称殿中侍御史，察院长官是监察御史。谏院在唐代负责规劝讽喻君主，宋代也是如此，但重点已放在对百官的监察上，其长官按规定为左、右谏议大夫，但实际上多以其他官员执掌谏院，一般称作知谏院。御史台和谏院的职能在宋代已经接近，因此台谏常常并称。台谏官在宋代享有许多特权：一是允许“风闻言事”，就是说台谏奏事，不要求他们讲出消息的来源，即使说错了也不会因此受罚；二是宰相等高官遭到台谏官弹劾时，情况严重者应该辞职。有宋一代，台谏言事之风很盛，台谏官经常攻击大臣，这一方面震慑了不法者，另一方面，一旦台谏被权臣控制，也会成为排斥异己的有力工具。

除了利用台谏官监督百官以外，宋初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措施来控制官员：一是严防朋党。唐代牛李党争的教训为赵宋君主所吸取，凡是大臣牵涉结党问题的，大多不是罢官，就是被赶出朝廷，台谏官也把监察臣僚是否结党当作主要职责。再加上宋代殿试在科举制中地位的确立，皇帝亲自掌握了取士的大权，也抑制了朋党的产生。二是实施“异论相搅”，也就是说大臣中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而是要适当扶植对立面，使得大臣们互相监督，互相牵制。这一政策是为了避免皇帝被蒙蔽而设计的，也使得皇帝可以听到更多的意见。这两项措施的实施其实维持了一个精巧的平衡，一方面要朝廷上有对立，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大臣结党。这个平衡需要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