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须用读书人”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宋太祖的第二个年号是“乾德”，定年号时赵匡胤就要求宰相们找一个前代没有使用过的。乾德三年（965）宋灭后蜀，后蜀宫女被充实到赵匡胤的后宫，一次偶然的机会，赵匡胤发现一个宫女的镜子背后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于是大惊，问遍了几位宰相都得不到解答，后来还是翰林学士窦仪解开了这个谜底。原来前蜀王衍的年号也叫“乾德”，镜子是那时铸造的。宋太祖因此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

这个故事受到宋代士大夫的竭力宣扬，被奉为“祖宗家法”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这个故事本身颇有可疑之处，但采用文臣治国的确是宋初为了走出五代纷乱局面的重要一步。宋代被认为重文轻武，宋代的士大夫们在提到“本朝”读书人地位的超然时，不约而同地将根源追溯到宋太祖，南宋大儒魏了翁说：“艺祖造宋，首崇经术，加重儒生，列圣相承，后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间，豪杰并出。”在宋人笔下，似乎宋朝自诞生之日起便一扫前代重武轻文之弊，确立起崇文抑武之风，常被他们引以为据的，便是宋太祖“宰相须用读书人”与“欲武臣尽读书”两句名言。

建隆三年（962）二月，宋太祖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结果“近臣皆莫对”。大臣不知如何回答的尴尬，显示出太祖问话的突兀，说明这一话题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朝堂上话题的转换，令人觉察到时代变迁的迹象，太祖“欲武臣尽读书”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宋人程大昌认为，宋初诸将大多出身低微，“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无异，因此太祖的目的是提高武将素质。

但从更深层次看，太祖的用意显然不只于此。读书的关键在于“知为治之道”，而所谓“为治之道”，并不是治国理政之术，而是明悉君臣大义。《宋史》记载：“太祖事汉、周，同时将校多联事兵间；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亚。宋国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气，俯首改事，且为尽力焉。”五代时期君臣之道的沦丧已如前所述，太祖提倡武将读书，正是希望消磨他们的猛悍之气，将这些出身戎行的武夫悍将，改造成明尊卑名分、自觉维护君臣秩序的将佐官僚。换句话说，宋初重文的主要目的还是使文武官员各司其职，逐渐将武将手中的行政权和财权交到文臣手中，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毕竟历代都是“马上得天下”，但没有“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宋太祖不但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多次表示“欲武臣尽读书”，自己也勤于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历代史书，经常读书至深夜，称读书能增广见闻。这一系列行动的目的其实是要树立一个提倡读书的导向，更重要的是借此来重建君臣秩序。五代时期，各路豪强凭借强大的武力争斗不已，胜者为王，君不君，臣不臣，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要改变这一状况，宋初君臣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实行文治，倡导武臣读书和选择读书人做宰相都是这一计划的第一步。

皇帝提倡读书，在武将心中的导向作用不可低估，史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骁将党进本来一字不识，朝廷派他去高阳防秋，临行前照例应准备辞章向皇帝辞行。当值文吏将言辞写到笏上，并教党进背诵熟练，可党进拜见太祖时却忘得一干二净。正在大家都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党进忽然抬头盯着太祖，厉声说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旁边的仪仗卫士掩口而笑，几乎失仪。党进下殿后，有人问他：“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党进回答：“我尝见措大们（指读书人）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要官家（宋代对皇帝的称呼）知道我读书来。”党进的举止令人忍俊不禁，可是仔细想来，这也正表明太祖“欲武臣尽读书”的口号影响之大。“上古其风朴略”语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党进竟能脱口而出，反映出太祖提倡武臣读书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应该指出的是，文治的目的并非单纯地为了提高文臣地位，而更多的是在于重建统治秩序，扭转五代时期失衡的文武关系，端正尊卑名分、君臣之道，以巩固赵宋江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坐论之礼”的废除。所谓“坐论之礼”，就是前代宰相觐见天子商议政事时，天子一般会赐座、赐茶，一方面是对宰相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宰相可以从容地在天子面前表达意见。北宋建国后，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都是后周旧臣，地位原先都在赵匡胤之上，他们在皇帝面前难免战战兢兢，每次奏事都是事先写好札子，面见皇帝时既不敢坐，也不敢随便发表意见，久而久之，皇帝就不再赐座给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从此在皇帝面前也只能站着了。

要实行文治，需要大批人才，扩大科举取士就成为一个重要途径。唐宋两代虽然都实行科举制，但录取人数的多少相差悬殊。据研究，唐代科举包括常举和制举在内，每举录取人数很少超过百名。以进士为例，最多的时候，一次不过七八十人，少的时候只有几人，甚至还有全部落榜的例子。对于科举出身者所授的官职也不高，即使考中进士高科，也只能授从九品的县尉。这种情况经过五代到宋太祖时期都没有改变。然而，宋太宗即位后，科举录取人数有了一个爆炸式增长，所授官职也比以前优厚得多。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即位后举行了第一次科举，录取进士、诸科人数达五百名之多，相当于太祖朝每年取士人数的二十五倍，前几名会授予从八品的将作监丞、正九品的大理评事等官职。科举取士的扩大，使得科举出身的官僚在官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迅速扩大，宋代虽然因此背上了“冗官”之名，但毕竟是给了更多人以机会，不但有利于人才的选拔，也极大地促进了政权的稳定，对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另一方面讲，在社会层面上，科举制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唐代政治尚有门阀政治的影子，科举制本身便是要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但唐代门阀势力依然颇有影响，科举经常充塞着权豪子弟。唐人胡曾在《下第》诗中就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当时士大夫讲求流品，看重家世，这种情况到唐末发展到极致，朝堂上高官被所谓“衣冠士族”所把持，这些人热衷于文学，自诩清流，却没有多少实际才干。黄巢起义时“天街踏尽公卿骨”，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到唐末时，更有“白马之祸”，朱温将朝中七位士族大臣赐死于白马驿，因此受到牵连而被赐死者多达百人，朝廷为之一空。朱温亲信李振在唐末曾经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心中满怀怨恨，建议说：“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文人地位在此时下降到了最低点，但同时文人也开始转型，一些出身小吏的实干型人才成为五代文人的主流。到宋初，赵匡胤亲信幕僚中的文人也多是这一类。比如开国功臣赵普，出身于小吏世家，早年教过私塾，进入赵匡胤的幕府后成为其重要的谋士，而且与赵匡胤一家关系密切，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一直称呼他作“赵书记”，这是赵普在赵匡胤幕府时的官职“归德军节度掌书记”的简称，即便后来赵普位居宰相，杜太后还是如此称呼他。赵普是典型的实干型人才，宋初的许多制度设计都出自他手，削弱藩镇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战略就是他提出的。作为五代以来“文吏”型大臣的典型，赵普其实读书不多，后世称他“半部《论语》治天下”，最初可能是写实，而没有褒贬之意。后来者评论此语，从称颂儒家经典的角度说，自是《论语》博大精深；在饱学之士眼中，赵普不学无术。在“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故事中，在赵匡胤看来，赵普显然不是读书人。在皇帝心中，或许那些饱读诗书、严守儒家礼法、懂得君臣尊卑的士人，才能称得上“读书人”。科举考试要选拔的也是这样的人才，而世家大族此时已被扫荡一空，通过科举考试的多是平民子弟，没有家世背景的科举官僚更不容易结党，也更容易控制。唐宋科举制度的这一变化，与之密切联系的是政权组成官僚的类型变化，也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所说的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的转变。

提高文臣地位，起初是为了抑制武将权力的膨胀，但随着文治局面的展开，士大夫的地位也得到了极大提高。相比于其他朝代，宋代士大夫的境遇是令人羡慕的，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太祖誓碑》。据南宋陆游《避暑漫抄》记载：赵匡胤登基后在太庙寝殿的夹室立了一块碑，谓之《誓碑》，十分机密，平时总是大门紧闭。每当新皇帝即位时，都要到太庙参拜，正式的仪式结束后都会去到立碑的夹室里，陪同的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新皇帝便在碑前参拜，默诵碑上的文字立誓，然后离开。碑上的内容十分保密，皇帝身边的亲信也没人知道。直到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门被打开，世人这才发现碑上刻有三行字，第二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最后一行则算得上是一个毒誓，说子孙后代有违背这个誓言的，必定会受到上天惩罚。这个记载颇多疑问，是否存在这样一块“誓碑”也有很多争议，但宋代的确很少杀士大夫，尤其和常在朝堂上杖毙大臣的明代相比，宋代的士大夫要幸福得多，一般情况下，大臣犯错最严重也就是被贬到岭南。但也有人就此认为，正因为他们没有了死亡的威胁，所以宋代才出现了官员贪污盛行的现象。

宋代的文治是宋初君主为了矫正唐末五代政治之失，引导臣下明君臣之义、尊卑之分，重建儒家道德伦理，通过文臣驾驭武将，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科举制的改革也是为了塑造符合君主要求的文臣。虽然宋代文治是在君主体制下文人掌权的政治，但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造就了宋代士大夫的主体性意识，他们提出了要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要求，也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牺牲精神。